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早期歐洲的政治發展道路
799年4月﹐羅馬教宗利奧三世(Leo Ⅲ﹐795~816年在位)在羅馬受到迫害﹐他被關押在修道院中﹐並有被刺瞎眼睛和割掉舌頭的危險。在斯波萊托公爵的幫助下﹐他逃出羅馬城﹐一路北上﹐越過阿爾卑斯山﹐來見查理曼。得知利奧前來的消息﹐查理曼在首都亞琛附近的帕德博恩安排教宗下榻行宮。在盛情款待利奧三世之後﹐這位法蘭克王又派遣軍隊將他護送回羅馬。此後﹐查理曼稱帝的進程緊鑼密鼓地開展﹐與之伴隨的則是一系列文學創作活動。由匿名作者在帕德博恩峰會之時或者之後立即創作的《帕德博恩頌詩》則為這一系列活動拉開了序幕。
創作《帕德博恩頌詩》的匿名作者沒有給作品取名﹐因此後來就有眾多不同的名稱。除了《帕德博恩頌詩》之外﹐還有《亞琛的查理頌詩》(Aachener Karlsepos)､《查理曼讚歌》(Carmen de Carolo Magno)。「德意志文獻集成」系列「加洛林詩歌」卷收入的這首詩﹐標題為《查理曼與教宗利奧三世》(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在這首篇幅不算短的作品(536行六步格詩行)中﹐詩人在開篇對查理曼進行了熱情吹捧﹕「查理王､世界的首領﹐深受人民的愛戴､也是人民的驕傲﹔可敬的歐洲首長､最好的父､神聖的英雄。」作者明顯將查理曼與歐洲､世界和民眾聯繫在一起。此外﹐在查理曼抵達羅馬之後﹐他的重要謀臣之一､都爾城的聖馬丁修道院院長阿爾昆(約732~804年)也在勸進信中﹐從基督教世界政治格局的角度論述查理曼稱帝的合理性。在阿爾昆看來﹐世界政治的權威一分為三﹕羅馬教宗､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法蘭克王。因此﹐在查理曼的謀臣中﹐有相當多的人從歐洲局勢的視野看待查理曼稱帝事件。這種認識也深深影響著現代史學。
但是﹐比利時史家亨利·皮朗否定了這種國際性聯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皮朗命題」﹐旨在解釋查理曼的出現為何標誌著歐洲中古史的真正開始﹐即在相對孤立閉塞的狀態下﹐西歐從此走上獨立發展道路。這裡僅引用美國學者彼得·布朗對「皮朗命題」所作的總結﹕「簡而言之﹐在此前不可想像的查理曼帝國﹐是一個北部日耳曼帝國﹐它標誌著中世紀的開始。皮朗堅持認為﹐變化不是來自南部羅馬認同的緩慢失序﹐也不是源自日耳曼北方的經濟和人力優勢﹐而是由於喪失了地中海的統一性﹐即阿拉伯海軍將古代文明為西歐血脈搏動所提供的溫暖的血液用止血帶給扎死了。因此﹐可以絕對正確地說﹐沒有穆罕穆德﹐查理曼也是無法想像的。」。
「皮朗命題」留下了是非糅雜的學術遺產。一方面﹐隨著古代晚期研究的興起﹐皮朗所謂古代世界一直延續到7世紀的說法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1993~1998年﹐歐洲科學研究基金批准大型項目「羅馬世界的轉型和中古早期歐洲的興起」﹐ 該項目的首席協調員､利茲大學顏·伍德在總結報告中指出﹐「一言以蔽之﹐項目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對皮朗命題的再發現﹐即地中海古代世界不是在5~6世紀被日耳曼入侵者撕裂﹐而是由於伊斯蘭教的興起。」教科書也多採納皮朗的斷代觀點。例如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古歐洲世界》一書指出﹕「然而在7~8世紀﹐一系列新的現象打破了尚存的統一性。它們的出現導致了西方世界的分裂﹐變為由拉丁歐洲､拜占庭和廣袤的伊斯蘭帝國拼合而成的文明。這是一個頗為混亂的時期﹐但也是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借此﹐羅馬､基督教和日耳曼傳統的融合最終完成。一個中古文明清晰地顯現出來﹐而8世紀早期的加洛林世界則是中古文明第一次清晰亮相的時刻。」。
另一方面﹐學術界對於加洛林王朝的封閉性也提出了質疑。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不僅拜占庭帝國﹐而且伊斯蘭阿拉伯帝國都與拉丁西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地中海史研究表明﹐阿拉伯人的到來﹐並沒有導致地中海貿易和統一性的喪失﹐而是導致一種新的貿易和交往方式替代原本由羅馬帝國主宰的方式。誠如米歇爾·麥考密克所言﹐在8世紀﹐原本意大利和西部歐洲同拜占庭之間直接的貿易往來﹐日益變成一種間接的貿易往來﹐它們之間的聯繫越來越以伊斯蘭控制地區作為中介。部分教科書也開始積極回應這種新趨勢。新近由芭芭拉·羅森維恩編寫的流行教材《中世紀讀本》開門見山地申明﹕「本讀物與其他中古史料讀本的主要區別在於﹕除了西方材料之外﹐還系統納入了伊斯蘭和拜占庭方面的材料。」。
有鑒於此﹐本文從歐洲整體性視角尤其是從拜占庭帝國與西部歐洲的政治聯繫中﹐解釋查理曼稱帝事件﹐說明查理曼通過模仿拜占庭帝國而在拉丁西部地區重建了羅馬帝國。從這個角度看﹐從古代羅馬帝國分別向中古加洛林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政治發展﹐可以被概括為「從羅馬帝國到神聖的羅馬帝國」的轉變。這一歷史性進程體現了中古早期神聖政治的興起和政治基督教化的大趨勢。
從歐洲整體性角度來看﹐查理曼稱帝不只意味著中古西歐從此走上獨立的發展道路。這一歷史事件也可以被視為法蘭克王國對南—北關係和東—西關係的拓展﹐查理曼君臣有意識地將法蘭克王國的歷史發展置於歐洲整體局勢之中。這裡面既有與羅馬宗座的聯盟﹐也有對拜占庭帝國的模仿。稱帝前後﹐東西部之間使者往來頻繁。據麥考密克的統計﹐僅756— 840年﹐雙方派遣使者就達55次﹐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這種狀況反映了雙方比較密切的外交關係。
從歷史的縱向發展來看﹐自476年西部皇帝消失之後﹐東西部歐洲走上了不同的發展軌道。東部帝國成功轉型為神聖的羅馬帝國﹐而西部地區淪為名義上附屬於東部帝國的各蠻族王國。50年後﹐查士丁尼發起收復運動﹐重新將西部地區納入東部帝國的霸權影響之下﹐東西部地區重回以君士坦丁堡為政治中心的基督教化政治發展道路。7世紀﹐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崛起﹐拜占庭帝國的實力急劇衰退﹐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與歐洲東部地區的直接聯繫確實相對稀少。但是從8世紀開始﹐通過羅馬教宗聯絡東西部的嘗試逐漸增多。查理曼征服意大利之後﹐逐漸有意識地接受原拜占庭帝國控制地區的影響﹐使用「羅馬國老」的稱號﹐並積極與東部帝國發展外交關係﹐最終通過模仿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羅馬加冕稱帝。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古早期歐洲政治的發展趨勢就是從古代的羅馬帝國向中古的神聖的羅馬帝國轉型。這個轉型率先由東部帝國成功實現﹐西部地區在時隔300餘年之後﹐也成功模仿拜占庭帝國的政治發展﹐在西部建立起神聖的羅馬帝國﹐儘管東西部傾向於使用不同的語彙﹐即「imperium Romanorum 」和「respublica」。從羅馬帝國到神聖的羅馬帝國的轉型﹐實質上就是中古早期歐洲政治基督教化的發展歷程。不管是否存在東部帝國的霸權﹐這一發展趨勢是東西部在不一樣的政治環境中互相影響而又各自發展中呈現出來的共同性。
其實﹐中古時期的史家在敘述中古早期歷史發展時﹐也將古代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查理曼的加洛林帝國聯繫起來加以觀照。如12世紀著名史學家弗賴辛的奧托(Otto of Freising ﹐約1114~1158年)在其《雙城史》中如此描述查理曼稱帝﹕「公元801年﹐羅馬建城以來第1552年﹐在其統治的第33年﹐查理的國老名號被教宗取消﹐查理加冕稱帝﹐全體人民歡呼3次﹕『願查理､上帝所立的奧古斯都､偉大而和平的羅馬皇帝萬歲､戰無不勝！』他被稱為自奧古斯都·屋大維以來第69位皇帝和奧古斯都。從君士坦丁時期開始即在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帝權(regnum Romanorum)﹐被轉移到(derivatum est)法蘭克人手中。」
歷史學家奧托不僅承認西部神聖羅馬帝國之前的正宗帝權在君士坦丁堡﹐而且認為君士坦丁堡的帝權與西部帝權一樣是神聖的﹔它們都來自4世紀晚期的羅馬帝權。「在上帝的教會中有王位和教職兩個位格﹐但沒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將基督教帝國與教會分割開來。事實上﹐自從提奧多西皇帝(Theodosius the Great, 378—395年在位)執政以來﹐就不再是雙城史﹐而是一城史﹐即合而為一的教會史。」儘管這位史學家所使用的術語與今日明顯不同﹐但是它們表達的含義非常接近﹐即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化。我們不一定贊同奧托提出的「上帝之城」與「人世之城」的歷史話語﹐但是﹐他正確指出了中古早期帝國政治基督教化的歷史趨勢。亨利·皮朗觀察到7世紀歐洲與古代世界的巨大差異﹐但他錯誤地強調了加洛林王國的封閉性和西歐獨特的發展道路。如果從歐洲整體的角度來看﹐8世紀開始﹐歐洲東西部和地中海南北方都在新的形勢下﹐開展著更為密切的互動交流﹐其共同的發展趨勢就是政治的「神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