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雲

整個滿清一代，紀曉嵐可以算是文化方面屈指可數的幾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總括他的一生，除了在仕途方面很有些得意，在滿清王朝初期特別是『崇滿抑漢』的大背景下，一直做到了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的高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命下，主持編纂了清政府最具有想像力的『形象工程』——《四庫全書》，並著有一部以談鬼怪故事為主的《閱微草堂筆記》。當然，以上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但大家未必熟知的則是紀曉嵐超乎尋常人的『縱欲』。
根據人民網報導，具體而言，紀曉嵐的『縱欲』主要表現在『食』和『色』兩個方面。就『食』的一面說，他的癖好是只吃豬肉，不吃米、麵，而且飯量奇佳，動輒每頓吃掉十數盤豬肉。而相對於『食』的一面，紀曉嵐在『色』方面的表現，則更是令人瞠目結舌，以至於不免使今人懷疑他老先生是不是染上了『性慾亢進』的毛病。
關於紀曉嵐在這兩個方面的特異之處，清人的一些野史筆記中多有記載。這裡不妨隨手援引幾條，以為參證。小橫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觀》卷三中說：『公平生不食穀麵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飯時只豬肉十盤，熬茶一壺耳。』採蘅子的《蟲鳴漫錄》卷二說：『紀文達公自言乃野怪轉身，以肉為飯，無粒米入口，日御數女。五鼓如朝一次，歸寓一次，午間一次，薄暮一次，臨臥一次。為每日不可缺者。此外，乘興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鎗在《嘯亭雜錄》卷十中也說：『（公）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孫靜庵《棲霞閣野乘》一書講述了一個關於紀曉嵐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間紀文達公，為一代巨儒。幼時能於夜中見物，蓋其稟賦有獨絕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則膚欲裂，筋欲抽。嘗以編輯《四庫全書》，值宿內庭，數日未御女，兩睛暴赤，顴紅如火。純廟偶見之，大驚，詢問何疾，公以實對。上大笑，遂命宮女二名伴宿。編輯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宮女賜之。文達欣然，輒以此誇人，謂為「奉旨納妾」雲。』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到了近似於『色情狂』的病態程度，甚至在堂堂的乾隆皇帝面前也絲毫不加掩飾，這一現象到底是一種單純的生理現象，還是一種複雜的精神現象？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似有進一步解析的必要。
在這個問題上，我以為前人的野史筆記都將其歸之於一種單純的生理現象，說他是『奇人』，具有這個方面的特異功能，雲雲，都是一些被表面現象所蒙蔽了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泛泛之談。我個人傾向於認為，作為一位才情冠絕一時的大知識份子，紀曉嵐的『好肉』與『好色』，不只是一種純粹的個人生理現象，而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現象。因此，必須到紀曉嵐精神世界的深處尋找原因，才能夠切中肯綮，找到這種現象的最合理的解釋。
首先，我以為有必要從紀曉嵐在文化學術方面所取得的幾項成就的『含金量』說起。如前所述，紀曉嵐為世人所矚目的文化成就主要有兩項：一是奉旨主持編纂了《四庫全書》；二是在晚年寫了一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的隨筆雜記《閱微草堂筆記》。
關於《四庫全書》，『五四』以後的魯迅、唐弢等人曾將其評價為一部閹割中國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實際上，在學術界尤其是國外的漢學界，持此類觀點的多有人在。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透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他們出善價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戶搜尋。該禁的圖書是研究軍事或邊務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說的評議，還有就是那些頌揚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無獨有偶。哈佛大學著名的中國史教授史景遷在他的《追尋現代中國》（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一書中，提及這部堪稱浩瀚的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工程時，在充分肯定了它取得了『中國目錄編纂的偉大成就』的同時，也鮮明地指出——編纂《四庫全書》還具有檢視文獻的目的，藉此搜查私人藏書，並嚴懲那些收藏有輕視滿人內容的書籍的人。這類書，以及包含有害於大陸國防的地理和遊記類書籍也被銷毀。這些毀書行動之徹底，使得我們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顧問納入禁毀之列的兩千多種圖書從此銷聲匿跡。
別人暫且不管，反正我個人對於上述學者的這些『誅心之論』，是心有戚戚的。故此，紀曉嵐秉承皇帝的諭旨所從事的這項事業，你當然可以說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但也完全可以說它是『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項『缺德工程』。
至於《閱微草堂筆記》，雖然皇皇24卷，但是仔細閱讀過它的人都會發現，這部明顯受了蒲松齡《聊齋誌異》影響的筆記體雜記，除了語言精美典雅、行文亦莊亦諧、故事引人入勝等幾個優點外，倘就其內容和思想性而言，則無非是藉一些道聽途說的神鬼妖狐的小故事，重彈『因果報應』的老調子，很少有震聾發聵的獨到而新穎的觀點和見解，因此，未免就失之於貧乏和單薄。
尤為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紀曉嵐本人對這部消遣之作，也並不看重，他曾經這樣評價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平生心力坐消磨，紙上雲煙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因此，倘若從上述視角看問題，那麼，總括而言，紀曉嵐在文化方面的成績其實是乏善可陳的。誠然，他擁有絕世的才情和強健的體魄，在一個正常的時代裡，本應該留下能夠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傳之後世，啟發後人。但事實卻是除了代滿族皇帝編輯了一部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書，寫了一部沒有什麼思想價值的《閱微草堂筆記》之外，紀曉嵐實在沒有留下真正讓人矚目的有價值的偉大作品。對這樣一位曠世奇才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紀曉嵐在文化方面乏有真正的大建樹，並不是因為他的才學不足以達此。恰恰相反，紀曉嵐是具備成為『一代宗師』的才情、閱歷和精力的。而且，他本人也具有強烈的發表欲和表現欲，酷愛出風頭。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野史上也不會留下那麼多關於他妙語解頤、當眾挖苦別人的段子了。
那麼，才情冠絕一時的大才子紀曉嵐為什麼『懶於著述』呢？在這裡，不妨看一下清代知識界人士對此的見解。清人陳康祺在他所寫的《郎潛紀聞二筆》卷六中，就曾經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並引用紀曉嵐自己對於這個問題做出的解釋。
他在被清朝的統治者『閹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創造性，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太監』之後，便迅速地滑向了肉體上的縱欲和狂歡，竟然『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試圖用這種肉體的狂歡，來發洩過剩的『力比多』，藉以消磨豪情，轉移自己內心的壓抑和痛苦。
在『紀文達不輕著書之原因』一節中，陳康祺這樣說道：『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閒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書，綜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這段話透露出來的一個重要資訊就是，紀曉嵐活著的時候，他的『懶於著述』的特點就已經被有心人發現了。而且，紀曉嵐對時人的這種議論，似乎非常感冒，忙不迭地對此一問題專門解釋一番。根據紀曉嵐自己的說法，他懶得著述，是因為他看的古書實在太多，知道自己縱然寫得再好，也不過是在拾人牙慧，斷難超越古人已有的思想，因此才主動放棄了著述的努力。
不過，紀曉嵐本人所做出的這樣一種解釋實在有些經不起推敲。紀曉嵐的確是讀書甚多，見聞頗廣，但是古人讀書比紀曉嵐多的應當大有人在。別人先不說，單說在他之前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個人讀的書也不能說比他老人家少吧，但為什麼人家這些人就沒有因此而『懶於著述』呢？
再者，如果按照紀曉嵐的這個邏輯，世人今後豈不是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嗎？真要如此的話，『名山事業』豈不是要壽終正寢了嗎？以紀曉嵐的睿智，他完全應當知道，古人並沒有窮盡天下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窮盡天下所有的真理。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人的獨特感悟，每個人的感悟都是不可能完全重複的。
所以，紀曉嵐自己所說的不願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搪塞之詞，他之所以沒有盡心著述，寫出與其才情相匹配的巨著來，明顯是另有隱衷。聯繫到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文化界的現狀，這個原因其實也很簡單，這就是：高壓的文化政策，頻繁興起的文字獄，已經使紀曉嵐的思想受到了嚴重的衝擊！他被迫接受了精神上的『自我閹割』，從此不敢寫出任何有可能導致殺身之禍的文字。
眾所周知，清初的文字獄是相當嚴酷的，而這些文字獄中相當一部分，恰恰與乾隆皇帝授命紀曉嵐編纂《四庫全書》同時。根據統計，乾隆一朝一共興起文字獄100多起，而在編纂《四庫全書》的期間，則發動了48起，幾乎占到了總數的一半。紀曉嵐幫著乾隆『閹割』中國的古書，最清楚滿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見許多著作因為政治問題而被禁毀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聞目睹當代許多文人因言惹禍，或者丟掉官職，或者全家被株連的遭遇，他不能不對文字工作的危險性產生足夠的恐懼。因此，智商甚高的紀曉嵐只能選擇『鴕鳥政策』以自保，從此以後選擇謹慎為文之一途，或者乾脆就什麼也不敢寫了。
從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選擇紀曉嵐這樣一個有聲望的漢族大知識份子來領銜編纂《四庫全書》，其中固然有滿族八旗當中盡皆『綠林大學』畢業，殺人是強項，『修文』則實在拿不出手的考量，但在其內心裡恐怕也不能排除透過編纂《四庫全書》，讓這個漢族的大知識份子接受一次具體而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因此，紀曉嵐看起來頗得聖寵，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可能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擺設而已。對此，乾隆皇帝並不隱瞞。據說，有一次，紀曉嵐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壯圖求情，乾隆皇帝聞聽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真是一句話驚醒懵懂人，這樣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紀曉嵐的心裡留下難以揮去的陰影。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極端殘酷的政治環境下，我們看到以紀曉嵐為代表的漢族最優秀的腦袋，透過編纂《四庫全書》這項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極力對古人的著作進行全面的『閹割』；另一方面，在『閹割』古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有意無意地實施了『精神自宮』手術。一些漢族的知識精英從此只能夠像紀曉嵐一樣，把超人的才情施之於說點笑話、弄個楹聯和挖苦同僚的範疇，斷然是不會再像其不遠的前輩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潛心於獨立思考的著述事業了。
當時，由於清政府大興文字獄，大部分漢族知識份子都將精力傾注到了考證之學中，由此導致清朝的『小學』空前發達。紀曉嵐既然身處其間，當然也不能例外。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姑妄聽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發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年後，領修秘笈，復折而講考證。』
這其實是一段多少有點辛酸的『自供狀』，它表明了紀曉嵐從事文化事業50年來的心理演變軌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紀曉嵐在三十歲以後，也曾經有過『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的慷慨激昂的階段。但自從開始受命領銜編纂《四庫全書》之後，這種夢想就完全破滅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繁瑣而細致的考證之學裡面，從此不再抱『名山事業』的非分之想，而是老老實實地去做他安穩的『觀弈道人』的生活去了。紀曉嵐的這種選擇本身明確無誤地傳達出這樣一個無情的事實：他已經被乾隆皇帝成功地實施了『洗腦』，由一縷桀驁不馴的『遊魂』，徹底變成了一名即使是在寫一部談鬼論怪的雜記時，也念念不忘『有益於勸懲』的『衛道士』角色。
但紀曉嵐畢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絕世的聰明才智和旺盛的創造慾望被壓抑後，必然會尋求一個新的發洩管道，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移情效應』。在這一點上，紀曉嵐和魏晉時期司馬氏強權統治下許多被壓抑久了的先輩知識份子一樣，於日常生活中尋覓到的一個發洩管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徵諸歷史，像紀曉嵐一樣被實施了『精神閹割』的文人，通常其肉體上的慾望往往是超乎常規的發達。而與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馬遷一樣被『閹割了肉體』的知識份子，則剛好在精神上呈現出旺盛的創造力量。這兩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同時印證了這樣一條生物學法則：身體的某一方面被壓抑，另一方面就會出奇地發達。
我們看到的紀曉嵐正是這樣的一個精神上極端萎縮、生理上極端膨脹的生動的典型。他在被清朝的統治者『閹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創造性，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太監』之後，便迅速地滑向了肉體上的縱欲和狂歡，竟然『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試圖用這種肉體的狂歡，來發洩過剩的『力比多』，藉以消磨豪情，轉移自己內心的壓抑和痛苦。
應當說，把一個優秀的知識份子改造成這樣的一副德性，無疑是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為乾隆皇帝心裡最清楚，紀曉嵐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犧牲自己的幾個宮女和國庫裡的一點糧食，一個淪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對統治者是一點威脅也沒有的。從本質上說，這樣的人和那些宮中的太監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些只會跟在皇帝的屁股後面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角色。因此，當紀曉嵐當面說出自己喜歡女人時，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責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兩名宮女去滿足紀曉嵐的慾望。這個乾隆皇帝大約可以算得上是『愛護人才，尊重人才』的樣板了。
從分析紀曉嵐式的『縱欲狂』的病因，我們大約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古代中國自古以來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宮刑』，一種是直接割掉男人的生殖器官，使之變成生理意義上的『太監』；另一種則是剝奪知識份子獨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變成精神意義上的『太監』。前一種做法只能讓『大丈夫』變成肉體上的中性人，卻仍然阻擋不住像司馬遷這樣的意志強健者，因此還不算太陰毒，也並不算徹底。這後一種精神層面上的『閹割』，則只會造就肢體強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隱蔽性，而且更加徹底，更加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