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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橙是清代著名學者､思想家龔自珍的長子﹐在晚清學界是一個比較有名的人物。他初名珍﹐後改名橙﹐字公襄﹐又字孝拱﹐以字行。生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死於何年何月不詳﹐人稱「晚年卒以狂死」。
　　中國有蓋棺論定的說法﹐即認為一個人死後﹐其一生的是非功過就可下定論了。而龔橙去世已一百多年﹐對他至今猶人言言殊﹐還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不少人把他和英人焚燒圓明園一事牽扯在一起﹐說他是導英人焚園的罪魁禍首﹐因此罵他是漢奸﹐賣國賊﹔有人則認為並無此事﹐他是被忌恨者所誣陷的。
　　這樁公案中﹐究竟孰是孰非﹐在正史中很難找到材料來說明﹐在所謂野史以及當時的筆記小說上卻眾說紛紜﹐正反兩方的都有﹐而持貶損態度的為多﹐如﹕康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被認為龔橙自取之號)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或曰圓明園之役﹐即龔發縱指示也。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由於清廷腐敗無能﹐飽受帝國主義的侵凌﹐國土日蹙﹐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莫大的損失。因此廣大民眾對「洋鬼子」恨之入骨﹐而對於某些號稱中國人﹐在對外作戰中﹐卻認賊作父､為虎作倀之徒﹐更是痛心疾首。《新世說》是民國時期出版的一本比較著名的筆記小說﹐其作者易宗夔﹐在戊戌變法期間曾為《湘學報》編撰﹐又在不少進步報刊上發表文章﹐是個名傳遐邇的人物。《南亭筆記》的作者李伯元﹐也是當時著名的作家。龔橙導英國人焚燒圓明園這件事﹐經他們一宣揚﹐就三人成虎﹐在一些人的腦子中定了格。因此﹐在一百多年中﹐龔橙一直成為咸豐皇帝的替罪羊﹐受到眾人唾罵。
　　然而現在看起來﹐這只是一面之詞﹐而且是加上太多感情因素的一面之詞﹐其所說的事實經不起推敲﹐更難據以臧否人物。為了給古人一個公正的待遇﹐我們應該聽聽其他方面的意見﹐特別是相反方面的意見。孫靜庵著《棲霞閣野乘》對此事的說法就頗有不同。書中雖然沒有否定龔橙導英法兵焚圓明園﹐但卻道出了一個隱情龔橙這麼做﹐實出無奈﹐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此書卷下《龔定庵軼事》有云﹕「定庵子孝拱(原誤作孝棋)﹐為英人巴夏禮客﹐導英法兵焚圓明園﹐世多以為詬病。然此時民族主義尚未發達於吾國﹐且孝拱用意固別有在﹐不得以中行說之流概之。」
　　「人傳孝拱於英焚燒圓明園事﹐為之謀主﹐海內群指為漢奸。豈知當時英人欲徑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圓明園珍物山積﹐中國精華之所萃﹐毀此亦可以償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與有功焉。」
　　孫靜庵不知何許人﹐名不見經傳﹐但從他誤「孝拱」為「孝棋」看來﹐他與龔家肯定既不沾親﹐也不帶故﹐應無「有意開脫」之嫌。其行文則力求公正﹐既不否定龔橙與火燒圓明園的關係﹐又不把他與中行說之流混為一談。他說的「當時英人欲徑攻京城﹐孝拱力止之」﹐「保全都城﹐孝拱與有功焉」﹐雖未提到龔的具體言語和行動﹐也應該有所根據﹐決非胡亂猜測之詞。
　　除孫靜庵的話之外﹐傅增湘先生對此的有關言論﹐我認為更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我說有關言論﹐是因為傅先生並不是就此事專門發表言論﹐只是在為龔橙手書小學三種作跋時順帶地為澄清此事而寫下的幾句話。文中說﹕龔橙字孝拱… …博學多聞﹐為人跌蕩負奇氣﹐世傳其晚號半倫﹐及導引英軍焚圓明園事﹐皆非事實。觀譚復堂所為公襄傳﹐略言治諸生業久不遇﹐間以策干大帥﹐不能用﹐遂好奇服﹐流寓上海﹐習歐羅巴人語言文字。咸豐十年﹐英吉利入京師﹐或曰挾龔先生為導﹐君方以言讋(音哲﹐恐懼之意)酋長﹐換約而退﹐而人間遂相訾謷(音子敖﹐詆毀之意)。以是而言﹐君以習絕國方言﹐通知外情﹐為英使威妥瑪治文書﹐正藉英人之力以紓禍變﹐寧有快心事仇﹐如張元﹐施宜生所為耶。特以懷抱奇略﹐無所發抒﹐又好為新奇異誼可怪之論﹐為世駭愕﹐遂被以放誕奇辟之行。嗚呼！自古有非常之才者﹐恆負舉世之謗﹐豈不重可哀哉！
　　傅增湘先生是歷史學家﹐又是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曾任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兼故宮圖書館館長。傅先生讀書既精且博﹐治學嚴謹﹐為文多矣﹐但決不妄下一字。在這篇小文中﹐他作為一個重史德的歷史學家﹐因要為長期被誣陷的龔橙講幾句公道話﹐所以在評論版本之後﹐講了這麼一大段題外的話。他對社會上流傳已久的龔「導引英軍焚圓明園事」﹐持否定的態度﹕「皆非事實」﹔不僅如此﹐他還與孫靜庵一樣﹐認為龔橙「通知外情﹐為英使威妥瑪治文書﹐正藉英人之力以紓禍變」﹐即不僅無罪﹐而且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