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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在分兵出走之後堅持進圖四川､自立一國﹐結果在大渡河畔被清軍與土司緊緊圍困﹐成為釜中之魚。石達開率部左衝右突﹐未能血戰脫臉。無可奈何之際﹐石達開命軍師曹偉人給清軍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竊思求榮而事二主﹐忠臣不為；捨命以全三軍﹐義士必作」﹐要求清軍赦免他的部下。信寫成後﹐用箭射人駐守在大渡河對岸的清四川重慶鎮總兵唐友耕軍營中。關於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說是重慶鎮總兵唐友耕﹐有人說是四川總督駱秉章。
　　1908年﹐唐友耕的兒子唐鴻學為其父所編《唐公年譜》問行於世。年譜中附錄了石達開的信﹐說這封信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也就是說石達開是向唐友耕乞降的。關於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的事﹐《紀石達開被擒就死事》一文記載最為詳細。文中說石達開於「四月二十三日﹐以書射達北岸唐友耕營」﹐「唐得書﹐不敢奏亦不敢報。石軍不得覆」。根據此說唐友耕收得石達開信後﹐隱匿不報也未給予石達開回復。
　　1935年﹐四川滬定西沙河壩農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發現石達開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農報》發表﹐標題作《致四川總督駱秉章書》﹐收信人是駱秉章﹐而不是唐友耕。1937年﹐蕭一山撰《翼王石達開致清重慶鎮總兵唐友耕真柬偽書跋》﹐認為《農報》發表的《致四川總督駱秉章書》是錯誤的。他說﹐他在成都黃某家中曾親見致唐友耕「真柬偽書」一通﹐系用翼王所遺之柬帖轉抄的。蕭一山斷定《唐公年譜》附錄的石達開信函是可靠的﹐該信確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廣東文物》從蕭一山的說法﹐載有《石達開致唐友耕書》著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種《太平天國》所輯此信據《廣東文物》排印﹐故而唐友耕為收信人的說法流傳較廣。
　　簡又文先生認為紫打地農民高某發現的「三遺函﹐其致王千戶與致唐友耕兩通﹐......可認為真品」﹐說法與蕭一山不同﹐但認為石達開致唐友耕信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見之《唐公年譜》﹐尤為可信。羅爾綱先生對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一事十分懷疑。他認為唐鴻學將原收信人駱秉章盜改為唐友耕﹐其意圖是要為其父臉上貼金。
　　石達開信中說﹕「惟是閣下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蓄詐虞﹐能依請約﹐即冀飛緘先覆﹐並望賁駕遙臨﹐以便調停﹐庶免貽誤﹐否則閣下遲行有待﹐我軍久駐無糧......」。羅爾綱指出﹐石達開信中「肩蜀巨任」的話﹐應是對身為四川總督､擔負四川全省重任的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只管重慶一鎮的綠營兵唐友耕說的。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李永和､藍大順在雲南昭通府起義。時唐友耕為起義軍中的一個小頭目﹐後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達開是不會寫信向他請求赦免三軍將士的﹐何況唐友耕也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唐鴻學知此有破綻﹐故將「肩蜀巨任」改為「當得巨任」。石達開對唐友耕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石在信中怎麼會稱唐為清朝大臣呢﹖石達開說「並望賁駕遙臨」﹐此話顯然是對遠在成都的四川總督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說的。唐鴻學將原信改為「拜望台駕近臨」。又石達開信中還有「閣下如能依書附奏清主」的話﹐而當時總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種種破綻可以證明此信是寫給駱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據李左泉《石達開涐江被困記》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達開涐江被困死難紀實》﹐其中附錄有石達開的信。李左泉文系根據土千戶王應元幕僚許亮儒遺著《擒石野史》筆記潤色重編﹐來源可靠。羅爾綱認為﹐《農報》所載高某發現的鈔本及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涐江被困死難紀實》附錄的石達開信函是真實的﹐是未經唐鴻學篡改過的。石達開這封信的收信人應是駱秉章而不是唐友耕。奇怪的是﹐石達開這封極為重要的信﹐當時駱秉章､唐友耕在公私文件中均未提及。加之信末署「太平天國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此時石達開已成階下囚﹐正在解往成都的途中﹐顯然與史實不符。有人認為﹐石達開的這封信可能是偽造的。
　　王慶成撰《石達開大渡河覆敗事實》認為﹐石達開這封信來源於多方面﹐「表現了它不可能出於某一人的偽造」。王先生經過周密考證﹐說﹕「儘管駱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公私文件中從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們得到了這封信」。(《石達開論集》)石信中要求「賞駕遙臨﹐以便調停」﹐駱秉章委派四川布政使劉蓉親臨前線﹐即是對於這一要求事實上的回答。唐友耕收石信後隱匿不報的說法看來不確。清方不但收到了石達開的信﹐並且利用了石的要求與願望設密計對石進行誘降。因為所設密計太不光彩﹐所以俘獲石達開以後﹐駱秉章､唐友耕之流需要否認這件事的存在﹐因而對石達開信函的內容不能不諱莫如深或者語焉不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