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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是一個將儒家修身養性、平衡人際關係玩弄到極致的人物。曾國藩出生於湖南長沙湘鄉縣的一個小村莊，二十八歲中進士，擔任京官。清代的官員分為兩等：滿族官吏、漢族官吏。按照清代的民足政策，漢族官吏是不可能掌握大權的。然而曾國藩依靠出色的交際能力，獲得滿朝官員的稱讚，十年時間就官居二品，升遷之快前所未有。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恰好他遭逢母喪在家守孝，從此開始編練湘軍。曾國藩領軍能力很一般，數次被殺的大敗，但太平天國的水準也好不到哪去，加上曾國藩還有李鴻章及左宗棠兩名領軍能力強的幫手，才得以讓他勦滅了太平天國。
　　當時的京官都很清閒，曾國藩二十八歲中進士以後，首先請了個大假回家，這個假一放就是一年，這一年曾國藩在湖南遊玩，美其名曰訪察，年底回北京之後才開始準備如何做官，因此拜訪了當時的一個理學大師唐鑒。和他學什麼呢？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做學問要講道理，身體要鍛鍊。其中對曾國藩影響最大就是後者。
　　在北京的十年間，曾國藩基本就在鍛鍊身體；每天早起練氣功、讀書，更重要的是學習如何保養，他在生活上也極為重視一些小細節；如與人交往時不但衣服乾淨整齊，鬍子、眉毛都要一絲不茍，眼睛永遠直視對方。在國史館編書時，曾國藩寫了不少反映民間疾苦的詩文，更大聲責問官員腐敗，但卻不指明當朝某某腐敗，因此曾國藩的聲望不斷上升，道光皇帝也以為遇到了一個好臣子，對他恩寵有加，很快曾國藩在京城裡開創了局面。
　　另外，曾國藩的人際關係處理的非常好，逢迎高官時不顯山露水，碰到同鄉士人時盡力接納，當時的軍機大臣穆彰阿，恰好是他會試時的老師，因此他不斷的前去拜望，前者也需要他的名聲來烘托，兩人各得其所。而在炒作自己弟子李鴻章的時候，曾國藩的手段十分高明，首先他在當年的舉人中評選出所謂的「丁未四君子」(李鴻章、陳鼐、郭嵩燾及帥遠燡)，然後又斬釘截鐵地說李鴻章是四君子之首。這要是在現代，各家傳媒必會爭相追問，甚至會接露他作為李鴻章的老師，還公然的熱捧自己的弟子，有不公正之嫌疑，但在當時，礙於他的名望，誰也不能說什麼。於是，李鴻章成了年輕一輩中天王級的人物，而曾國藩則成了「超級製作人」。當時滿族官員雖然權力大，但是哪個會有曾國藩這樣的機心，後世的官員對曾國藩一直崇拜有加，可不是不無道理的。因此十年之內，官居二品，看起來誇張但確實不是巧合。  
　　古代讀書人都十分重視教育，對後代的教育更顯示著一家之主的情操和道德修養，曾國藩重視儀表，對於更能顯示才幹的家訓當然不會放過，曾國藩在兒子出生時便編撰了《曾氏家訓》。說是家訓，實際都是古今名臣大儒的言論，不過重新編輯了目錄，分為修身、齊家、治國三個大綱。對比早就有的《顏氏家訓》，這個新版書的內容並無實質上的突破，不過曾國藩出身貧寒，升官又快，是個官場的傳奇人物，本人現身說法，這可是最好的廣告。於是他這本書一直暢銷不衰，成為教育類的代表圖書。
　　曾國藩於母親過世後在家為母守孝，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在對付鄉里刁民的時候，曾國藩展現了鐵腕的一面，狠狠地殺了幾百人。據曾國藩自己奏稱，四個月間直接下令處死一百三十七人。這一點讓咸豐皇帝覺得此人值得依賴。唯壞處是在家鄉濫殺，讓自己擁有了「曾屠戶」和「曾剃頭」的外號。
　　不過曾國藩到底還是個書生，帶兵打仗很少有勝仗的時候，而且數次被太平軍殺的大敗被逼的要自殺，當時左宗棠便三天兩頭寫信給曾國藩指點他應該如何打仗，還被左宗棠四處對人說曾國藩本身無才、領兵、打仗確實不行。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練兵，以及對士兵進行思想教育。不過曾國藩也沾染了書生愛說大話的一面，他的湘軍與太平軍的精銳，與李鴻章的淮軍相比，並沒特別威猛；而到了戰爭後期，更是大大的腐化。曾國藩的長處在於謀略，對於將才的鑑賞和任用，他有自己獨到的一面，但其本人並不適合帶兵打仗，後人總結他說：「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滿清當時對漢族官員猜忌甚大，曾國藩打了勝仗，咸豐皇帝私下雖然欣賞，但能根據別的原因呵斥了曾國藩。後來太平軍李秀成把曾國藩殺的大敗，同治皇帝反而任命曾國藩為蘇、皖、浙、贛四省巡撫。從這些事情也可以看出來，在當時官員是如何不好做，曾國藩在京城搞人際關係不但必要，且非做不可。
　　滿清懼怕曾國藩等人謀反，由於太擔心了，戰爭還沒打完，曾國藩就考慮到鳥盡弓藏的問題。當時李鴻章在政治上也臻成熟，曾國藩便對李鴻章提出了此一問題，說自己要解散湘軍，而李鴻章不願失去軍權，曾國藩馬上來一個順水推舟；戰爭完成之後，湘軍解散，淮軍反而增兵，實際上一部份的湘軍就入了淮軍。曾國藩的算盤打得不錯，從實力上說自己雖然解散了軍隊，但對當時戰鬥力最強的淮軍仍有很大影響力，同時，朝廷也不會猜忌自己，再加上他與李鴻章實際上的關係，曾國藩更加大大的鞏固了地位。之後無論是剿捻戰事，還是發展洋務運動，曾國藩與李鴻章的配合都很投契，時而步調一致，時而各有分歧，總之滿清並沒有因為戰爭結束就鏟弱他們的權力。
　　曾國藩的儒家做人法在對付自己人的時候格外有用，但在應付外交上就沒有什麼辦法了。一八七０年發生了天津教案，辦理此案的曾國藩因此受到了詬病。天津教案的經過很簡單：當時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死了三、四十名嬰兒，當時天津經常出現幼兒被拐的情況，而民間對教堂以及洋人的排斥感很強，因此流言四起，說天主堂的神父與修女用蒙汗藥拐了中國孩童挖眼剖心。正好一個名叫武蘭珍的拐子聲稱主使自己的人是天主堂華人司事王三，提訊王三的過程中，當地百姓紛紛投擲磚石，一心要鬧事的法國領事豐大業開槍恐嚇通商大臣崇厚，惹起了眾怒，百姓亂拳打死豐大業，接著衝進天主堂，燒燬教堂，殺死神父與修女。曾國藩曾經對李鴻章說，與洋人打交道要以德服人，他當然不知道現代國家外交，都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上，在法、英、美集結軍艦進行武力威脅之時，直棣總督曾國藩前去處理此事，他先嚴誡市民不准再生事端，然後開釋武蘭珍與王三，並在奏摺中為洋人在中國的行徑進行辯護，一方面符合事理，另一方面也想「以德服人」，結果惹得民間大罵賣國賊。一心想擴大事態的法國公使更不買帳，法國提出要天津知府、知縣和提督三人為豐大業抵命，法國海軍更威脅要將天津化為焦土，由此可知法國實際上是想要更大利益，曾國藩居然退讓了，不但答應賠償教堂損失，還迫於壓力，將天津知府、知縣交刑部處理；並逮補參與砸毀教堂的群眾，處死了二十人，流放了二十五人，賠償教堂四十多萬兩白銀的損失，還派通商大臣崇厚到法國道歉。曾國藩提倡的儒家外交，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曾國藩的聲望也因此一落千丈。中國遇到了新問題，儒家不適應，曾國藩也老了，兩年後，他在書房靜坐時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