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並非感情用事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東北軍張學良和十七路軍楊虎城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毅然聯合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隨即通電全國﹐提出八項救國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當天﹐張學良即電告中共中央。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前往西安﹐力促事變和平解決。22日﹐宋子文､宋美齡也從南京到達西安。經過談判﹐雙方達成六項協議。在蔣介石承諾「決不打內戰」和「一定要抗日」後﹐西安各方同意釋放蔣介石。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局面﹐初步實現了國內和平﹐對推動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大的作用﹐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
西安事變當天的《西北文化日報》號外第一號及13日的報紙﹐是當時國內最早報道西安事變的號外和報紙。號外略云﹕「… …西北各將領及數十萬士兵忍無可忍思發為義舉﹐在張副司令楊主任領導之下實行對蔣介石氏兵諫﹐促其省悟﹐今晨黎明本市槍聲即因此而起﹐張楊與各將領並就救國主張﹐通電全國﹐清算十年來之錯誤國策… …救國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收容(後改「容納」)各黨各派人才(後加「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13日的報紙標題為﹕「爭取中華民族生存﹐張､楊昨發動對蔣兵諫﹐通電全國發表救國主張﹐八項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報紙還報道了12日西安「30萬民眾歡騰鼓舞擁護民族解放運動」的盛況。
西安事變後﹐國際國內反響極其強烈而複雜。蘇聯對西安事變的指責完全出乎張楊的意料﹔南京政府中親日派藉機發動大規模內戰的危險更使張學良擔心﹔張楊兩部都有人叛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在如何釋放蔣介石問題上有意見分歧﹐楊虎城也「猶疑不決」。在這種情況下﹐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人們難以預料地戲劇性的一幕突然出現了﹐張學良在未告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也未事先取得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領同意的情況下﹐斷然決定親自乘飛機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並於當日抵達洛陽﹐26日到達南京。更讓人始料不及的是﹐蔣介石一到南京﹐便將張學良扣押起來﹐並且長達數十年之久﹐直到蔣介石死後張學良才重獲自由。在這種情形下﹐失去中心的東北軍團體也因此分化瓦解了。
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界對張學良該不該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一直爭論不休。多數人認為張學良對於蔣介石的本性認識不足﹐考慮欠周﹐為張學良遭到長期囚禁感到惋惜﹔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張學良幼稚､講哥們義氣､沒有料到後果的衝動之舉。直到1983年中國革命博物館(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從張學良舊部手中徵集到一件影印的張學良在送蔣介石回南京前寫的手令(亦稱手諭)見報後﹐史學界對此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討論﹐對張學良送蔣介石之舉有了新的認識。
手令全文如下﹕
「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候指揮。
此致
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
張學良廿五日
以楊虎臣代理余之職」。
手令中所說的「虎臣」應為「虎城」﹐即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副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孝候」應為「孝侯」﹐即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長､甘肅省主席余學忠的字﹔「何」即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王」即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繆」即東北軍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澄流﹔「董」即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董英斌﹔「余之職」即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主任之職。
手令原保存者為遼寧省新民縣的趙新華先生﹐他曾任張學良處的承啟處錄事﹐負責內稟外達工作。張學良被扣押後﹐趙新華又在余學忠的東北軍第五十一軍留守處工作。1945年4月﹐余學忠調任國民黨軍事參議院副院長時﹐趙新華辭職回了老家﹐余學忠把一些照片､畫冊和這件手令石印件送給趙留作紀念。趙新華一直精心收藏這些資料﹐但這些資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交當時的縣「徹查辦」(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成立的「徹查辦」組織)後不知去向。1983年夏﹐趙新華寫信懇請中國革命博物館派人幫助查找。中國革命博物館接到趙新華信函後很重視﹐隨即派季如迅和胡京春二人奉命前往﹐在遼寧省新民縣委的協助下﹐分析排查線索﹐訪問了有關人士﹐經過多方面查尋﹐先後兩次去該縣檔案科﹐終於在一本《東北血淚史大畫冊》中找到了這份手令﹐並請新民縣有關部門正式將手令等資料歸還趙新華同志。趙新華同志十分感動﹐決定將這件手令及照片等資料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該手令原來斷裂成四小塊﹐現巳拓裱修復。
張學良何時決定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手令又寫於何時呢﹖有人寫文章說是蔣介石在機場重述六項「諾言」後﹐張學良動了感情﹐非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接著就在飛機旁用紅鉛筆寫了一個手令。但從手令的字跡看卻明顯是用毛筆寫的﹐寫的也比較從容﹐不像是在機場上臨時寫的。1983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季如迅為此專門採訪了何柱國將軍。何將軍回憶說﹕「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時﹐我就在張的左右。張學良在機艙外和楊虎城邊走邊交代事情﹐我當時不同意張學良去南京。張學良上飛機時﹐我還拉過他。但張學良執意要走﹐打開我的手﹐走上了飛機。隨後蔣介石等人也上了飛機。張學良在機場上沒有走進什麼房間﹐也沒有在飛機旁寫過什麼東西。由此可以確認﹐手令是張學良預先寫好的。」何將軍還說張學良寫字常有別字。
1986年﹐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發表文章說﹕「12月25日放蔣介石﹐是張學良突然決定的﹐事先沒有得到楊虎城的同意。只是蔣介石臨行前﹐張學良才打電話請楊虎城去。楊虎城到了那裡的時候﹐蔣介石已出來要上車了。張學良只低聲對楊虎城說﹐現在就放他。楊虎城不好當著蔣介石的面和張學良爭執﹐隻好一道去送蔣介石。不料到了機場後﹐張學良突然交給楊虎城一個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東北軍由余學忠統率﹐歸楊虎城指揮的命令。」。
何柱國的回憶文章則說﹕「雙方終商定了和平解決事變條款。張將軍還表示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請罪﹐以增加蔣介石領導威信。… …12月24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蔣介石的決心。三人均阻之﹐最後建議至多送至洛陽。」當時跟隨余學忠在蘭州的周達夫的回憶文章說﹕「26日飛機送來影印的張學良親筆信兩件﹐一件是致楊虎城和余學忠的﹐大意是﹕「蔣委員長已接受我們的八項主張﹐弟親自護送回南京﹐所有軍政事宜﹐請兩兄共同主持﹐特此奉懇。」另一件是致各部隊長的﹐大意同前。高崇民的回憶文章說﹕「張學良恐夜長夢多﹐就急於要把蔣介石送回南京﹐而且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去。親自送蔣介石只是張學良自己的決定﹐任何人事前都沒有同意的。… …張學良在25日早晨到綏靖公署見到高崇民的時候說﹕『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們要大仁大義到底況且外邊情況並不好﹐我們要自己請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件事情只要於國家有利益﹐犧牲我個人或東北軍團體都在所不計。』並說﹕『周恩來是同意放蔣介石的﹐只是楊虎城還猶疑不決﹐我就去說服楊虎城。』」
以上說明﹐張學良在24日已決心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並告知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國三人﹐手令是25日去機場前巳經寫好的﹐同時還寫了一封給楊虎城和余學忠的信﹐內容大致相同。手令和信交楊虎城後立即影印並分送給各有關將領。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南京﹐雖然是個人的決斷﹐但確實是事先經過認真考慮後做出的決定﹐決不是一時的感情用事﹐他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全國團結抗戰大局為重﹐不計個人安危和團體的得失﹐同時也為萬一發生事故預先寫好了手令﹐作了人事安排。至於張學良為什麼會斷然決定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呢﹐史學界歷來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形勢所迫﹐有人說是性格使然。張學良本人對此從未有過明確的說法。1990年﹐在蔣氏父子相繼去世後﹐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廣播協會(NHK)的採訪時說﹐當時周恩來是反對他這麼做的﹐「甚至到機場想把我追回來」﹐但我明知去南京將被逮捕﹐還是去了南京﹐因為「我是個軍人﹐我做這件事我自己負責」﹐「同時我是反對內戰的﹐我對犧牲自己毫不顧慮」。
毛澤東在1937年3月1日接見美國進步作家､記者史沫特萊訪談時曾說﹕「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動內戰﹐內戰的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一舉﹐如果不依照蔣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後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鬧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絕好的侵略機會… …」無可否認﹐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是張學良在愛國主義思想主導下逼蔣介石和擁蔣抗日的繼續﹐是不怕犧牲自我謀求舉國一致抗日的又一愛國壯舉。蔣介石扣押了張學良後﹐雖然曾一度調集軍隊進逼西安﹐但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壓力下﹐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等的努力下﹐維護了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團結﹐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成果基本上得以保持。76年過去了﹐中國抗日戰爭早已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載入史冊﹐但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並和平解決事變的壯舉﹐將永遠載入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