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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末年﹐經歷了鴉片戰爭的中國人﹐從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獨尊的優越﹐驟然跌落到唯洋人命是從的屈辱﹐仇洋之心日益洶湧。而洋人又不斷深入內地經商傳教﹐其觀念與行為大異於天朝體統﹐更激起民眾的反感與恐懼。在這種情勢下﹐種種怪異的認識與傳言﹐就茂盛地滋長起來﹐因為暗暗貼了人們內心的期待﹐人們就巴不得它是真的了。
　　1870年的夏天﹐天津的人們就在這樣的心態下﹐傳播起了一個消息。這一年夏﹐天氣炎熱﹐疫病流行﹐法國傳教士建立的望海樓教堂及其附屬機構育嬰堂裡﹐三十多名兒童染病而亡。屍體被埋在教堂墓地﹐因為埋得淺﹐部分屍體被覓食的野狗刨了出來。
　　瘟疫死幾十個孩子﹐在那個人命輕賤的時代不是什麼大事。但死孩子的地方是洋人的地方﹐這就使得這事件有了不尋常的色彩。一則傳聞開始在天津城以及周邊地區擴散﹐而且越傳越凶﹐越傳越恐怖﹕天津地區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會挖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藥方… …傳播者引用教堂墓地的情形作證據﹐稱那些就是被剖肝挖心然後棄屍的幼童。
　　沒人追究這個消息的真實度和其中的邏輯是否合理﹐積聚數十年的誤解和仇恨﹐在人們心中發酵出一種叫做「盼望」的東西﹐盼望它出事﹐盼望這事是真的。今天沒有這個導火索﹐明天或後天﹐總之早晚也會找到別的﹐來印證心裡那句「我早就知道… …」。
　　6月18日﹐人們如願以償地抓到了一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並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他「果然」承認與教堂有瓜葛﹐是教堂裡的人委託他誘拐兒童的。一時間民情激憤﹐文化人們紛紛罷課集會﹐要求官府處理﹐反洋教情緒高漲。6月21日﹐天津知縣劉傑帶著武蘭珍來教堂指認嫌犯﹐武蘭珍沒能認出任何一個人﹐也說不出教堂內的細節。但數千憤怒的民眾已聞訊聚集在教堂外﹐情緒激動﹐向教堂內投擲石塊瓦片﹐並與教堂內的人口角﹐衝突一觸即發。
　　如何處置這種混亂的群體事件場面﹐政府官員沒有經驗﹐法國人也同樣沒有。在劉傑與縣衙人員試圖驅散人群的時候﹐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與大清有關部門交涉未果﹐怒氣沖沖帶人趕來。他顯然對於人民戰爭的能量缺乏估計﹐在現場﹐暴怒的他試圖單挑群體。他拔出槍來射殺縣令劉傑﹐沒能打中劉傑﹐但打死了劉傑的僕人。
　　鮮血點燃了騷亂的引信﹐民眾沸騰了﹐他們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助手﹐衝進教堂展開了一場屠殺。十個修女､兩個教士､兩個法國官員､兩個法國平民喪命﹐教堂和育嬰堂被燒燬。這並沒有平復人們的憤怒﹐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騷亂仍在延續﹐三個俄國商人被殺﹐四座英國和美國教堂被毀﹐三十多名中國教民被殺。
　　天津的大規模群體事件被普遍認為是「民眾自發的抵抗外侮的正義行動」﹐因為出事的雖然僅是天津﹐但仇外的心情是全國性的﹐大家堅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憤慨的事情絕不會是空穴來風﹐外國人一定是幹了不法的事情﹐政府不敢管民眾來管。因此﹐舉國上下都叫嚷著反對任何退讓和安撫。但外國炮艦立即開到了天津﹐七個國家的公使向朝廷提出了強烈抗議﹐要求懲罰兇徒﹐這個訴求也不能不嚴肅回應。因此﹐如何處置這個群體事件﹐成了考驗領導人執政能力的一項重大試題。
　　朝廷派了熟悉夷務､聲譽良好的曾國藩來處理此事。他決定查清事實﹐「依法治國」。他調查了一百多名上告「洋人殺小孩」的百姓﹐發現均無實據﹐又訪問了育嬰堂一百五十多名兒童﹐也得知無誘拐和傷害一事。據此﹐他要求朝廷發佈一項聲明﹐否認謠言﹐恢復修女們的名譽。同時﹐他定性此事件為「暴亂」﹐決定對涉及者施以重罰天津知府和知縣被撤職流放﹐十五名主要煽動者被處死﹐流放二十一人。決定一出﹐國內大嘩。「賣國賊」的罵聲洶湧而來﹐彈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殺之而後快。曾國藩六十年積聚的聲名就此毀於一旦。
　　洶洶輿論之下﹐朝廷調開了曾國藩﹐派李鴻章接替處理。李鴻章略去事件中誰對誰錯不提﹐只就後果討論處理方法。經過一番談判﹐降低了處死的人數﹐增加了賠款﹐其餘與曾國藩的決定並無大差別。此時該事件輿論已趨平靜﹐法國也忙於他事無暇專注﹐於是也就這樣過去了。
　　但此事對曾國藩的影響沒有結束﹐受到這樣的打擊﹐他的身體狀況急劇衰落﹐一年後﹐他就因病辭世了。曾國藩最大的錯誤是想查明真相﹐以為真相清楚了道理就明瞭了。殊不知在群情洶洶的情況下﹐所謂「真相」是沒有固定標準的﹐人們只願意接受他們想要的真相﹐來佐證他們想說明的道理。而當「真相」非他們所願時﹐他們就會認為調查真相的人有問題在造假。人們常常喊著「我們要真相」﹐事實上﹐他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我們要立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