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為何惡評黃興？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人﹐既是同志﹐卻又不可避免常會有不同意見､或發生矛盾。而矛盾衝突之際﹐像孫中山那樣性格如「大炮」之人﹐自然不會有什麼好話出口了。據《宋慶齡致陳翰笙書信》一書披露﹐1981年3月2日﹐宋慶齡在信中對陳翰笙說﹐孫中山的老同志「汪精衛和黃興確實很壞… …等有一天我和你談談其他『老同志』的事﹐你會目瞪口呆的！生活中到處都有這種蛇。」
將黃興與汪精衛等觀﹐並斥之為陰毒的「蛇」！這個評說﹐太駭人聽聞了！顯然宋慶齡的這種極端觀點﹐不會是無端冒出﹐也不可能是她本人對黃興､汪精衛等人的獨有看法﹐而應是生前受孫中山一面之詞的影響。因為宋慶齡與黃興､汪精衛等同志﹐都是通過孫中山來認識的﹐而極少有她獨自面對相處的時候。
然而孫中山真的是這樣看待他的革命戰友嗎？應該說宋慶齡的這個評說﹐只是證明了孫中山對黃興等人﹐的確有過這類毒言惡語﹐但卻並不因此表示孫中山將黃興等人﹐真的視為壞蛋毒蛇﹐真的一貫系統是這樣的認識。因為如果孫､黃等人之間關係的性質﹐真如孫中山這一面之詞的惡劣境況﹐那歷史上便不會有孫､黃領導的同盟會革命活動﹐不會有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但是孫中山為何對黃興等人又會有這類刻薄惡言呢？其實這只不過是口若懸河的「孫大炮」﹐平日間因某件事而衝動激憤的一時之詞而已。不僅孫中山﹐就是一般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私下也常會出現這類對朋友產生激憤惡評的現象。但是這往往都是一時一事的獨立衝動之舉﹐而並不是表明對被惡評之人真的痛恨之極﹐更不是表明被惡評者不再是朋友､或好朋友！
出現這種現象其實並不奇怪。凡在與朋友相處的實踐中﹐人們也大體都明白﹐對朋友君子的一時惡毒抱怒﹐與對仇敵小人真有的切齒痛恨﹐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所以﹐私下惡評歸私下惡評﹐是朋友的﹐卻照樣還是朋友。但是由於我們幾十年來所受的某種歷史教育薰陶﹐長期都是被某種形而上學的片面思維所籠罩﹐從而對近､現代史中的歷史性人物﹐都已鑄成了種種單一模式印象﹐即完全將這些人物的面貌﹐貼上了固定分類的標籤﹐或是革命者､是好人﹐或是反動派､是壞人。而這種標籤的劃類﹐則又是常以某種主流政治觀念為準繩。
由此在人們的眼中﹐歷史人物便都成了一個個有或善或惡之特別身份的符號﹐而忘卻了他們也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會笑會哭､有優點也不乏頑行的人！實際上歷史活動中的那些人物﹐若從不同的角度看﹐他們就都會有「好」的一面﹐同時也存在「壞」的情況。而這個不同的視角及評價﹐也就是不同的人﹐各自所作認識了。《增廣賢文》中﹐之所以有「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的古訓﹐就是告誡世人﹕對人的評說﹐是多樣的﹐是經常的﹐是有褒､有貶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張發奎口述自傳》一書中﹐便發現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張發奎﹐在他的書中﹐說到蔣介石､李宗仁等人時﹐竟無統一「標準」評價﹐而是常常似乎存在說法上的矛盾。因為張發奎對這些人中的同一個人﹐居然是既時有好評､或感激；而在另外某個時候﹐卻又予以激烈的抨擊､指責。例如他在回憶中﹐有稱道蔣介石的為人信守諾言﹐也記有幾處感謝蔣介石送錢給他﹐以助他能維持部隊軍餉､或個人出國費用之事。然而在書中另一些地方﹐他又激忿抨擊蔣介石﹐說蔣有野心﹐頤指氣使﹐總想軍政大權獨攬云云。
對李宗仁亦是如此看待。既有說李宗仁是仁厚之人的贊語﹐但也有怒斥李宗仁的憤慨文字﹐說李總欲處心積累想消滅他張發奎的第四軍。張發奎說的這些﹐看似隨心所欲﹐是非混亂﹐但卻都是他的真實想法。只是這些說法是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處境下﹐而具有的不同想法。他的這些話﹐若只看某一篇章﹐蔣介石､李宗仁就是「好人」﹐而如果僅看另一些言論﹐蔣､李則都又成了壞傢伙。
人與人相處﹐總是會有些矛盾､有些不同意見的衝突。因此﹐要讚揚一個人﹐或要詆毀一個人﹐特別是對一生故事很多､經歷豐富的重要的歷史人物﹐人們都可以找到他所需或褒､或貶的材料､證據。所以真正要評說一個人是不容易的。況且平時人們評說一個人時﹐往往都只是以某種視角來界定﹐而不是以全面的情況來分折與推斷。因而對同一個人﹐不同的人﹐便往往會有不同的､甚至互為極端的相反評說。
例如對曾國藩的為人與才能﹐在歷來恃才傲物的左宗堂眼中﹐就一直不怎麼看得起﹐故對人放言說「滌公(曾國藩)才短」﹐嘲笑曾國藩為「豬腦子」。而蔣介石､毛澤東卻對曾國藩極為崇敬﹐尊其為師﹐自勉「獨服曾文正公」。乍一看左與蔣､毛的不同評價﹐這同一個曾國藩﹐簡直就變為二個截然不同的人了！
為何會如此？實因左宗堂是曾國藩的平輩同僚﹐故對曾的處事不足之處﹐自然看得多﹐也容易常盯著其缺陷。而蔣介石､毛澤東﹐則是以後輩學生的視角﹐解讀曾國藩﹐故看到的便多是曾的事業之道､權謀大法。因此﹐不同的視角﹐便造就了同一個人﹐在不同的人眼中﹐會有不同的形象。當然所謂不同視角﹐也還是有大視野與小視角､大原則與小度量的區別。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人﹐既是同志﹐卻又不可避免常會有不同意見､或發生矛盾。而矛盾衝突之際﹐像孫中山那樣性格如「大炮」之人﹐自然不會有什麼好話出口了。但是這些矛盾﹐顯然卻又遠沒有到足以影響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合作的程度。畢竟共同的革命追求是他們堅實的友情基礎﹐是大原則。而平日工作與生活中﹐不可避免發生的衝突﹐則全是小矛盾。同樣的指責性負面語言﹐在不同的語境下﹐其後面的本質﹐是完全不同的。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無疑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是經常能聽到孫中山指責､抱怨他的那些老同志的話語。但是她作為事實上(年齡上)的孫､黃後輩﹐顯然﹐還沒能全部認識與透徹理解孫､黃等人之間的那種筋肉相連之血盟關係﹐沒能體會到孫､黃等人之間長期「和而不同」境界的意義。畢竟﹐當22歲的宋慶齡與近50歲的孫中山結合時﹐已是辛亥革命勝利後的事了﹐宋慶齡能目睹的孫､黃之間關係﹐時期極短﹐又正逢發生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的做法﹐遭到黃興､汪精衛等人反對﹐惹得孫中山不高興等情況。
而實際上孫､黃之間﹐矛盾歸矛盾﹐爭吵歸爭吵﹐二人卻仍是戰友。所以當黃興表示退出中華革命黨內部爭論﹐與孫中山暫時分手時﹐孫中山贈以一聯﹕「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再共嘗」﹐以發依依惜別﹐黯然神傷之感。而當黃興在此不久後(1916)去世之際﹐孫中山更以個人名義向海內外發函﹐哀告黃興的死訊﹐自省「後死何堪」﹐惺惺相惜､痛悼戰友之情﹐可見一斑。
因而當時涉世尚淺､對內部同志激烈爭紛情況見識不多的宋慶齡﹐顯然是以短時期內孫中山的某些激忿之詞﹐而在自己一生的思維中﹐定格了孫､黃等人的全部關係﹐以為孫中山的那些私下抱怨､惡言毒語﹐就是孫對老同志們的本質評價。由於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獨居高位﹐面對的多是向她示以尊敬､唯諾､服從的人﹐而像孫､黃等戰友之間那種為不同謀略方法而激憤爭執的場面﹐她幾乎不再能看到､更不能從中感悟什麼了。
所﹐以﹐孫中山去世幾十年後﹐宋慶齡還以為她披露的是一個歷史大秘密。而現在的人如還覺得宋慶齡所說的那些﹐是宋抖出了什麼秘密﹐那則是因為﹐他的思維﹐還沒有從以往那種片面的歷史薰陶中解放出來。同樣若沒有從歷史中認識到這一點﹐人們也就難於理智看待身邊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