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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厥原是西元5世紀前後，生活在阿爾泰山地區的遊牧民族的名稱。西元6世紀至8世紀中葉，突厥族逐漸進入我國北方草原，與中原地區上自西魏下至隋唐各朝代發生了多管道、多層面的廣泛交往。西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國，其鼎盛時期疆域非常遼闊。後分裂為東、西兩個突厥汗國，8世紀中葉，東突厥被回紇人(即維吾爾族的祖先)所滅，西突厥則被唐朝所滅。西突厥的後代遷移到小亞細亞半島，後來建立了奧斯曼伊斯蘭帝國。隨著東西突厥汗國的相繼滅亡，其後裔逐漸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紀以後“突厥”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對突厥語系諸民族的統稱。“斯坦”則是“地方”、“地區”的意思。“東突厥斯坦”(簡稱“東突”)，這一名詞最早是19世紀末期西方別有用心的殖民主義者提出的，他們把俄羅斯中亞地區稱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國的新疆稱為“東突厥斯坦”，並編造出新疆是“東突厥”人家園的謬論。因此“東突厥斯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義者為肢解中國而提出的一個政治概念。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將“東突厥斯坦”作為他們分裂運動的名稱，其用意昭然若揭。
　　“東突厥斯坦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是受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雙重影響。泛伊斯蘭主義是19世紀中期阿富汗人馬丁魯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聯合所有伊斯蘭國家，建立統一的伊斯蘭政治實體。泛突厥主義運動則源於沙俄統治時代受壓迫的韃靼人，其宗旨是要聯合從小亞細亞到中亞的所有突厥語系民族，建立一個統一的突厥帝國。在這兩種思想作用和影響下，就產生了新疆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簡稱“雙泛主義”)從20世紀初開始傳入新疆。“雙泛主義”一傳入新疆，就受到當時中國新疆政府的大力壓制，“雙泛主義”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土耳其人艾買提•卡馬爾和從土耳其留學歸來的維吾爾族人麥斯武德被驅逐出境而流亡國外。
　　30年代初，麥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雙泛主義”者又陸續回到中國，此時他們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和政治綱領，這就是所謂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簡稱“東突”)。當時中國正是軍閥割據相互混戰的時代，新疆也是一片兵荒馬亂，新疆省督軍盛世才與支援哈密農民起義的甘肅軍閥馬仲英激戰正酣。動盪的時代背景，給“東突”的發展提供了機會——1933年11月，“東突”分裂分子得到英國的支援在喀什建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34年2月盛世才在蘇聯的支持下打敗馬仲英後兵進南疆，消滅了這個“共和國”。喀什“伊斯蘭共和國”雖然只存在短短三個月，卻是第一次公開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運動的開始，其衣缽為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一直承襲至今。
　　喀什“伊斯蘭共和國”被消滅後，“東突”運動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國外。其主要人物之一的伊敏就是在流亡印度時撰寫了宣揚新疆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史》，並被“東突”分裂分子視為經典。與此同時，日本也在積極籌畫肢解中國，在推行大蒙滿計畫的同時，也策劃在中國新疆建立伊斯蘭國，為此日本還收留了奧斯曼帝國末代蘇丹阿卜杜爾•海米德二世之子，準備讓他出任新疆獨立後的首腦。
　　抗戰時期，麥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東突”分裂運動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國，在中國內地出版刊物，宣傳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想。
　　1944年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個地區在蘇聯的支援下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蘇聯此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並不是支援新疆獨立，而是要以新疆問題做交換籌碼，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和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權。1945年8月中蘇友好條約簽署，達到了蘇聯的預期目的，因此蘇聯要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成立新疆省聯合政府。麥斯武德、伊敏、艾山等“東突”分裂分子也被安排在聯合政府中任職。由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實權掌握在反對新疆獨立的阿合買提江等人手中，因此最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無果而終，但事實上的獨立一直維持到1949年解放新疆為止。因為這個伊斯蘭政權是反對國民黨的，而且並沒有公然提出分裂的口號，所以新疆解放以後，人民政府從團結的角度出發，把這一事件稱為“三區革命”，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並將民族軍改編為解放軍第5軍。但是這一事件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新疆解放後，麥斯武德被關押，伊敏、艾山等再次聞風而逃。“東突”分裂運動再次受到沉重打擊，但並沒有因此而絕跡，分裂主義思想並未徹底根除，其影響依舊存在。只要有合適的環境條件，又會迅速死灰復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