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官上朝將大量時間用於私人應酬
著名學者楊聯陞先生曾寫過一篇短文《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他的看法是﹐作息有根本的重要性﹐一個人的工作和遊憩時間的比率﹐是他在社會中所取所予的一個指數。楊先生發現﹐中國古代王朝越到後期官員享受的假日越少﹐如唐代到元代十天就有一次休假﹐到明清卻完全取消了。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公務員處理的事務越來越煩劇﹐繁文縟節不斷增加﹐二是皇帝權力高度集中﹐自己都忙得夠嗆﹐還能輕易放過手下的這些官員嗎？
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皇帝上朝時間之早令人驚訝﹐一般都在早上五點到六點﹐如果上朝時間延至七八點就被認為相當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頤和園視朝﹐許多官員為了準時到達﹐必須半夜起床。最近我讀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員惲毓鼎的日記﹐日記裏對上朝時間之早的描述更加讓人不可思議。如某次上朝要三點鐘出門﹐因為道路泥濘﹐抵達東安門時天已黎明﹐光緒帝先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謂看祝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員寫的文件﹐然後再召見官員。也就是說﹐從家裏趕到上朝地點﹐中間可能要走兩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然後還要在朝房等候許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濘﹐在車中顛沛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設備﹐還容易染上寒氣。怪不得惲毓鼎有一次見到光緒帝就感嘆「天顏清減﹐深以為憂﹐竟無人敢以攝養之說為聖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臉色不好看都是讓上朝過早給鬧的﹐這聲嘆息頗似感同身受。如果是趕去頤和園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給慈禧祝壽﹐惲毓鼎一點半鐘起床﹐先到東宮門外詹事府帳篷歇息一陣﹐再向頤和園進發﹐此時的頤和園內燈火通明﹐光彩如晝﹐也驗證了壽禮應是在黎明前後舉行的。
在上朝和會客路途中由於時間充裕﹐官員可以在車中選讀一些書籍﹐有時兩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見在馬車顛簸中閱讀的時間不算短。不過要想通過以上的描述斷定清朝官員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償命你可就錯了﹐因公勞累恐怕只是個假象﹐一個關鍵證明是早朝完畢後官員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睡上一大覺直到日落才醒也沒人管﹐似乎遠不及當今的打卡白領那般辛苦奔命。
就拿惲毓鼎的作息時間表來說﹐他的詹事府職務相當於史官﹐負責皇帝的起居註編纂﹐也就是記錄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書﹐按理來說應該隨侍皇帝近旁。但除皇帝舉辦例行儀式時起居註官應陪伴左右外﹐其餘時間只偶爾光顧史館﹐平常都是史館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給他審閱﹐交還的日子好像也沒有嚴格的規定。審稿範圍包括《儒林》《文苑》這類官修史書的稿本﹐也包括審核校閱一些地方誌。遇到上朝等公事﹐排班甚至可以自行協同商量﹐預先排定。如1898年年底詹事府規定有十二班﹐惲毓鼎自己選擇四班上朝﹐其餘班次即可免予參加。這四次上朝中﹐還有一次因起床過早﹐一點鐘起來頭暈嘔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1905年﹐對那些缺席早朝的官員好像也沒有了處罰的規定﹐以致有時上朝陪侍的官員稀稀落落﹐讓人感覺不成體統﹐在此之前﹐如起居註官有誤班或缺席者﹐須告知禦前大臣奏聞議處﹐所以每次遇到有不來上朝者﹐大家就會惴惴不安。
與上朝這類公事相比﹐惲毓鼎大量時間會花費在與科舉同科或鄉親好友之間的團拜上﹐寫一些私人應酬的書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此外回覆信函和閒逛琉璃廠淘舊版書也是重要的活動。其他一部分時間會用來懸壺行醫。表面上看﹐官員受公事牽扯精力並不像預想的那樣多﹐但私事應酬確是如一張大網﹐常常罩得人喘不過氣來。從日記上看﹐趕赴私人飯局幾乎佔去了惲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幾乎到了煩不勝煩的地步。
惲毓鼎就自責說﹕「自去冬至今﹐會無謂之客﹐赴無謂之局﹐終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時靜坐看書而不可得﹐以致胸懷擾攘﹐往往夜不能寐。十餘年所用心性工夫幾全數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將為小人之歸矣。」也就是說再這樣消耗下去和小人沒什麼區別了﹐這可是相當嚴重的一個事情。有一次惲毓鼎絡繹不絕地連續接待了十幾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舉步﹐他不由自主地開罵起來﹐覺得自己究竟無一正經之事﹐無一關係之言﹐費光陰﹐耗精神﹐發出真冤苦的抱怨。
1906年2月20日午前﹐惲毓鼎連續接待了五撥客人後就嘔吐起來。於是發出了一陣感喟﹐說西人彼此見面時會就事論事﹐聚會後也不迎不送。宴會上談論閒情私事﹐公事免談。國人卻恰恰相反﹐那些來訪的人明明有想說的事﹐卻先做無數浮泛的言辭加以鋪墊﹐廢去許多口舌後才進入正題。等到了該說之事﹐說起來又拉裏拉雜﹐沒完沒了﹐聽起來厭煩無比﹐其實幾句話就能說清。如此下去﹐主人哪裏會不睏﹐哪裏會不怕會客？
我們從一個清朝官員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裏發現﹐處理公事的部分其實佔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時間會消耗在私事應酬的漫長程式裏﹐其中甘苦只有當事人自己才能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