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雲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馬可·波羅可謂大名鼎鼎。馬可·波羅，也譯作馬可·孛羅，出生於意大利威尼斯一個商人家庭。此人生於1254年，死於1324年。原本，他只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威尼斯商人”。然而，人以書顯，那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遊記”讓他名聲大噪。

　　據《馬可·波羅遊記》稱：大約1271年，17歲的馬可·波羅隨其父親、叔叔，由兩河流域，經中東，歷時四年多來到東方。1275年5月，馬可來到蒙古帝國的上都（內蒙古多倫縣），並獲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賞識，在元朝當了十七年官，遊歷足跡几乎遍佈中國。曾到過今新疆、甘肅、內蒙古、山西、陝西、四川、雲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及北京等地，期間一度到達緬甸。1292年，因伊兒汗國可汗遣使向元室求婚，馬可·波羅奉命護送公主出嫁，離開中國，從海上經蘇門答臘、印度等地到達波斯，並于1295年末回到祖國威尼斯。

　　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馬可·波羅確曾到過中國，遊記記載的情況基本屬實。不過，從《馬可·波羅遊記》一書問世七百多年以來，就一直有人懷疑他是否到過中國，以及他的遊記是否是偽作，並形成了“馬可·波羅學”的兩種觀點：懷疑論和肯定論。

　　質疑和肯定

　　對馬可·波羅這段經歷，早在他在世時就有人表示懷疑。1298年，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發生過一場戰爭，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馬可·波羅身陷囹圄。在獄中，由他口述，由獄友魯斯蒂謙記錄，寫下了這本《馬可·波羅遊記》。1299年馬可出獄，並從他的“老鄉”那裡獲得一個新名字——百萬馬可，意思是說他善吹牛皮，這可能與那部遊記有關，他們認為一個囚徒的話當不得真。關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臨終前勸他把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

　　然而，隨着地理大發現，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越來越豐富，遊記中講的許多事物逐漸被證實，不再被視為荒誕不經的神話了，但還是有人對《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產生懷疑。一些可疑之點如襄陽獻新炮、揚州做了三年官等等，這一切都使人對波羅一家曾長期住過中國發生懷疑。

　　19世紀初，德國學者海爾曼認為，《馬可·波羅遊記》是一部冒充為遊記而編排拙劣的教會傳奇故事，是為了傳教士和商人的利益，用以激發、感化蒙古人的熱情，以便到中國通商而創作的。並且說，馬可·波羅一家最遠就到過中亞布哈里亞（Bucharia）境內，關於蒙古帝國的情況是從曾到過該地的商人們口中聽來的，關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亞的敘述則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國史學家福赫伯也在一篇報告中說，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還是個沒確切答案的問題。

　　隨後，英國人克魯納斯對《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提出了四個極具重量的疑問：第一，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沒有一件可以證明馬可·波羅所言的事情屬實。關於這點似乎有點武斷，或許僅僅是沒有發現。

　　第二，《馬可·波羅遊記》中很多統計資料充滿疑點，把中國豐富多彩的景象搞得灰濛蒙的。

　　第三，中國兩件最具特色的文化產物茶和漢字，以及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在書中都沒有提到。

　　第四，《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許多中國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這可能是因為他只到過中亞的伊斯蘭國家。

　　但是，有學者駁斥了這幾點疑點。

　　第一，雖然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史籍中還沒有發現直接記載馬可·波羅的史料，但有間接資料。有一個名叫楊志玖的中國人和一個叫伯希和的法國人，在中國的《永樂大典》和外國的《伊爾汗史》、《蒙古史》中，找到過一條反駁的“證據”。這幾部史書中提到1290年阿魯渾王的三位使者兀魯斛、阿必失呵、火者的名字，與《馬可·波羅遊記》中提到的阿魯渾王三位使臣的名字以及所處的年代完全吻合，這便是證據。第二，馬可·波羅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著書環境又在監獄裡，沒什麼圖書資料可供參考，而且是同獄難友記錄的，所以難免有錯誤疏漏之處。第三，他可能保持着本國的習慣，不喝茶，所以沒提到茶。同樣，他不認識漢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漢字書法和印刷術實屬正常。第四，書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語或蒙古、突厥語表達，說明他接觸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觸漢人，因而中國地名多用波斯拼法。

　　上面的反駁有些道理，但由於沒有直接證據，不能成為鐵證。第一條雖然有《永樂大典》等旁證，但由於僅是“孤證”，也很難成立。而且《永樂大典》與更早的《元史》有出入。《元史》中根本沒有提到《永樂大典》中記載的那三位使臣。《元史》成書早于《永樂大典》，我們自然更相信《元史》。

　　襄陽獻炮的真偽

　　有人認為，《馬可·波羅遊記》中大加渲染的“襄陽獻炮”事件，是證明他本人確實來過中國的鐵證。

　　關於蒙宋襄陽之戰，在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的力作《神鵰俠侶》中有精彩的描寫，其中除了郭靖、黃蓉、楊過等一班武林高手是虛構的外，所敘襄陽戰守的情況基本符合史實。

　　《元史》中記載了襄陽獻炮的經過。襄陽作為戰略要地，是南宋王朝的“國之西門”，元宋在此地多次交戰，互有勝負。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採納南宋降將劉整的建議，派阿術率軍再次進攻襄陽，繼而又進圍樊城。1269年，宋將張世傑馳援樊城失敗，夏貴、範文虎往援又敗，襄樊軍民奮勇堅守。次年，宋任命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1272年，李庭芝派張順、張貴率水師突破封鎖往援，張順戰死，張貴入城後又突圍應接援軍，被俘犧牲。1273年，元軍切斷襄樊通路，攻破樊城，守將牛富力戰而死，襄陽城被元軍用“回回巨炮”轟破，守將呂文煥出城投降。

　　根據以上記載可以看到，元軍之所以能夠攻下城池，“回回巨炮”功不可沒。那麼，“回回巨炮”是誰製造出來獻給元軍的？

　　《馬可·波羅遊記》中說是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叔叔製造巨炮並獻出的，而《元史》等史料上卻記載說，獻炮者是一個叫“亦思馬因”的回回人。

　　也許有人會說，亦思馬因會不會就是馬可·波羅？

　　這個提問很大膽，但卻沒有什麼價值，因為根據遊記記載，馬可·波羅卒於1324年。而《元史》上說得很清楚，亦思馬因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1274年就因疾而死。可見二人無關。

　　亦思馬因有個兒子叫布伯，這個名字聽起來與“波羅”相似，他會不會是馬可呢？也不可能。因為他卒於天歷三年，即1330年。更能說明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的一點證據是：馬可·波羅死在了歐洲，而布伯卻卒於中國。

　　“襄陽獻炮”事件還有另一個更大的疑點，時間對不上號。《馬可·波羅遊記》中稱他一家來華的時間為1275年，而襄陽城早在1273年就已被元軍攻下，何用他們再獻炮攻打？

　　馬可是否在揚州做過官？做過什麼官？

　　據《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當時揚州是中國十二行省之一，而馬可·波羅曾受元朝皇帝委任，治理揚州達三年之久。但由於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他當過什麼官，因此，馬可·波羅是否在中國做過官？究竟做過什麼官？就成為一個懸案。

　　為《馬可·波羅遊記》做序的法國學者頗節根據《元史·地理志》的記載，推測馬可·波羅在1277至1289年間曾做過揚州及其附屬的二十七個城池的長官，即行省長官。

　　另一位英國學者則認為馬可·波羅到中國時才二十歲出頭，不可能做到行省這樣地方最高一級職位的長官，可能只是一個達魯花赤或副達魯花赤，即行省屬下的一個行政區劃的一個小官。

　　然而，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馬可·波羅在揚州什麼官也沒做過。因為，當時的揚州經濟繁榮，交通發達，是聞名中外的國際貿易港口。當時有許多來自東南亞、西亞各國的商人、傳教士、僧侶到過揚州，其中有人在揚州定居、做官。這些資料在揚州的地方志中都有記載，但是，無論《元史》還是江蘇、揚州等地的地方志，都沒有記載馬可·波羅在揚州為官的事。另外，假如馬可·波羅在揚州一帶長時間為官，揚州地區不可能沒有留下他的遺蹟和民間傳說。因此，我們只能說：據馬可·波羅本人講，他曾在揚州做過官。至於他是否在揚州做過官，做過什麼官，尚不得而知。

　　馬可·波羅可能去過哪裡？

　　《馬可·波羅遊記》中既然存在着這麼多的疑點，那麼，馬可·波羅本人是否真的到過中國，就是個十分值得懷疑的問題了。

　　或許真如一些學者認為的，馬克·波羅到了中亞一些國家，卻誤以為是來到了中國——這是有前車之鑒的。

　　我們都知道旅行家兼探險家哥倫布發現了美洲，但他本人至死都認為自己發現的是印度，他堅持稱他在美洲附近所見到的第一片陸地為“西印度群島”。哥倫布不是騙子，馬可·波羅也可能不是有意撒謊，只是把所到的中亞的某些國家當作了中國。

　　馬可把中亞國家當成中國，這可能嗎？當然可能。

　　蒙古帝國的版圖曾一度橫跨歐亞大陸，面積達三千萬平方公里，是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在當時以馬匹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大汗几乎無法作有效的統治。為了便于管理，蒙古人採取地方分權制度，把疆域劃分為六個子國，平等地並列于最高元首——大汗之下。這六個子國是：元帝國（轄區中國大部）、吐蕃宗教國（轄區中國西藏、青海）、察合台汗國（轄區中亞細亞北部）、窩闊台汗國（轄區中亞細亞南部）、欽察汗國（轄區俄國、東歐洲）和伊兒汗國（轄區伊朗、伊拉克）。

　　六個汗國都是蒙古大汗的屬地，其子民都可以自稱為蒙古國人。因為元帝國皇帝之位由蒙古大汗忽必烈擔任，六個汗國的子民也都可以自稱為中國人。這些子民中有不少來自中亞細亞的波斯人（色目人），他們可能到過中國的中原，並且在中亞細亞的某個地方遇見馬可·波羅，以“中國人”的身份向馬可一家人講述了在遙遠的東方所發生的一切。這些色目人雖然在元帝國的政治地位很高，但他們的文化水平不高，至少漢文化水平相當低，所以，講到許多中國的地名時用的大多是波斯叫法，而且往往把元帝國皇帝的家譜搞錯。這一點可以理解，蒙古人建立的六個汗國的開國君王雖然都是成吉思汗鐵木真的後裔，但其繼任者們卻往往亂了輩分，尤其是元帝國，其皇帝又兼任蒙古大汗，要搞清如此複雜的關係確實不容易。

　　色目人不熟悉漢文化，所以根本沒把漢人使用的漢字、印刷術及茶當成一回事，自然也就不會向馬可提起。同樣，由於不熟悉漢文化，他們提供給馬可一家人的中國資料是感性的、支離破碎的。

　　如果以上分析屬實的話，最合理的說法是，馬可·波羅並沒有真正到過中國，至少，他沒有到過中國本土，只是自認為他所到的中亞細亞國家就是中國。“襄陽獻炮”則是他為了抬高身份而編造的故事，以便為元朝皇帝“接見”做鋪墊。純屬虛榮心在作怪。

　　儘管《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質疑，但是目前國內外學者們都承認這本書在開拓東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本書大大豐富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打破了宗教的謬論和傳統的“天圓地方”說。同時，《馬可·波羅遊記》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本書引發了國外眾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險家對東方的興趣，他們紛紛東來，尋訪中國，大大促進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這些人包括意大利的哥倫布，葡萄牙的達·伽馬、鄂本篤，英國的卡勃特、安東尼·詹金森和約翰遜、馬丁·羅比歇等。因此，可以說，馬可·波羅和他的《馬可·波羅遊記》給歐洲開闢了一個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