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推理小說為何與歐美､日本的差距這麼大﹖
「這是我所能想到最純粹的愛情﹐最好的詭計」。據說這是東野圭吾對自己的作品《嫌疑人X的獻身》的評價。2006年﹐這本小說破天荒地斬獲「這本小說了不起」「本格推理小說Top10」「週刊文藝推理小說Top10」三大日本主流推理小說排行榜年度總冠軍﹐創造了歷史。也正是憑借這部作品﹐在連續五次與直木獎擦肩而過後﹐東野圭吾終於摘掉了「最被直木獎厭惡的男人」的帽子。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推理小說第一次問鼎這項文學權威大獎。在此之前﹐桐野夏生､京極夏彥等人都曾憑借各自作品獲此殊榮。據統計﹐在日本﹐每年新出版的推理小說數以千計﹐加上以連載形式刊登的作品﹐被形容為通俗文學的半壁江山只怕毫不為過。
相比一衣帶水的鄰國﹐現代中國推理小說的發展則乏善可陳。古代公案小說中濃厚的傳統直觀思維﹐本就與推理小說堅信的理性力量水火不容﹐更遑論成為其發展的助推器。這一點最直觀的體現便是在柯南·道爾的筆下﹐福爾摩斯已經具備了高超的藥劑學､痕跡學與心理學知識﹐而稍早十幾年的中國公案小說中青天大老爺們還在使用類似釣魚執法與刑訊逼供的原始手段﹐打著「懲惡揚善」的旗號﹐只要犯人簽字畫押便萬事大吉。
西風東漸時期的中國推理曾走過以譯述為先聲､模仿歐美風格的道路﹕1914年﹐受福爾摩斯模式的影響﹐程小青發表了以偵探霍桑為主角的短篇故事《燈光人影》﹐並在兩年後應中華書局的邀請加入翻譯《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的工作。這部全集因其翻譯嚴謹和註釋詳盡廣受好評﹐短短20年內再版19次﹐此時偵探小說的前景可謂一片大好。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中國推理並沒有像日本一般穩紮穩打﹐披荊斬棘﹐反而停下了前進的腳步。正如蘇聯學者阿達莫夫指出的﹕「偵探題材是文學體裁中唯一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形成﹐並被這個社會帶進文學中來的… …法律戰勝違法行為﹐秩序戰勝混亂﹐保護者戰勝違法者… …偵探題材就其內容來看﹐完完全全是資產階級的。」這樣的描述雖然不免有過分誇大偵探小說的嫌疑﹐但不可否認﹐它確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偵探小說的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外界因素﹐即社會經濟水平。
縱觀偵探小說的發展史﹐偵探文學總與地區經濟的高歌猛進相伴相生﹕福爾摩斯出生的時代﹐英國正憑借工業革命的勝利果實一躍成為「日不落帝國」﹔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之後﹐錢德勒､布洛克等人的硬漢小說風靡一時﹔二戰後日本經濟的崛起更直接催生了以松本清張為代表的社會派推理小說… …而20世紀初的中國風雨飄搖﹐農業經濟尚處於主導地位﹐只有寥寥幾個沿海城市相對發達開放﹐對於植根城市文明與法制意識的推理小說來說本就根基薄弱﹐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持續的戰火更將最後一點經濟基礎與法制意識燃為灰燼﹐這對於還在萌芽時期的中國推理文學不啻滅頂之災。
隨著法制建設的推進與城市化的發展﹐推理文學在中國也終於有些「步入正軌」的樣子。2006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推出了50餘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南海出版公司的《嫌疑人X的獻身》短短一年內銷量突破10萬﹐國內也湧現出紫金陳､雷米､呼延雲等年輕一代的推理作家﹐其中一些作品還作為熱門IP被搬上銀幕。這一切都說明中國已經擁有了數量可觀的讀者群和適合推理文學生長的環境。「中國式的推理小說必須產生在中國的社會現實生活的土壤之上。」如何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元素﹐與歐美日系分庭抗禮﹐中國推理還走在上下求索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