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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頓騎士團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成立的一個宗教軍事團體，初期的活動主要在地中海東岸地區，十字軍東征失敗後，將活動中心移到波羅地海沿岸，在那裡騎士團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成為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家性質的政治實體。1410年，騎士團和波蘭—立陶宛聯軍在坦能堡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結果以騎士團的失敗而告結束，此後騎士團元氣大傷。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對條頓騎士團來說是一個異常痛苦的時期：政治的危機，經濟的衰退，精神的頹廢構成了騎士團最主要的畫卷，「危機、衰退、敗落」成了用來描述騎士團在巧世紀狀況的最適當詞彙。『雖然騎士團苦苦掙扎，然而回天無力。1525年，騎士團被迫進行世俗化，臣屬於波蘭。
　　1190年，一個由德國商人組織的醫院在距耶路撒冷不遠的阿卡城外成立，目的是救助聖戰中基督教戰士的病患。1198年，醫院吸收了約40個騎士加入，仿照醫院騎士團和聖殿騎士團的規章[註：醫護規章是仿照醫院騎士團，軍事規章是仿照聖殿騎士團]，在阿卡大教堂正式成立條頓騎士團，從而實現了軍事化。騎士團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皇雙重領導，並得到雙方極大的支持：從皇帝那裡取得了大量地產，從教皇那裡取得了大量的特權，並且逐步從醫院騎士團的影響下擺脫出來。
　　早在騎士團與東方異教徒作戰的時候，就開始逐漸向東歐、北歐滲透，最初的嘗試是在匈牙利。1211年匈牙利國王安德雷斯二世邀請騎士團幫助抵禦中亞好戰的庫曼民族(Cumans)入侵，雖然擁有了5個屬於自己的城堡，然而騎士團卻企圖在匈牙利成立一個獨立的州，並從德國招募農民進行殖民活動。騎士團露骨的企圖遭到了強烈反對，在匈牙利武裝力量的逼迫下，被迫從匈牙利退了出來。在匈牙利的經歷使騎士團有了足夠的經驗把握下一次機會。當波蘭瑪佐維亞公爵康拉德同樣請求騎士團去幫助鎮壓異教徒普魯士人的反抗時，總團長薩爾扎表現的極為老練，他先是獲得了皇帝的保證，之後又得到了教皇的確認.在有了足夠的保證後，1230年，總團長派巴爾克率領一支小股部隊征討普魯士。騎士團在普魯士的征服非常艱苦，不過結局卻出人意料的好，半個多世紀的經略，不僅使他們完全佔領了普魯士，而且還意外地獲得了利窩尼亞——不比普魯士小的波羅地海東岸地區，這樣，條頓騎士團的實力大大增強。
　　騎士團的主要活動中心依然在中東地區。騎士團的任務是保衛聖地並為信仰而戰，在耶路撒冷建立基督教國家是他們的夢想。1229年薩爾扎和皇帝弗裡德裡希一起進入耶路撒冷時，他們的夢想似乎就要變為現實了。然而，隨著德皇從東方的退出，這一夢想又化作了泡影，這是他們距離自己神聖目標最為接近的一次。在巴爾克支隊出征普魯士後，由於教皇和皇帝的衝突日益加劇，特別是在薩爾扎去世後，騎士團內部也分裂為兩派—教皇派和皇帝派，前者主張將聖地置於優先考慮，而後者則主張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波羅地海地區。教皇派一直佔據著優勢，騎士團總部也一直在阿卡城。他們非常賣力地與穆斯林作戰，然而局勢卻越來越對他們不利，他們在東方的投資不但沒有回報，反而盡喪穆斯林手中。他們的執著並沒有換得他們的預期，隨著十字軍的節節敗退，他們的美好願景也越來越渺茫。1291年，阿卡城陷落後，他們的總部沒有退往馬耳他，而是遷到了威尼斯。騎士團的一貫政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形勢變得於他們越來越不利[註：當時有一種趨勢是三大騎士團合併，以增強騎士團的實力，這樣勢必影響到條頓騎士團的獨立。同時，隨著教皇由羅馬遷到阿威農，教皇失去了對騎士團的保護，聖殿騎士團已經開始受到迫害.]，他們必須對自己的政策作出調整。1309年，總團長SiegfriedvonFeuchtwangen(1302-1310)將總部駐地由威尼斯遷到普魯士的馬林堡，從而完成了活動重心的轉移。此時，在波羅地海的條頓騎士團已經打造出一番新天地了。
　　事實上，普魯士支隊在騎士團的事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成為日後條頓騎士團的中堅力量。在傑出領袖巴爾克的率領下，他們利用河流於1230年到達普魯士的庫爾姆，之後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托爾恩(1231)、庫爾姆(1232)、瑪利亞維爾德(1233),雷登(1234)、格勞登茨(1235)、瓦爾加(1239)。同時，從德國移入大批居民，在城堡周圍發展起德意志的城市居民點，對普魯士進行蠶食。事實證明這樣的做法是卓有成效的。1237年，與利窩尼亞的「聖劍騎士團」合併，波羅的海南岸和東岸大片土地盡歸條頓騎士團所有。只是1242年條頓騎士團在楚德湖受到羅斯人重創，其擴張勢頭才在東部受到遏制。1283年完全征服普魯士。1309年，騎士團獲得但澤走廊地區，1346年從丹麥人手裡購買了愛沙尼亞，1379年，條頓騎士團加入漢撒同盟(騎士團許多城市在剛成立不久就加入漢撒同盟)，14世紀末佔領格特蘭島，1402年得到諾伊馬克(原屬勃蘭登堡)領土面積達到3000平方普裡((1普裡=7532.5米)，人口達到100萬。』。在坦能堡戰役之前，條頓騎士團是波羅地海地區組織最為完善、權利最為豐富的一支力量。
　　條頓騎士團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活動，極大地損害了東北歐一些國家的利益，特別是波蘭和立陶宛，他們對騎士團國家非常的恐懼和憎恨。1386年，立陶宛和波蘭合併，從而改變了原來敵對雙方力量的對比。坦能堡戰役之後，雖然騎士團在普魯士和波羅地海倖存下來，但是領土越來越小，軍事力量也越來越衰弱.1525年騎士團總團長阿爾伯特解散了普魯士境內騎士團組織，建立了一個公國，臣屬波蘭。1561年11月28日，騎士團團長戈塔爾德·克特萊爾同齊格蒙特二世在維爾紐斯立約，把立窩尼亞交給立陶宛，騎士團還俗，在庫爾蘭和塞米加利亞建立公國，從屬波蘭和立陶宛。次年3月，立窩尼亞(寶劍)騎士團正式解體.這樣一個獨特的政治實體完成了其獨特的歷史使命。[註：條頓騎士團撤到南德和奧地利，軍事規模也小了很多，1683年，在維也納曾抵禦土耳其的入侵。其後，騎士團逐漸演變成存宗教的組織.1809年，拿破侖解散了騎士團，但在1834年騎士團又復活了。其後，騎士團繼續發揮其慈善和宗教的功能，直到現在.]
　　有關條頓騎士團的研究，目前在國內還非常薄弱，只是在一些德國史、世界通史或國外的一些譯著中偶爾有所提及。在國外情況相反，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版了大量的英文論著，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極大的充實和豐富，為我們進行相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與以往相比，這些研究成果涉及的內容更為深入、範圍更為廣泛。從深度上來看，不僅有條頓騎士團一般的發展，如早期在教皇和皇帝的影響下騎士團的政策;中期騎士團對立陶宛的戰爭;後期騎士團在利窩尼亞的發展等，而且更深入到諸如城市與騎士團關係的發展變化;騎士團招募戰士的條件以及政策的變化，甚至某個個人對騎士團的影響等等。從範圍上來看，則是將條頓騎士團的發展放到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歷史舞台，如中世紀後期有關波羅的海以及十字軍國家(如普魯士、利窩尼亞、立陶宛、丹麥、瑞典、俄羅斯以及芬蘭)的研究、慈善救濟與布道的研究以及騎士團軍事方面、文學方面的研究等等。但是對於條頓騎士團衰落的原因進行專門研究的論著並不是很多，主要還是美國學者湯普遜和哥德堡商學院教授E·倫羅特的觀點，而他們也主要是從經濟角度對騎士團的失敗做了一些分析。前者認為騎士團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甚至也不是一個政府，它「只不過是一個聯合體，一個人為製造的產物，而不是一種傳統的制度。它甚至沒有一個延續性的王朝來體現它的願望和意志」而在中世紀，「國家就是由國王造就的」。正因為這樣，才使得條頓騎士團雖然強大，但卻是脆弱的，雖然富足，但卻是短視的，他們有野心卻沒有抱負，「他們生活在一個傻瓜的樂園中，一旦走出那個小天地，他們才猛然醒悟。」甚至一場戰役的失敗，便引發全面的危機，而自己又沒有辦法解決。倫羅特則是從中世紀晚期整個歐洲經濟發展變化出發做了分析，結論是：騎士團在14世紀顛峰過後他們的軍事優勢逐步喪失，而在經濟上卻不能有所作為，它反映了日耳曼小強權總體的衰落。反過來，「北部更大的非日耳曼王國在努力解決財政分裂問題時卻展現出來了新的能力。」此外從軍事角度出發進行的分析就比較少了，而從政治角度去分析條頓騎士團的衰落就更少了。
　　一般認為條頓騎士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同樣它的衰落也不是偶然的，它的興衰集中反映了中世紀歐洲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造成條頓騎士團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微觀層面看，是騎士團軍事改革的滯後，使騎士團的軍事技術、軍事制度、軍事思想落後於對手，直接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戰爭的失敗引起財政的破產，財政的破產使軍事更加難以為繼，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最終導致了騎士團的徹底解體：中觀層面看則是歐洲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對上層建築提出的新要求，政治統治己經不能僅僅依靠軍事力量來維持，更需要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和經濟活動的積極參與，政治集團和經濟集團只有形成一種良性互動，才能相互促進，共同壯大，在這方面騎士團更加落後於它的對手;從宏觀層面看，條頓騎士團是中世紀歐洲秩序重建漩渦中的一分子，它對這樣一個漩渦的運動起到了自己的助動作用，同時在這樣一個漩渦中它自己的命運並不能由它自己掌握.可以說條頓騎士團的衰落是必然的，正因為如此對條頓騎士團衰落原因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在中世紀後期歐洲在軍事、經濟、政治方面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很好地把握整個中世紀歐洲發展的脈搏。
　　條頓騎士團是一個軍事騎士團，軍事是騎士團活動的重要內容。軍事支撐著騎士團，軍事的勝利通常給騎士團帶來繁榮和強盛，軍事的失敗也會造成騎士團的衰落。正因為如此，坦能堡戰役的失敗對於騎士團來說就不是一場戰爭的失敗，而是它發展過程中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成了騎士團100多年衰落的開始。
　　騎士團的中央機構主要由全體騎士大會、行政議事會、總團長組成。其中總團長(TheGrandMaster)為最高首領，是領土最高所有主，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諸侯，由選舉產生，終身執政。團長下設五大「總管」組成行政議事會，輔助執政：大統領((thegrandcommander)掌管土地、軍事統領(thesuprememarshal)是軍隊的指揮官、財政官(thetreasurer)是財政首腦、慈惠院檢察官官((thesupremehospitaller)掌管宗教事務、軍需官(thesupremedraper)掌管軍糧供應，後來又監管貿易往來。行政議事會每年只開一次例會，或者在特別情況下臨時召集。騎士團在成立之初，成員由兩個階層構成：騎士兄弟會和教士兄弟會。騎士兄弟(Knight-brethren)嚴格遵守三項誓言：安貧、守貞、服從，而且必須幫助病弱並同異教徒作戰。騎士兄弟披的黑十字白披風，平日進行嚴酷緊張的軍事訓練。他們生活方式簡樸嚴格而且單調，「成員從團裡領得一把寶劍、一塊麵包和一件舊袍，不能佩戴家族的紋章，不能與凡俗之人同住，不能常去奢華的城市，也不能單獨騎馬外出、讀信或寫信;每晚要被鐘聲叫醒四次去唱詩，白天去做四次祈禱，星期五要受到修道生活的訓練，即使團長也沒有權力給任何人休假……，如果一個成員有任何不端行為，就召開秘密團會，決定對其懲罰。」騎士兄弟是騎士團的核心力量。教士會兄弟(priest-brethren)和騎士會兄弟不同，他們沒有三項誓言的約束，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給民眾進行祈禱並從事一些宗教事務，他們為騎士和在醫院的病患主持聖事，並作為隨軍牧師同騎士們一起出征。教士兄弟在普魯士和立窩尼亞不能被選為團長、統領和副統領，但在德國可以被選為統領。後來，在這兩個階層之外又增加了第三個階層——軍士兄弟會(Sergeants，servingbrothers)，他們披著灰色，上面有三角十字架的較小斗篷，這表明了他們在騎士團的地位。
騎士團對波羅的海地區的征服效率之高在當時來說令人驚訝，原因並不在人數的多寡。這一方面依賴於騎士們優良的裝備、勇敢的精神、優秀的作戰技能之外，另一方面也由於當地武裝力量裝備的低劣、防禦技術的低下以及軍隊組織的渙散。
　　在中世紀，由騎士組成的騎兵部隊在戰鬥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他們往往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儘管許多學者對中世紀騎兵戰鬥力的優勢提出質疑[註：里昂認為「騎兵在軍事上從未勝過步兵」，巴赫拉赫認為，在中世紀的戰役中騎兵並不是戰術上的主導因素，因為沒有弓箭手或其他步兵支持的情況下，騎兵的衝鋒很少能夠成功。(轉引自《14一一17世紀歐洲的軍事革命與社會轉型》)中世紀「在絕大多數戰役中，徒步作戰的人數都遠遠超出馬背上作戰的人數：5：1或6：1的比例在西方看起來是正常比例，而拜占庭人的這一比例則接近4：1」.]，但是騎兵在中世紀許多著名的戰役中仍是最終決定勝負的力量。在中世紀，每一名騎士在正式成為一名戰士之前，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體格、打鬥、騎馬以及作戰技能的訓練，這樣的訓練往往從小就開始。因此，騎士們往往具有健壯的體格、嫻熟的武藝，同時也培養了他們勇敢豪邁的英勇精神。由這樣的戰士組成的部隊，雖然組織紀律性可能不強，但戰鬥力是不可低估的。並不是每個騎士都可以參加騎士團，加入騎士團有非常嚴格的限制，這些要求和聖殿騎士團非常相似：必須是非常年輕(年滿14歲)，身體健康，沒有身體缺陷，不能有債務或其他義務的拖累，而且必須是騎士的後代。對騎士出身的要求，保證了騎士兄弟們諳熟騎術、格鬥等作戰技巧，並且在早期，他們還要經過良好的訓練，正因為如此，這些強壯、勇敢的年輕戰士在對普魯士、立窩尼亞的征服戰鬥中，才能夠屢戰屢勝。
　　騎士團的部隊主要是重裝騎兵，其裝備主要有長矛、劍，全身由厚重的盔甲保護，戰馬也披著愷甲，騎士騎在馬上揮舞著武器，橫衝直撞，威力無比。這些戴盔掛甲越馬揚鞭的武士，每個人都可成為一個獨立的作戰單位，而每人都是一座活動的堡壘。與這樣的敵人作戰，武器低劣、身無片甲的異教徒幾乎無任何取勝的希望。事實上，騎士團在成立之初，只有40名騎士加入;當巴拉克進入普魯士的時候，他只是率領20名騎士和200多名戰士：據《騎士團編年史》記載說，一次庫爾姆城被圍，守城部隊曾3次派人去雷登求援，他們所要求的僅是1名騎士，而當10名騎士趕到時，城中人大喜過望。即使在騎士團到達顛峰時期，普魯士和立窩尼亞的騎士一共也沒有超過1000人，可見騎士在當時的戰鬥力是如何之高。和騎士團的狀況相反，當時東北歐地區，如普魯士、立陶宛、立窩尼亞等地，雖然從來就不缺少反抗的決心和戰鬥的勇氣，但其裝備卻是簡陋的可憐。他們很少有盔甲，武器也很糙，也談不上組織，因為他們的堡壘通常是由木頭圍成的柵欄[註：東北歐地區很少石頭，他們的堡壘多是用磚，而在之前只能是木頭。騎士團在普魯士最初建立的城堡如托倫等也都是木頭結構.在1263年，托倫被普魯士人燒燬之後，騎士團才開始建造磚石結構的城堡。]在防禦中，他們的堡壘是如此不堪一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14世紀的時候，騎士團的軍事優勢逐漸的喪失。14世紀是西方騎士制度走向沒落的時代。騎士們開始沉溺於浮華、虛榮的追逐，頹廢、萎靡代替了向上、勇武，在戰鬥中，他們更重視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戰鬥的效率，他們的裝備雖然使騎士越來越安全，同時也成為沉重的裝備負擔，極大地影響了部隊的機動性，大大降低了部隊的戰鬥力。
　　同時，面對15世紀以來的軍事變革，騎士團更是無動於衷，在戰場上他們還是沿用15世紀以前的戰爭指導思想和作戰規則，講究原則、高貴和禮貌的作戰方式，這樣的觀念在戰場上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城堡修築的越來越堅固，使得進攻一方愈為不利。儘管騎士團掌握了當時先進的火炮技術，但同時這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重盔快馬的優勢。另外一個對騎士團十分不利的因素來自騎士團內部：兵源的日益萎縮和離心力的日益加劇。兵源的日益萎縮主要由於對加入騎士團的條件更為嚴格，目的是要保持條頓騎士團為德國人的騎士團，而離心力的加劇則是由於權利下放和各省獨立活動的結果。雖然騎士團在上半期，即阿爾騰博格(DietrchvonAltenburg1335-1341)時期就嚴格規定了加入騎士團的規定，強調了騎士的出身，但是總團長可以對這樣的規定靈活掌握，在必要的時候，他可以允許只要有貴族血統就可以加入。特別是儘管騎士團的成員絕大部分來自德國境內，但也有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非德語騎士，一直到14世紀晚期，還能找到來自意大利、瑞典、弗裡西亞(Frisians)甚至法國、波蘭和西班牙的騎士。但在15世紀的時候，這都成為了過去。首先，禁止國外騎士加入騎士團的呼聲越來越高，1449年當卑森(Biesen)統領吸收一名瓦倫人(Walloon)作為普魯士條頓騎士團的成員時，總團長給他寫信要他立即將這名騎士遣送回馬斯特李赫特(Maastricht)，並告誡他騎士團是純粹的德國騎士團，不能有非德語成員。其次，對即使是德國人加入騎士團也做了非常嚴格的限制，要求加入者必須父母雙方都是騎士出身，至少其祖父母為騎士出身。這樣騎士團中的一大批成員——來自貴族的兒子、私生子以及有一半出生貴族一一成為不受歡迎的人，而他們經常是戰場上的重要戰鬥力量。騎士團內部離心力很早就開始出現了。立窩尼亞雖然是騎士團的一個省區，但由於它並沒有和騎士團的其他領地相連，事實上卻是半獨立性的，開始的時候它的大團長每年要到總部述職，漸漸的發展到只是派自己的代表代替。再後來的發展更是到了立窩尼亞省、帝國，省各自招募自己的騎士兄弟，獨立發展自己的事業。在坦能堡戰役時，普魯士的騎士團兄弟焦急地等待他們立窩尼亞的兄弟們的援助，但是援軍卻始終沒有到達。另外，騎士團統治著普魯士人、波蘭人和日耳曼人，其中日耳曼人財多勢重，即使在日耳曼人中，差異也很大。在普魯士來自德國北部的法蘭哥尼亞人和士瓦本人與來自德國南部的萊茵蘭人和西華里亞人(Westphalians)幾乎勢不兩立，薩克森人對士瓦本人百般挑剔，而士瓦本人對巴伐利亞人又不屑一顧。在立窩尼亞西華里亞人又敵視萊茵蘭人。「到了15世紀，這些積怨與不和變得危險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騎士團對敵人的抗擊。;30而且此時的騎士團兄弟己經沒有了以往對信仰的堅定、宗教的熱情和對總團長的忠誠。他們更多關心的是攫取較好的職位，那些地位較高，有能力決定騎士陞遷的官員經常網羅和自己關係密切的人，編織自己的勢力網，經常出現為了職位相互間爭吵不休。騎士團成了一些特權人物牟取利益的機構。
　　總而言之，到了巧世紀的時候騎士團已經喪失了以往的戰鬥力和向上精神，但是更為嚴重的是它的周圍卻逐漸出現了更加強大的敵人。
　　在15世紀上半期之前波蘭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沒有常備軍。當有戰事發生，基於封建制度的主從義務關係，國王會臨時召集一支扈從軍(theGeneralLevy)，波蘭貴族根據對國王的義務，帶領自己的扈從應徵入伍，為國王作戰，而國王則要付給他報酬、給養以及當他被俘時所需要的贖金。和他的對手一樣，這時的波蘭以貴族和他們的扈從作為軍隊的核心。這些貴族自備戰馬、盔甲和兵器，他們往往身披笨重結實的愷甲，使用長矛，組成重騎兵，被稱為撒拉赤塔(Szlachta)，到了15世紀上半期的時候，由於他們受到立陶宛和韃靼輕騎兵的影響，他們的裝備有所減輕，但相對而言還是較重。每個撒拉赤塔擁有2—5名自己的騎馬的扈從陪同，這些息從被稱為斯贊斯(Strzelcy)，意為射擊手，十字弓和盾牌是他們的主要武器，另外有少數也使用長矛，還有一些韃靼和立陶宛的移民扈從使用弓。通常這些扈從由貴族控制的村莊挑選產生，只有少數比較富裕的扈從能提供自己需要的武器和盔甲，即使如此，斯贊斯的愷甲也是非常簡單，比起貴族的愷甲要輕許多。在戰鬥中，他們往往組成一個個作戰單位，同時射箭，齊射的效果是打亂敵方的戰鬥隊形，以便重裝騎兵的攻擊展開。
　　在這一時期步兵通常被視作輔助部隊，然而波蘭卻能建立一支比較不錯的步兵隊伍。這些士兵一部分由斯贊斯的扈從組成，每個斯贊斯都要提供2-3名步兵，這些步兵的裝備極為簡單，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任何愷甲，通常的武器是十字弓和弓，也有一些會帶有梭鏢和棍棒。另一部分由城市的僱傭兵組成。這些人主要來自波蘭西部邊境的波蘭城市，主要是波細密亞人和摩拉維亞人，也有一些是德國人，他們的戰鬥力要比由農民祖成的步兵更強。
　　波蘭也有少量的輕騎兵(lighthorse)，但這一兵種不被列入波蘭扈從軍的序列。在波蘭周圍的國家，以運用輕騎兵顯著的國家是北部的立陶宛和南邊的匈牙利、塞爾維亞等.其中以立陶宛最為顯著，這主要是他們經常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OrromanEmpire)作戰的結果。波蘭主要從南方的匈牙利、塞爾維亞(Serbia)、瓦倫西亞(Wallachia)等國家僱傭輕騎兵，因為立陶宛的輕騎兵通常被認為組織紀律性很差。
　　反對騎士團的13年戰爭的開始，給波蘭軍隊的組成和戰鬥序列帶來了變化。波蘭的扈從軍對騎士團的戰爭進行的非常糟糕，主要是由於國王對軍隊的指揮調動能力不夠，如果國王不答應軍隊的政治要求，他是很難指揮動軍隊的。在13年戰爭中，波蘭的扈從軍沒有取得一次戰鬥的勝利，儘管扈從軍的表現非常糟糕，但波蘭還是贏得了戰爭，這主要得益於波蘭新式常備軍(mercenary)的出色表現。波蘭常備軍的出現主要是取代戰鬥力很弱而又不能讓人放心的扈從軍的需要，同時，經常叛亂的條頓城市轉向投奔波蘭，為波蘭提供了大量的現金，這為波蘭常備軍的建立提供了基礎.
同以往僱傭的軍隊不同，國王首先任命一些軍隊指揮官，讓其進行士兵的招募，並且規定隊伍的建制、薪金以及其他的義務。營(Banner)是騎兵的基本單位，大約由100名騎士組成。羅塔(Rota)是步兵的基本單位，大約有200名戰士。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兵種。每當一個單元的部隊組建完成，它都要對國王宣誓效忠，它的番號以及成員都要被記錄下來。這樣的部隊是可以信賴的，特別是由波蘭人組成的建制。他們的首領在國王不在的情況下，可以代替國王行使指揮權，以確保戰鬥的勝利。在13年戰爭中，度寧(PiotrDunin)就是這樣一位被國王任命的常備軍指揮官，由於他的傑出表現，皇家軍隊統領(CrownHetmanMercenaries)成為了一個固定的職務。
　　波蘭的常備軍仍然由重裝騎兵、輕騎兵和步兵組成。王室為騎兵各個營建立自己的番號，各營之間以「同志體系」(ComradeSystem)確立他們之間的關係。各營的指揮官再招募自己的騎士組建各自的單位，這些戰士被稱為「托瓦則」(Towarzysze，意為同志或同事)。通常從舊軍隊中的撤拉赤塔和下層人士中選拔。這些人通常是舊式庭從軍的反對力量。他們往往會帶自己2-5名的扈從一起加入隊伍，一般的來說，扈從的多少會決定自己所在營隊的性質。比如，一個托瓦則所帶的扈從不超過2名，這樣的營隊叫長矛營(LancerBanner)，如果所帶的危從達到4--5名，這樣的營叫箭營(VolleyBanner)如1471年的羅考索斯基營(CompanyConnanderRokosowski)就是一個長矛營，該營有32名騎士和63名扈從。1498年的考維茨基營(CompanymasterKotwicz)就是一個箭營，該營有19名騎士和73名雇從。在波蘭新軍中，騎士的甲冑要比舊式騎士的盔甲輕許多，他們的裝備通常只是比原來的斯贊斯稍微重一些，使用的武器一般是長矛。托瓦則的雇從被稱為普斯推(Pocztowi)，他們的武器主要是十字弓，到了1540年代以後，十字弓幾乎完全被東方的復合弓(compositebow)所代替。
波蘭在扈從軍時代，他的輕騎兵主要來自塞爾維亞和瓦倫西亞等地。但是，隨著這些國家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征服，波蘭喪失了他的輕騎兵兵源，於是他不得不發展自己的輕騎兵(Cossacks)，主要模仿韃靼騎兵，採用韃靼騎兵的裝備和戰術。但是在1500年之前，輕騎兵在波蘭軍隊中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波蘭的步兵和扈從軍時代的城市民兵有相同的組織結構，戰鬥中往往排列成固定的整齊的隊形：前邊是4排梭鏢手，每排18個人，後邊緊接著十幾排弓箭手。此外，在波蘭的步兵中還有來自波細密亞的反胡斯派的軍隊，他們的車堡戰術也被納入到波蘭軍隊中，成為波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戰術。
　　立陶宛土地貧痔，人口稀少，貴族們往往依靠很大面積的領地才能提供一個騎士，但是中世紀後期的立陶宛是東歐最大的國家，領土包括白俄羅斯、部分烏克蘭和賽摩基地亞(Samogitian)，而且和波蘭相比，立陶宛的中央集權程度要高許多，所以儘管如此，仍然能夠組織一支龐大的軍隊。
　　立陶宛騎兵的裝備比西方重裝騎兵的盔甲要輕的多，他們的愷甲是由皮革和金屬片連綴而成，只有最富有的貴族才能備置的起西歐騎士的重盔厚甲。由於愷甲的防護功能較差，立陶宛軍隊使用盾牌的時間要比西歐國家更長。他們的主要武器是長矛(spisa)和西方國家騎兵相比，立陶宛騎兵的機動性要高出很多。立陶宛的輕騎兵主要由騎士的扈從組成，他們的裝備更為簡單，愷甲只是用厚厚的皮毛做成的坎肩，使用的武器主要由矛、弓箭和盾牌。由於長期和勒靶人作戰、接觸，他們能夠騎在馬上進行射擊.在立陶宛軍隊中，有許多單位是由不同的民族構成的，其中羅斯人和韃靼人組成的隊伍最引人注目。立陶宛南部和東部領土由羅斯族構成，羅斯人組成的部隊是立陶宛軍隊中戰鬥力最強的，他們往往在戰鬥中被作為中軍。大公維托伏特(Vyataus)統治時期，韃靼人在立陶宛的居民開始大幅增長，他們為王室提供輕騎兵和一些其他的義務，他們往往在自己領導人率領下，沿用自己習慣的作戰方式為大公作戰，在1396——1399年間，被廢黜的金帳汗托塔米西汗(Tochtamysh)就為大公提供了一支很強的騎兵部隊。而大公經常有一支自己的私人韃靼衛隊.立陶宛的步兵在軍隊中處於次要地位，主要由來自北部的農民組成，他們的裝備最差，主要以梭鏢和弓箭為武器，當戰鬥有需要時，騎兵會下馬徒步和步兵一起作戰。
　　立陶宛軍隊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是：非凡的戰略戰術。儘管他們的機動性要強於歐洲各國的軍隊，但還是非常重視戰鬥中戰略戰術的運用，這是他們和勒粗人學到的先進軍事技術。戰鬥中，他們會充分合理的運用戰場的地形地貌，各種障礙物、掩蔽體甚至氣候條件。戰鬥開始後，他們利用自己輕騎兵快速運動的特點，偵察敵軍的薄弱環節，然後發動小規模的進攻，以切斷敵軍各部分的聯繫。如果對手力量比較強大，他們會採用佯敗，引誘敵軍追擊，從而打亂敵人的陣型，進而展開圍殲。如果地形不適合於騎兵作戰，他們會下馬使用弓箭進行大規模的設伏。坦能堡戰役便是立陶宛軍隊戰略戰術運用最為充分的一場戰役。一位立窩尼亞的傳記作家曾描述騎士團戰士在沼澤被下馬的立陶宛騎兵砍殺的情景，騎士們「像女人一樣被紛紛砍倒」。
　　事實上，變化並不只是在波蘭和立陶宛身上發生。從14世紀開始，整個歐洲正經歷著重大的軍事變革，這些變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軍事城堡的修築更加堅固、完善，二是步兵革命，三是火炮的出現和運用。這三項技術革命徹底改變了中世紀後期軍事進攻和防禦的優勢對比。在西歐，從9世紀開始城堡進入大發展時期，11世紀中到13世紀進入全盛。我們不能指望東北歐的發展與西歐有同樣的進度，但從13世紀後半期開始，那裡的堡壘建築達到了西歐的水平。表現在城牆更加堅固，厚而且高，並且城牆的的長度比以往更長。這樣大大增加了進攻一方圍城的難度和費用[註：增加城牆的長度開始於12世紀後期的西歐。儘管城牆的加長，需要更多的士兵來進行守衛，但城堡可以容納的居民更多。通常城牆每增加一倍，需要增加的士兵便會增加一倍，但容納的居民則可以增加四倍]。步兵革命始於14世紀初，是以瑞士方陣和英國長弓手為代表的步兵，取代重裝騎兵重新成為歐洲戰場上主宰的過程。通過戰士們長期集體的間隔訓練，依靠其嚴密的組織紀律性，相互間的密切配合和協作，以及團隊的凝聚力，極大的提高了戰鬥力，從而取得與紀律鬆弛，缺乏配合的騎兵優勢。在1315年的摩爾嘉屯戰役(BattleofMorgarten)和1339年的牢彭戰役(BattleofLaupen)中，紀律嚴明的瑞士長槍兵依靠密集的方陣打敗了勃良第的封建騎兵，在1346年的克勒西戰役和1356年的普瓦提埃戰役中，英國步兵憑借對長弓的良好運用，取得了對法國重裝騎兵的勝利。這些勝利表明重裝騎兵對歐洲戰場的統治己經結束，預示著步兵時代的再次來臨。步兵革命是導致了中世紀騎士制度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火炮出現的最早記載是1128年來自中國，歐洲最早出現大約在13世紀晚期——14世紀早期。在戰場上使用可能是14世紀上半期摩爾人在同西班牙人的戰鬥中。早期火炮威力小、射程近、不穩定，在戰鬥中的實際效能並不高，特別是在野外戰場，其作用更為有限。在圍攻堡壘的戰鬥中，主要被用來轟擊木製堡壘大門，或將石彈射入城中，摧毀房屋和教堂，而不是轟塌城牆，火炮的另外一個作用是使城中守兵必須時刻保持清醒戒備狀態，從而使守軍困乏不堪。15世紀中期以後，隨著火炮製造技術的不斷改進，威力逐漸增大，火炮帶來的己經不只是恐懼，而且它還帶來實際的毀滅，成為了攻城的有效武器。
　　總之，15世紀的時候，在歐洲戰場上己經有許多新的武器、新的兵種、新的作戰技術以及新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觀念出現，這些新因素的出現，徹底改變了傳統的作戰方式和攻守雙方的優勢的轉化。
　　引起條頓騎士團衰落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騎士團是一個軍事組織，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讓一個軍事團體承擔一個國家的責任騎士團便顯得不堪重負了，即使它是強大的那它也是脆弱的。一些對於國家來說只能算作是突發事件的變化對於騎士團都可能會引起巨大的震動，甚至個人的原因都會決定它的命運.從軍事上來說，是騎士團造就了它自己的敵人。在騎士團的步步緊逼之下，波蘭、立陶宛等國不斷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與騎士團相比較他們的目的更加明確，而且能夠吸收最新的軍事技術、軍事思想成果。相反，騎士團卻過於迷信自己的實力而置新出現的軍事因素於不顧。早在1242年楚德湖戰役中，羅斯人就充分的利用了地形和步兵的巧妙配合，沉重的打擊了騎士團，然而在近2個世紀後的戰役中，騎士團還是重蹈了覆轍。在同它的對手此消彼長的對比中，騎士團愈來愈變得老態龍鍾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引起騎士團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強大的對手的崛起。從經濟上來說，條頓騎士團的衰落是世俗世界日益步入發展正軌的結果。軍事是騎士團的根本，如果軍事不再重要了，騎士團也就不再重要了。在基督教向波羅的海地區的荒蠻之地傳播的初期，面對鏢悍的野蠻人，軍事力量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條頓騎士團也便格外的引人注目。隨著波羅的海地區大片荒蕪之地逐漸的被開發，經濟不斷發展，城市生活日益繁盛，軍事的作用愈益減弱，騎士團也從一個地區建設中的積極力量變成了一種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反動勢力，這不僅遭到新興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反對，也被傳統的政治力量所拋棄。總之，從15世紀或者更早的時候開始，條頓騎士團變成了眾失之的。從政治上來說，條頓騎士團是基督教重建歐洲秩序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怪胎。它的出現推動了波羅的海地區國家王權建立的進程，它的興衰體現了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秩序重建的艱巨性和複雜性。這種艱巨性和複雜性主要表現在拉丁地區人們存在的神築羅馬觀念和日耳曼人「對個人自由和人的獨立人格的熱愛」。這兩種因素形成對重建秩序的最大障礙和挑戰。對羅馬帝國昔日成就與光榮的回憶和神築羅馬的觀念是對重建秩序力量權威性的巨大挑戰;日耳曼人的自由和獨立本身就是秩序的反動，而當這兩種力量交織在一起的時候，世俗的維持秩序的力量便無法形成對秩序反抗力量的權威了，不論這種世俗的力量是多麼的強大.秩序的建立必須依靠一個有足夠威懾力的權威，歐洲人找到了這樣的權威--上帝。因此，歐洲秩序的重建經歷了兩個過程：由羅馬為中心向外圍的基督教逐步擴張的過程和由歐洲邊緣逐步向中心的世俗政治力量的整合過程。基佐又將這個過程歸結為三個階段：初創或形成階段;試驗探索階段;形成發展階段。中世紀的歐洲正在依靠上帝的力量逐步擺脫混亂，逐漸形成了構成新秩序的一切必要的因素--國王、世俗貴族、教士、市民、勞動平民、宗教和世俗的權力。而這種新秩序的完成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在國家中除了政府和公眾之外不再有其他重大或起決定作用的政治勢力。到了14,15世紀的時候，歐洲正是到了新秩序試驗探索階段的後期和形成發展階段的初期，條頓騎士團也成為了實現這一進程的最大障礙。從這點來看，條頓騎士團的衰落是必然的，其衰落的軍事原因比較起來便顯得微不足道了。
　　一個地區強權隕落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絕望的，騎士團的結局與其說是失敗到不如說是新生。它為後世留下了兩個重要的遺產：一個是普魯士的名稱，一個是容克地主階級。普魯士這個波羅的海地區的荒涼之地，在10世紀之前還鮮為人知，除了野蠻的異教徒，簡單的勞作方式，艱苦的生活之外，很難想像它會在未來的世界裡會有什麼樣的作為。條頓騎士團對普魯士的征伐、開拓，使這一地區逐漸為歐洲人矚目，使它不僅成為經濟活躍的地區，而且成為政治活躍的地區。容克是Junker一詞的音譯，原意是對無騎士稱號的貴族子弟的稱呼，後來指普魯士的貴族莊園主。這些人是騎士團的後裔，他們一方面繼承了祖先粗獷、暴決、架鶩不馴、好勇鬥狠的作風，另一方面他們又野心勃勃，不乏政治的進取心和遠見。當普魯士和容克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政治面貌便因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正因為如此，條頓騎士團在歐洲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要比它的消極作用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