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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城市的產生是以城牆為標誌還是以市的形成為標誌，眾說不一。秦的咸陽城和西漢長安城確是由多組宮殿苑林組合而成的一座宮殿城池，市區和工商業者的生活區往往是在城牆周圍或被包括在借助自然地勢的外郭城內。隋唐兩朝是史家津津樂道的中國城市發展的黃金時期，雄偉的長安城內外三重城牆，周回八十餘里，相當於今天西安城的九倍還多。宮殿、官署都被圍在宮城和皇城的高牆之中，坊區排列縱橫有序，被南北十四條大街和東西十一條大街分割成棋盤狀，市區則被固定在東西兩區，有牆隔斷，與坊區分開。按規定，坊區是居住區，市區為商業區，一切商業活動都規定在市區進行。  
　　城牆是權力的象徵和維護權力的工具。唐末，朱溫脅迫唐昭宗從長安遷都洛陽，首先是拆毀宮室官署，使殘喘的雄都頓成丘墟，往日輝煌從此不再。後周定都開封後，原有舊城的外城周回才二十五里，無法容納需要安置在城牆裡的百司官廨、軍隊營房、官民住宅，再加上「工商外至，絡繹無窮」，於是大舉擴建新城。周世宗顯德二年(954)，「京城四面別築羅城」，「周回四十三里」，「開廣都邑，展引街坊，種植樹木」，於是才形成都城規模，建成三重城的格局。其核心是宮城，皇帝居住和理政之所；第二重是內城(即原舊城)，安置官署；第三重是外城，主要是居住區和商業區。  
　　由唐入宋，社會變革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城市坊市制度的突破。據《宋史》卷85《地理志一》記載，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雍熙三年(986)，「欲廣宮城，詔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企圖用城牆將官署民居分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罷」。於是，北宋都城開封就沒有能承襲隋唐長安和洛陽城用城牆將官署與民居分開的格局，很多官署就在內城和外城與民宅、商業店舖、手工作坊分散雜處，由此開始了城市世俗化的過程。南宋臨安城，除了大內仍牢牢地包裹在宮牆裡且門禁森嚴外，宮牆外已是另一片天地。如果說唐長安城東牆景風門仍保持著肅殺與威嚴之氣，北宋東京宮城東牆的東華門外則已成為專作大內生意的市場，其中央大道——御街兩側由於店舖林立也成為最繁華的商業街。  
　　北宋以後，以都城為代表的大型城市外城規模再也沒有超過唐長安城，而南方新興的工商城市和雨後春筍般的市鎮、草市則成為城市發展的亮點。它們有的原是一級行政治所所在，因而有城有牆；有的則因市而興，但隨著行政級別的升格也開始建造城牆，或整修擴建原有的城牆；還有的始終只是勞動產品和商品的交換場所或集散地，初興時既無城也無牆，這種集市在規模擴大後，只要沒有升為一級行政單位，即使築起了防禦性的牆，也不能視同城市。同時，自北宋以後，坊市合一，形成街市，坊名還在，坊牆不存，因此，進入坊區無須通過門，只有一個標誌性建築——牌坊，它使人們知道身在何坊。市牆自然也不存在了，整個一條街都是市場，攤販們甚至一度擠佔了官員待班上朝的御路。於是才有《東京夢華錄》的生花妙筆，才有《夢粱錄》的湖光山色等專門描寫城市的筆記類著述，才有薈萃都城風貌的歷史畫卷《清明上河圖》，使我們能夠領略到古代都市毫不遜於當今現代化都市的喧囂繁華。  
　　要摧毀一個政權時，摧毀其都城或中心城市就成了首要大事，於是有項羽焚燒秦咸陽城大火三月不熄的記錄，有董卓迫漢獻帝西遷長安而毀洛陽的慘烈，有朱全忠挾唐昭宗遷洛而毀撤長安宮室府廨官宅民居的劣行。百年古都在這類劫難中，或廢為丘墟，或僅餘斷壁殘垣，以這些城牆為標誌的政權，似乎也隨之失去了生命力。改朝換代或政權重建時，興建都城亦是首要之舉，高大的城牆又一次把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包裹進去。於是我們看到唐後期蓬勃興盛的南方城市，又在大事興修城牆與府衙中發展著，雖然它們的興盛大多不是政治權力直接干預的結果。  
　　只有從北宋蘇軾的議論中曾透露出一絲新的信息。當時有人建議，宿州(今安徽宿縣一帶)因多年發展，人口增多，原城已嫌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應修築外城。蘇軾認為，類似宿州城這種情況太多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東坡文集》卷62《乞罷宿州修城狀》)。結果雖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看出，蘇東坡已認識到不展築外城，並不會影響宿州城市職能的發揮，而且如宿州城者尚不在少數，沒有展築外城的也不在少數。不過，他所說的恐怕都是江南的二、三流城市，不直接當敵鋒鏑，政治和軍事地位無礙全局，是否把與城市有關的人口都包裹進城牆也就並不重要。因此，有些城市城牆周匝始終在一里左右，而城牆外面不論是集市還是居民都不受約束地擴展著。  
　　南宋定都臨安後，大約花了二十年時間，致力於宮殿郊廟建設，形成方圓九里的宮城，又進一步擴建外城。但如果說北宋東京的政治和生活中心還是宮城——裡城——外城——郊外的順序依次擴展，那麼南宋臨安已形成多中心，外城城門外形成若干大型生活用品批發市場(主要有糧食、蔬菜、水果、水產品、肉產品等)，西湖沿岸則形成又一個中心區，樓台沿湖林立，園林鬥艷爭奇，寺觀眾多，正所謂「一色樓台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儼然是一個集居住、娛樂、文化、商業於一體的繁華區，由於各種原因，西湖區並沒有被括進臨安城圈。據說五代十國時期，曾有人建議吳越王錢鏐填西湖，以建府治，錢鏐認為：百姓借湖水溉田，無水即無民。他不僅不填湖，還大舉疏浚，於是，西湖仍然是西湖，雖在城牆之外，卻成為杭州不可分割的部分。享受燈火樓台、夜夜笙歌的達官貴人，也絕不認為自己住在城外就成了鄉下人。  
　　城牆的作用不僅有禦敵的功能，還使中國的老百姓被分為城裡人與城外人，於是又有了城裡人與鄉下人的區分。不知蘇軾在乞罷修宿州外城時，是否考慮到這一紙書狀，有可能斷送了多少人正式成為城裡人的夢想，抑或如宿州這樣的二、三流城市，城裡、城外的區別不如京都等大城市明顯；抑或是城周圍的居民已經具有了城裡人的身份，築外城與否關係並不大。但蘇軾的主張似乎並沒有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主流，此後的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地建造著宮城、皇城和外城，把統治權力包裹在高大的城牆內，還環繞著深而寬的護城河。  
　　元、明、清統治者給後人留下的遺產之一，就是國人引以為自豪的雄偉壯觀、規劃有序的北京城(儘管其規模遠遜於隋唐長安城)。不管我們如何評價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城市城牆為主體標誌的權力結構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儘管城牆的作用在我們的先人輸出火藥發明之後，在以火器為主的攻擊性武器面前，防禦功能已大打折扣。  
　　城牆在邁向工業化的進程中，似乎成了社會發展的障礙，於是有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北京城牆戰略性大拆除。今天的北京城由於城牆、城門等主要古城建築蕩然無存，據說已無資格作為整體城市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然而，當我們在大舉拆除或關注古老的城牆時，是否意識到阻礙我們邁向現代化的真正障礙並不是這有形的城牆，而是歷經數千年凝結在人們心靈深處的無形的圍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