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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41年的夏秋兩季開始﹐河南本該是雨水充沛的季節﹐卻連一滴雨都沒有下﹐反而驕陽似火。在旱魃的狂舞中﹐昔日肥沃的土地已經龜裂成塊﹐最後變成沙化的土地﹐完全不適合耕種。原本有河南糧倉之稱的滑縣﹐連續三季顆粒無收。
　　1942年﹐大災來臨﹐河南境內成千上萬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飢餓境地。災民們宰殺了他們平日愛如生命的雞犬､耕牛﹐賣掉他們的鋤頭､棉襖﹐賣出他們的土地﹐最後割下他們的心頭肉賣了兒女﹐賣老婆。末了還是被死神銜去。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論中寫道﹕「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乾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斗糧食。」災民開始吃草根､樹皮﹐而且很快草根也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貧血﹐瘦弱﹐疾病﹐然後面部浮腫。在許多地方還出現了「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只吃死屍﹐後來殺食活人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在洛陽﹐有個滎陽籍的災民不忍心家人在飢餓中煎熬﹐親手殺死他的一妻二子後投井。有傳教士報道說﹕「餓瘋了的農民為尋找食物而武裝攔路搶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長。」。
　　河南大饑荒﹐蔣介石對國民的不負責任﹐使國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盡失民心。河南大饑荒﹐事實上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場大失敗。
　　八年抗戰﹐河南是中日對決的主戰場﹐遭到戰爭的反覆蹂躪。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是屏障川陝大後方的最後一道防線。「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日軍加緊了對河南的佔領。戰爭中﹐炮火灼燒､軍隊踐踏往往會毀掉成片的莊稼﹐而且日本軍隊每到一地總是會在撤退前有意識地破壞莊稼。河南在中日軍隊的反覆爭奪中﹐農業受損嚴重。
　　1937年﹐國軍在日軍的凌厲攻勢下﹐節節後退﹐直到依托黃河天險才略有喘息﹐豫北全境淪陷。為了阻緩日軍的瘋狂進攻﹐蔣介石密令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任由洶湧的黃河水向東南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河決堤氾濫後﹐淹沒了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所屬44縣5.4萬平方公里土地﹐89萬百姓在水中喪生。國軍「以水代兵」只能暫時阻擋住日軍進攻的步伐﹐卻給下游百姓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害。黃河水退後﹐形成了一片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了沙灘河汊﹐無法耕種。此後黃河水連年氾濫﹐頻繁決口。黃泛區土地經過大旱炙曬後﹐撂荒的土地又成為蝗蟲迅速滋生的溫床。
　　災情惡化後﹐各地受災百姓與戰爭難民一起大批匯入國統區﹐加快了國統區社會生態的失調﹐國統區百姓的糧食負擔進一步加重。參戰部隊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糧食。民國時期﹐中國還沒有能力構築機動化的軍事後勤體系。軍隊沿用的是幾千年來中國軍事後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軍糧､馬草甚至是兵源補充在內的軍事後勤﹐大部分由軍隊駐紮省份供給﹐即所謂的「就地取材」﹐以節約運輸損耗。河南境內在抗戰時期﹐長年有數十萬國軍部隊駐防﹐這構成了壓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
　　從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2年河南遭災﹐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河南出兵出糧的數量都位列全國第一。這樣的沉重負擔﹐即使是風調雨順﹐河南農民在交糧納賦之後﹐也只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軍隊向民間的過度索取﹐使民間的抗災能力已經接近於零﹐許多農民早已陷入破產的邊緣。一旦天災來臨﹐饑荒的爆發也就在所難免了。
　　1942年10月﹐臨近冬季﹐災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賑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籲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征實配額﹐蔣介石拒不接見。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痛哭著陳述河南災情﹐仍然得不到積極回應。
　　事實上﹐不是蔣介石對災情裝聾作啞﹐而是他對河南戰爭形勢太過於悲觀。蔣介石基本上把河南當成一塊隨時需要放棄的領土。因此﹐「不讓糧食資敵」的心理﹐使蔣介石一方面盡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在最後時刻來臨時甩手把千瘡百孔的河南當成燙手的山芋拋給日本人。
　　《大公報》重慶版刊發了發自災區的報道後﹐立刻遭到了國民政府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同時對災情相關的信息嚴密封鎖﹐加大新聞審查力度。新聞管制引起駐重慶的外國記者一片嘩然﹐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決定親赴災區採訪真相﹐他在河南災區深受震動﹐大街上､田野中倒斃者隨處可見﹐無主的野狗肆意地啃咬死屍。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從災民的口中﹐聽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對當地災民來說﹐人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
　　白修德的災情報道首先在《時代》雜誌上刊出﹐此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訪問美國﹐而且在美國國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表達對印度饑荒的同情﹐更諷刺的是宋美齡當時的身份是印度災荒救災委員會主任。1943年3月底﹐一心希望面陳災情的白修德輾轉找到宋慶齡﹐在她的幫助下﹐才終於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完全否認了白修德所說的關於災區的一切﹐當白修德向他展示野狗刨咬死屍的照片時﹐蔣介石才不得不尷尬地承認災情確已嚴重。
　　美國作為二戰中國民政府最大的援助方之一﹐對中國戰場和中國境狀較為關注﹐白修德的報道引起了美國人的強烈關注。為了向美國展示其開明的形象﹐也為了給國內輿論一個交代﹐蔣介石順勢給自己找了台階下﹐一面誇獎白修德比他的任何一個調查員都稱職﹐一面開始高調救災。
　　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有所行動﹐災民的死亡便會迅速減少。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了那位災區傳教士的來信﹐信中感激地寫道﹕「自你回去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 …」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軍隊也拿出一部分餘糧﹐全國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其實在1942年年底﹐國民政府已經同意撥給河南2億元賑災(其中1億元為賑款﹐1億為貸款)﹐但又同時強調軍糧徵收不能減免。這顯然是一個社會管理與軍事訴求相衝突的政策。中國自古代起﹐就強調先免後賑的救災順序﹐蠲免賦稅應是政府的首要反應措施﹐賑濟的同時不免賦稅無疑於折騰災民。2億元的數字聽起來很大﹐但是當時災區的糧價飛漲﹐2億元即使全買成糧食﹐只能購得2000萬斤﹐300萬災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國民政府的銀行系統在此期間還曝出數起特大發國難財的貪污案﹐2億又被各級貪污官員刮走了一層。2億元賑災款變成糧食﹐再運送配給﹐也需要一段時間。可是對災民來說﹐時間就是生命。
　　在徵糧方面﹐國民政府卻沿用了之前的剛性徵收措施。由於當時河南的交通運輸極為困難﹐從外省調運的糧草至少也得好幾個月。在軍民交困的情況下﹐為了保證軍人口糧﹐蔣介石採取了捨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徵收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合200斤﹐共計3.4億斤﹐300萬災民人均被搶走了110多斤小麥。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去﹐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徵糧。政府派人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地方的保丁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甚至出現過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殺的慘劇。國民政府官辦通訊社中央社的消息也說「河南人民深明大義﹐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從側面證實了河南饑荒的真相。
　　蔣介石在河南大災中棄民保軍､假救災真奪糧的做法﹐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此時﹐中國共產黨的陝甘寧根據地接收了不少河南災民﹐為他們贏得了很多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的愛將､31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兼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在抗戰抗災的緊急機制下﹐湯恩伯在重災區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還驅使大批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權力囤積走私﹐大發國難財。河南百姓甚至將他列為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在大災面前也毫無擔當精神。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能堅持到麥收﹐就能吃到新糧活下來。但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災的緊要關頭﹐各縣縣長卻怕冒風險﹐緊捂公倉﹐不放一粒餘糧給災民﹐看著災民餓死。
　　河南大饑荒﹐蔣介石對國民的不負責任﹐使國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盡失民心﹐不少河南百姓視國軍為比日寇還要邪惡的敵人。1942年之後的兩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創之後﹐孤注一擲﹐發動了意欲打通平漢線的「一號作戰」﹐建成連接中國南北的陸地大走廊。歷時38天的戰鬥中﹐5萬日軍擊垮了擁有40萬兵力的國民黨軍隊﹐佔領了豫中30多個縣城。儘管中國軍隊中有不少愛國官兵浴血奮戰﹐洛陽保衛戰等戰役也打得異常頑強﹐但由於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國民黨軍隊迅速潰敗。
　　當國軍部隊向豫西撤退時﹐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後來整連整連地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台﹐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參加中原會戰的幾支主要部隊在戰後總結中都提出了這個問題。
　　湯恩伯順勢將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蔑河南民眾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利用軍權走私､侵民擾民行為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憤的是﹐湯恩伯兵敗時﹐倉庫存有的100萬袋麵粉尚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1942年﹐河南大饑荒﹐事實上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場大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