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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官野史] 隋朝提前備下了一百年的糧促成貞觀之治

隋朝提前備下了一百年的糧促成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是令中國人永世懷想的一個偉大時代。在這個時代裡﹐人民安居樂業﹐歌舞昇平﹐皇帝溫良慈善﹐百官恪盡職守﹐米缸裡裝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裡生長著綠油油的疏菜﹐男人雄渾大氣﹐女性柔美端莊… …總之﹐這樣一個近乎於傳說中的美好時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創造出來的﹐所以他在中國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氣壯的佔據了首位。
  但這一切﹐卻只不過是一個拙劣的騙局。
  首先﹐壓根就沒有什麼貞觀之治。貞觀是有的﹐貞觀只不過是李世民時代的年號﹐但「之治」這怪東西真的沒有。之所以人們認為有﹐一來是李世民自己的刻意宣傳﹐二來呢﹐人們真的希望能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有一個偉大的帝王﹐由他老人家勤勤懇懇的替大家創造一個坐享其成的舒服時代﹐這種願望符合人類的懶惰天性。
  其次﹐就算真有什麼「貞觀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沒得關係。任何一個美好的時代﹐都是由民眾自己創造的。從規律上來說﹖只要當時的領導人少跟老百姓添亂﹐別今天弄出來個指示﹐明天搞出來個精神﹐後天又琢磨個講話強迫老百姓放下鋤頭去學習﹐只要當領導的別太缺德﹐放手讓老百姓建設自已的家園﹐用不了多久﹐就會搞出來一個「之治」來的。
  歷史上﹐舉凡領導人陷入政治鬥爭﹐手忙腳亂之際顧不上禍害老百姓的時候﹐都會有一個「之治」的時代到來。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縱然是真的有什麼貞觀之治﹐那也跟李世民本人沒有任何關係。到了李世民的下任﹐唐高宗李治的時候﹐忽然有一次﹐李治心血來潮﹐問戶部尚書高履行﹕「老高啊﹐去年咱們國家﹐增加了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說﹕「去年的人口增長﹐同往年一樣的﹐還是十五萬戶。」
  李治問﹕「你的意思是說﹐自打貞觀年以來﹐咱們國家每年的人口增長﹐都是十五萬戶嗎﹖」
  高履行道﹕「然也。」
  李治又問「﹕那咱們國家﹐現在有多少人口了﹖」
  高履行道﹕「三百八十萬戶。」
  李治掐指一算﹐「嗯﹐現在有三百八十萬戶﹐貞觀之治一共是二十四年﹐每年人口增長十五萬戶﹐二十四年的增長人口數目就是三百六十萬戶… …我操老高﹐不對啊﹐這個意思就是說﹐貞觀之治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口總數不過是二十萬戶… …不會吧﹖」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點醒過神來了﹕「我靠﹐啥貞觀之治啊﹐純粹是忽悠人﹐所謂貞觀之治﹐不過就是讓人民群眾狂生孩子罷了… …對了﹐大隋開皇年間﹐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當時的戶口總數﹐是八百七十萬戶。」
  李治大驚﹕「老高你啥意思﹖你莫非說… …是說隋唐改朝稱代﹐把全中國人的幾乎殺光光了嗎﹖」
  高履行﹕「陛下你別冤我﹐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
  李治尋思了半天﹐又問道﹕「老高… …那隋開皇時﹐生產的糧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當時的糧食﹐足夠八百七十萬戶吃五十年的… …」。
  李治大驚﹕「當時有這麼高的生產力嗎﹖」
  高履行道﹕「怎麼就沒有﹖糧食都生產出來了﹐你還有什麼疑問﹖」
  李治道﹕「這個這個… …我明白了﹐我爹的貞觀之治﹐就是帶著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夠五十年吃的糧食… …明白了﹐貞觀之治﹐就是你拿刀子把人砍光光﹐然後慢慢吃人家產出來的糧食﹐這個就叫之治了… …」。
  關於這段對話﹐在《資治通鑒》中寫得明明白白﹐即使我們把這段話打上八成的折扣﹐也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隋唐之戰﹐看似波瀾不驚﹐實則是恐怖到了極點﹐天底下的老百姓﹐幾乎要被殺絕殺淨了﹐餘下來的人口﹐尚不足大隋開皇年間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時代抓革命﹐促生產﹐生產出來的足夠全天下人食用五十年之久的糧食﹐就構成了李世民貞觀之治的經濟基礎。
  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大唐貞觀年間的人口並沒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達到隋開皇年間的百分之五十﹐而這就意味著﹐隋帝國時代已經為他們準備了足足一百年的糧食﹐大唐帝國不過是一隻趴在米缸上的特大號老鼠﹐等把這些糧食全都吃光光﹐帝國也就稀哩嘩啦分崩離析了。
  總而言之﹐史家通過這段記載﹐偷偷的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秘密﹐貞觀之治與李世民沒任何關係﹐任何人﹐哪怕是讓隋煬帝再回來﹐也同樣會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礎之上﹐坐享「之治」的社會福利。這段話的另一個意思是說﹕人民的福祉與帝王的基業沒得絲毫關係﹐而只與人口的數量成反比﹐人口越多﹐資源越是緊缺﹐就越是沒得法子「之治」﹐而通過戰爭的手段將人口削減到一個理性的數字之後﹐「之治」就自然而然的到來了。
  所以帝王的歷史價值﹐不過是窮兵黔武﹐想出最精妙的法子﹐砍光過於膨脹的人口而已。單只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世民他還算是稱職的。
  然而話又說回來﹐既然貞觀之治這裡壓根不需要李世民﹐那麼李世民他又活個什麼勁呢﹖這個答案﹐伴隨著徐小妹的身世之謎﹐於貞觀二十四年脫穎而出。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唐太宗即位後﹐因親眼目睹隋朝的興亡﹐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他像孟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則載舟﹐亦則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徵前後諫事二百餘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太宗在經濟上特別關注農業生產﹐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人民衣食有餘﹐安居樂業。在文化方面﹐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此外﹐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平東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麗、聯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國威遠播四方。太宗則被西北諸國尊為「天可汗」﹐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
  總之﹐在太宗執政的貞觀年間(627~649)﹐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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