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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陳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這時﹐他已經73歲﹐面對重大歷史轉折時期的複雜局面和黨內外幹部群眾的殷切期盼﹐陳雲深感肩上責任的重大。在奮力工作的同時﹐他和葉劍英､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都對幹部青黃不接的嚴重狀況產生了極大的擔憂。
　　本來﹐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新老幹部之間的交替﹐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建國初期﹐當時的領導幹部都年輕﹐這還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前期提出了這個問題﹐正著手解決時﹐進程卻被「文化大革命」打斷了。「文革」結束﹐靠造反起家的人被清除出幹部隊伍﹐一大批老幹部恢復工作﹐這是應當的。但這樣一來﹐幹部老化問題積累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歷史遺留下來的各級領導班子的年齡普遍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15歲至20歲﹐比50年代大得更多。
　　陳雲注意到﹐當時各省委､地委的主要負責人多數是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抗戰時期的幹部﹐他們大多是帶病工作﹐時常因病住進醫院。因積勞成疾而死亡的人也越來越多﹐開追悼會的消息幾乎每天有幾起。這種狀況顯然已經不能適應中國近十億人口大國的繁重的領導工作。
　　另一方面﹐陳雲也感到﹐「四人幫」的幫派殘餘勢力及其影響依然存在﹐他們是安定團結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不穩定因素。陳雲後來說﹐「不要只看他們現在一時表現好。現在這些人大概表現是『蠻好』﹐他要爬上來﹐現在只能表現好﹐因為老傢伙還在。但是﹐到了氣候適宜的時候﹐黨內有什麼風浪的時候﹐這些人就會變成為能量很大的興風作浪的分子。… …什麼時候氣候適宜呢？我們這些人都見馬克思去了﹐胡耀邦同志他們也見馬克思去了﹐那個時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會開得差不多了。」
　　鄧小平一再提到王洪文的一次講話﹐也引起陳雲深深的共鳴。這指的是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一度自命毛澤東當然接班人的王洪文心懷不滿﹐跑到上海､杭州﹐下車後第一句話就說﹕「10年後再看。」這句話極大地觸動了鄧小平､陳雲這些老一輩革命家。鄧小平當時就同李先念談過這件事﹐認為從年齡上是鬥不過他們的﹐確實要有比較年輕的幹部上來工作。老一輩革命家不在以後﹐「四人幫」的幫派殘餘勢力會不會翻天﹐這種擔憂在黨內外､國內外廣泛存在。能不能及時地實現新老交替﹐已經成為關係到三中全會正確路線連續性､繼承性的重大戰略問題。為此﹐陳雲從回到領導核心的那一天起﹐就極力主張抓緊解決接班人問題﹐推動幹部新老合作與交替進程。
　　1978年12月10日上午﹐陳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發言說﹕「有人提出成立中央書記處﹐我贊成。這可以使中央常委擺脫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於國家大事。這也可以使年老同志減輕工作。」1979年3月﹐陳雲擔任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再一次主持全國財經工作。3月25日﹐他主持召開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與會的都是解放以來在綜合機關做財經工作的老幹部﹐最年輕的62歲﹐大一點的70歲以上。
　　看著他們﹐陳雲不禁大發感慨﹕「30年來﹐變來變去﹐還是這些老人。」他提出﹕「找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或者五個年輕一些的﹐四十歲到五十歲的幹部﹐到財經委員會工作。要有一點工作經驗的﹐人數也不要多。這些人不是當秘書的﹐而是在我們這裡當『後排議員』。我們這些人都快要『告老還鄉』了﹐解放時﹐我四十五歲。那時﹐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開會﹐晚上同周總理談﹐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滿滿的。現在我長時期只能工作兩個半天﹐多了不行。如果還要那樣幹﹐無非是向『八寶山』開快車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後排議員』﹐這些人參與討論問題﹐參與決定大政方針的事。培養這樣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10月3日﹐陳雲在中共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再次鄭重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調兩個比較接觸實際工作的幹部上來﹐把財經工作好好搞一下。陳雲說﹕「這是我們國家的大計﹐黨的利益。如果組織上不採取這樣的步驟﹐我們的工作搞不動。華國鋒太忙了﹐葉帥年紀大了﹐我的身體本來就弱﹐而且今年75歲。小平同志雖然身體好﹐但也76歲了﹐靠我們不能持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重新設立了中央書記處。但陳雲看得更遠﹐他說﹕「成立中央書記處﹐這是黨的一項重要的措施。這個事情非常緊迫﹐非常必要。現在從中央到縣委﹐大部分人頭髮都已經白了。所以﹐有它的緊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現在我們主動地來選擇人才﹐還有時間﹐再等下去﹐將來就沒有時間了。黨的交班和接班的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在我們中國黨內﹐有過痛苦的教訓﹐這一點﹐我不說大家也知道。」。
　　陳雲主張書記處改變過去傳閱畫圈圈的方式﹐實行集體辦公﹐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當時的書記處平均年齡也達到60多歲﹐不算年輕。陳雲後來引述一個美國新聞記者羅德裡克的評論﹐說這個領導班子力強﹐年還不富。陳雲鄭重地提出﹕既然要選擇年輕幹部﹐就存在一個選擇標準的問題。陳雲提出﹕「這些被選進的人﹐黨性要強﹐要有幹勁﹐要有一定的工作經驗。還要培養一批技術幹部到各級領導機關裡來﹐這樣才能搞四化。」。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德才兼備﹐但在德與才的具體內容上﹐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詮釋。陳雲提出首先是「黨性要強」﹐就是強調「德」。特別突出地強調要從技術人員中培養提拔一批人到領導機關來﹐反映他所考慮的「才」﹐是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知識水平和能力。五中全會後僅過了一個月﹐3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舉行會議﹐再次討論了培養提拔中青年幹部問題。陳雲出席了這次會議。
　　鄧小平在會上表示﹐他對中組部提交的優秀中青年幹部名單不滿意﹐認為有兩大問題﹕第一﹐年齡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學畢業的很少﹐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生。陳雲同意鄧小平的意見﹐要求組織部門在知識分子中多選拔培養一些中青年幹部﹐認為知識分子可以當專家﹐但也有不少人是可以當領導幹部的。
　　鄧小平､陳雲的意見﹐極大地震動了組織部門。時任中組部部長宋任窮認為「這是對我們工作作出的批評﹐也是對我們的鞭策」。5月﹐中央組織部召開選拔中青年幹部座談會﹐落實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的意見﹐討論制訂了《關於進一步做好選拔優秀中青年幹部工作的幾點意見》﹐要求各級黨委大膽提拔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專業幹部參加領導班子。會議確定﹐今後吸收脫產幹部主要從大中專畢業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擇優選拔﹐一般不直接從文化低的工人､農民中選拔。
　　在這期間﹐對於關係重大的選拔標準問題﹐陳雲還在進一步思索。他提出選幹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且要把對於這種幹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轉述了陳雲的意見﹐認為﹕「這些意見講得好。許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幹部隊伍的年輕化外﹐對幹部隊伍的知識化､專業化也很不重視。這也是過去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的一種惡果。目前的問題是﹐現行的組織制度和為數不少的幹部的思想方法﹐不利於選拔和使用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在這個問題上來個大轉變﹐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勇於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才﹐堅決同一切壓制和摧殘人才的現象作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