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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傑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艱苦生活和解放後超負荷的重壓﹐使鄧穎超的身體一直不是太好。到了1988年﹐這個剛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質上的病變﹐她還患上了輕微的帕金森氏症。對於鄧穎超得的這個病﹐趙煒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為在她的心目中﹐彷彿這樣的經歷會影響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其實﹐鄧穎超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人們只有瞭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會對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饒給予更多的理解與尊重。
　　鄧大姐的身體一直不好﹐進城後診斷有高血壓和冠心病﹐曾動過膽囊手術﹐不久又因膽管結石再次手術。這時﹐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齡的老人。1982年﹐在鄧大姐身上出現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狀﹐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1983年﹐鄧大姐開始擔任政協全國第六屆委員會主席﹐她在這個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時﹐鄧大姐年歲已高﹐到哪兒我都小心翼翼地扶著﹐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國三十五週年招待會上﹐就因為一眼沒見著﹐鄧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鄧大姐到了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後正好遇見經普椿同志﹐她們兩人已經好久沒見面了﹐當時一見就高興得擁抱起來。這時一位攝影記者想照相﹐我就主動往邊上躲躲﹐我剛離開﹐鄧大姐就不知怎麼摔了一跤﹐當時把我臉都嚇白了﹐扔下手裡的祝酒辭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來。醫生､護士都趕過來﹐在場的中央領導也關心地問鄧大姐還能不能講話﹐因為此時離大會正式開始只有十分鐘了。
　　還好﹐鄧大姐沒什麼事﹐她表示不會影響講話﹐我才稍稍鬆了一口氣。那天﹐我把鄧大姐送上主席台後一直站在她身後。其實﹐在這之前﹐鄧大姐就經常出現站立不穩的情況﹐有時還好像要摔倒﹐我總是提醒家裡的工作人員要注意､別出事﹐沒想到自己陪鄧大姐出來就摔了一跤。事後我對鄧大姐說﹕「您要真摔個好歹﹐我也不活了。」鄧大姐說那不能怨你呀。我說﹕「可這是我的責任呀。」出了事我沒法向黨和人民交待﹐更對不起周總理對我的囑托。從那以後﹐我陪鄧大姐出去時就更精心了。在心裡﹐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原則﹕不管鄧大姐出現任何情況﹐我都要耐心細緻地把她把她照顧好﹐因為我答應過周總理。
　　1988年3月﹐鄧大姐退了下來﹐此時她已經84歲高齡了。兩年以後﹐鄧大姐的身體明顯衰弱﹐那一年因為感冒和肺炎﹐她先後住過五次醫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鄧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還是因為肺炎引起的高燒。鄧大姐的情況可能不好﹐我心裡有點緊張﹐要知道﹐一個星期前她剛從醫院出來﹐如今又因為同樣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燒不退﹐這可不是好兆頭。
　　我悄悄問醫院的錢主任﹕「鄧大姐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遲疑了一下坦然說﹕「有可能﹐做好準備吧。」錢主任的話令我心裡一顫﹐我告訴大家要做好鄧大姐長期住院的準備﹐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現實﹐我們將要面臨的是最壞的結局。
　　住院後的第五天﹐經中央批准﹐鄧大姐接受了一次手術﹐以後她的情況略有好轉﹐在江澤民和李鵬來病房看她時還能清楚地同他們講話。到了8月17日﹐鄧大姐開始出現腎衰﹐昏迷中的她已經不認人了﹐我們也已經開會研究她的後事。但鄧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頑強﹐經搶救她又脫離了危險。那次﹐她醒來後我正好回西花廳辦事﹐值班的同志一打電話告訴我這個好消息﹐我馬上就趕回醫院。沒想到﹐鄧大姐見到我居然不認識了﹐可對其他同志卻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難過也很奇怪﹐就問醫生是怎麼回事。醫生說﹐當病人長時間昏迷後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對越熟悉的人越不認識。他讓我別著急﹐慢慢情況就會好。果然﹐一天以後鄧大姐認出我了。後來﹐當同志們告訴她清醒後最後才認出趙秘時﹐她居然還有點不相信。
　　1992年1月23日﹐鄧大姐在醫院裡過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個生日--那天她正好88週歲。鄧大姐生日那天很熱鬧﹐來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現任總理溫家寶同志也來了﹐我們瞞著鄧大姐﹐把隔壁房間佈置得喜氣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鄧大姐。我對她說﹐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間去看看。鄧大姐說﹕「你們就愛搞這個﹐我最不愛過生日了。」「您不過也得過﹐這是我們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歲了﹐日本人叫『米壽』﹐吉祥呢﹐是個好日子﹐您身體會好起來的。」說著﹐我就用輪椅把她推到隔壁。鄧大姐一過去﹐屋子裡就熱鬧起來﹐有稱「鄧大姐」的﹐有叫「鄧媽媽」的﹐還有喊「鄧奶奶」的… …這一天﹐鄧大姐在大家的祝賀聲中過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來臨了。從6月下旬起﹐鄧大姐的情況就一直不穩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悶﹐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還沒吃完飯﹐鄧大姐突然讓護士叫我﹐說有事要和我說。我馬上來到她的床前﹐這時鄧大姐拉著我的手清楚地說﹕「趙煒﹐我同你見最後一面。」「大姐﹐別這樣說﹐你養養神吧﹐該睡午覺了。」我強忍著淚水勸慰鄧大姐。
　　到了10日早晨﹐鄧大姐的情況更糟了﹐她脈搏加快﹐呼吸緩慢﹐醫生說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報告。為防不測﹐下午我和警衛秘書高振普､保健醫生季建華一起開始安排鄧大姐的後事﹐哪些需要我們做﹐哪些要請示報告﹐整整列了兩大張紙。同周總理去世時的情況不同﹐此時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10日晚上8點左右﹐李鵬和夫人朱琳來到病房﹐我趴在鄧大姐耳邊向她報告﹐她用微弱而沙啞聲音吐出兩個字﹕「李鵬…　…」這是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後兩個字。
　　那天夜裡﹐我起來看了幾次﹐鄧大姐的情況一直沒有好轉。到了11日清晨五點多鐘﹐護士叫鄧大姐﹐她沒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來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趙煒﹐您聽見沒有？您要聽見就睜睜眼睛點點頭。」但鄧大姐別說睜眼睛﹐就連一點兒反映也沒有。這時她的血壓和脈搏都降了下來﹐我和護士分別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時55分﹐鄧大姐在平靜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詳。病榻前﹐我吻著鄧大姐的額頭﹐兩行長淚順著臉頰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