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都被捉走了﹐明代為什麼沒有上演南遷大戲﹖
蒙古帝國雖然逐漸瓦解﹐但其後裔在此後的世界歷史上仍然長期發揮重要影響﹐甚至在15世紀前後﹐一度迎來了復興。14世紀中期﹐在中亞地區﹐察合台汗國分裂為東察合台汗國和帖木兒汗國﹐二者之間不斷進行戰爭。帖木兒汗國最終取勝﹐不僅雄踞中亞﹐建立起東至鹹海､西至波斯灣的龐大帝國﹔而且在永樂初年﹐帖木兒汗一度向東進發﹐打算攻打明朝﹐只是由於其中途暴卒﹐兩個東方大國才避免了一次戰爭。帖木兒死後﹐帝國迅速瓦解﹐但勢力仍然雄厚﹐其中一支南下印度﹐建立起莫臥兒帝國。
元朝滅亡後﹐在蒙古高原上﹐仍然活躍著元朝的後裔韃靼﹐以及東邊的兀良哈､西邊的瓦剌﹐他們仍然對明朝北部邊疆構成長期的威脅。15世紀中期﹐瓦剌陸續打敗韃靼､兀良哈､女真和哈密﹐統一了亞洲內陸東部的廣闊地區﹐力量達到極盛。故而﹐這一時期瓦剌雖然在名義上仍尊奉明朝為宗主﹐但已開始挑戰明朝在東亞地區的統治地位。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首領也先借口明朝裁抑馬價､拒絕和親﹐發動對明朝的大舉進攻。其所統率的軍隊﹐包括了眾多內亞勢力。
對於瓦剌的崛起﹐明朝估計不足﹐英宗十分輕率地做出了親征的決策﹐最終導致了「土木之變」的發生。但「土木之變」之所以發生﹐源於宣府鎮防線的突然崩潰﹐導致英宗在北征途中措手不及﹐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至於土木一戰失利的原因與軍隊內部派系之爭､地理環境､戰略設計均有關係﹐與王振本人反而並無太多關聯。總之﹐「土木之變」是明軍在實力衰落後﹐未充分認識到內亞形勢發生巨變﹐在戰略規劃並不成熟的情況下﹐延續明前期的軍事進攻傳統﹐貿然出擊而導致的軍事災難。以明成祖的才略﹐傾全國之力﹐尚未完全征服蒙古高原﹐更何況此時英宗以衰落的軍力對抗內亞東部的極盛大軍。故而﹐對於「土木之變」的評價﹐不應該盲從士大夫批判宦官觀點﹐而應充分關注這一時期亞洲地緣政治的巨大變化。
宣府鎮軍隊的突然崩潰﹐源於駐守最前線的楊俊懼而奔回。楊俊是宣府鎮總兵官楊洪的大兒子。而楊洪是明前期特意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將領。洪武晚期﹐朱元璋將開國武將誅戮殆盡﹐明軍作戰能力大為下降。「靖難之役」中﹐中央軍敗於燕王﹐顯示出武將素質甚至已不如有所歷練的藩王。朱棣即位後﹐雖然大封「靖難」武將﹐重建龐大的勳臣集團﹐但「靖難」武將在洪武晚期基本是衛所一級的將領﹐能力與開國武將相比﹐不啻天壤之別。「靖難」第一武將丘福在北征蒙古之時﹐在朱棣反覆告誡之下﹐仍然一戰而全軍敗沒﹐便是明顯的例證。朱棣遷都北京的原因之一﹐也是擔憂武將能力不足﹐乾脆實行天子守邊。洪熙､宣德､正統時期﹐明朝坐視瓦剌在蒙古高原實現統一﹐卻無力扭轉﹐一是由於財政匱乏﹐軍事行動受到限制﹔另一原因便是軍隊戰鬥力已大為下降。「土木之變」中﹐明朝最為精銳的京軍一戰而潰﹐也足可證明。
在武將斷層的背景下﹐朱棣開始從行伍中選拔將官﹐而其中最為勵志的﹐當數楊洪。在永樂北征中﹐楊洪「從成祖北征﹐至斡難河﹐獲人馬而還。帝曰﹕『將才也。』令識其名﹐進千戶」﹐將楊洪列為重點培養對象。宣德時期﹐明朝雖然內徙開平衛﹐但並未放棄開平舊地﹐而是單獨組成一支完全由騎兵構成､武器裝備精良的機動部隊﹐在開平流動巡邏。而這支軍隊的首領便是楊洪。英宗即位後﹐「時先朝宿將已盡﹐洪後起﹐以敢戰著名。為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搗虛﹐未嘗小挫。雖為偏校﹐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毀之者﹐輒為曲護﹐洪以是得展其才」。
正統前期﹐楊洪在與南下的兀良哈作戰中屢次獲勝﹐迅速積累起自己的軍功。「朝廷亦厚待之﹐每奏捷﹐功雖微必敘」﹐到了正統九年(1444)﹐楊洪已由最初的一個千戶一路升為左都督。在楊洪一次殲滅兀良哈軍隊的作戰中﹐英宗不但「賜敕嘉獎」﹐還將楊洪的戰功與其他邊將進行對比﹐問他們﹕「若視洪等愧不﹖」此時楊洪儼然已成為明朝的一代將星。
正統十二年(1447)﹐楊洪成為保障北京的北門重鎮﹐也是北部邊疆最為精銳的部隊的駐地宣府鎮的總兵官。楊洪長期駐守宣府鎮﹐不僅在明朝內部積累了很高的聲望﹐而且聲名遠播於蒙古草原﹐被蒙古人稱為「楊王」﹐成為正統時期北部邊疆第一武將。楊洪身居高位之後﹐諸子侄也在楊洪舉薦之下﹐充任宣府鎮各級要職。楊氏家族的勢力在這一時期達到巔峰。
就是這樣一個在當時最負盛譽的武將家族﹐在「土木之變」這種大規模戰役中﹐卻不堪一擊。楊洪的大兒子楊俊在瓦剌大軍到來時﹐首先放棄宣府北門獨石(今河北赤城縣西北獨石口鎮)﹐致使瓦剌進入明境﹐才迫使英宗親征軍隊只能改變計劃﹐倉促回撤。而楊洪率領的宣府鎮軍隊護駕不力﹐才使「土木之變」最終發生。可見楊氏家族鎮守一方有餘﹐然而在大規模的野戰中﹐顯露出能力不足的缺陷。
「土木之變」的消息傳來後﹐舉國震驚﹐北京城內一片混亂。有的大臣開始倡議南遷。翰林院侍講徐珵(後改名為徐有貞)夜觀星相﹐發現有南移之勢﹐認為「天命已去」﹐於是命家人收拾行李﹐準備南遷﹐並在朝中散播南遷言論。揆諸情勢﹐明朝南遷的條件﹐要比宋朝好很多。這是因為明朝實行兩京制﹐南京保存有一套基本完整的政權體系。雖然朱棣將都城遷移到北京﹐但仁宗長期在南京監國﹐即位之後﹐便有重新回遷都城的想法。仁宗命太子居守南京﹐一大任務便是籌備回遷事務。但仁宗僅在位不到一年便去世了。宣宗即位以後﹐想法又和仁宗不同﹐仍希望建都北京。不過﹐宣宗不便直接違背仁宗的本意﹐於是一方面常住北京﹐另一方面卻稱北京是「行在」﹐也就是臨時首都。正統時期﹐在三楊的主持下﹐明朝才最終決定定都北京。
但當時明朝的主流意見是鑒於宋朝南遷之後長期偏安一隅﹐再也未能收復故土﹐重現昔日的輝煌﹐於是決定固守北京。英宗被俘後﹐長子朱見深只有2歲﹐無法處理朝政﹐這時代表皇族﹐控制朝局的是孫太后。孫太后接受了宦官的建議﹐決定固守。
在國難背景下﹐負責軍務的兵部成為當時最重要的部門。在「土木之變」中﹐兵部尚書鄺埜蒙難身死﹐時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謙挺身而出﹐同樣主張固守北京。明朝上下最終統一了意見﹐開始加固城防﹐嚴陣以待。但與北宋相比﹐此時明朝存在一個很大的弱點﹐那便是英宗被瓦剌俘虜﹐對方掌握著要挾明朝的政治籌碼。看到這一不利形勢﹐文官集團擁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鈺即位﹐從而使瓦剌的如意算盤落空。於是瓦剌只能採取軍事進攻的方式﹐「北京保衛戰」由此打響。
在「北京保衛戰」中﹐于謙居中指揮﹐而負責統率士兵作戰的是石亨。石亨來自大同鎮。在不同時期﹐明代九邊各鎮地位迭有沉浮﹐只有兩大鎮一直保持了較高的地位和較強的戰鬥力。一個是宣府鎮﹐宣府鎮的重要性來源於作為京師北門的戰略地位。而另一個就是大同鎮﹐大同鎮由於地處蒙古高原､山西高原交界處﹐是扼守北方族群進入北方平原開闊地的戰略重地﹐其駐軍是九邊諸鎮軍隊中最為敢戰的部隊之一。
明前期武將系統中﹐聲名僅次於楊洪的﹐便是大同鎮的石亨。「土木之變」前﹐石亨地位雖遠不如楊洪﹐更無楊氏家族的龐大勢力﹐但他是楊洪之後與兀良哈作戰最多﹐也最為成功的將領。在朝野聲望之中﹐石亨也位居楊洪之後﹐是明中期第二武將﹕「是時﹐邊將智勇者推楊洪﹐其次則亨。亨雖偏將﹐中朝倚之如大帥﹐故亨亦盡力。」而石亨之侄石彪同樣作戰勇猛﹐「英果有膽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持斧挽強。每戰﹐亨先登﹐彪從之」。「土木之變」前﹐石亨已升為大同鎮左參將﹐石彪也升為都指揮。
「土木之變」後﹐石亨最初雖兵敗回京﹐頗不光彩﹐但最終通過與于謙共同主持「北京保衛戰」﹐威震瓦剌。在擊退瓦剌的攻城之後﹐石亨率軍出城﹐一路追到清風店(在今河北易縣西南)﹐又設計誘殺瓦剌士兵。「北京保衛戰」結束後﹐石亨敘功第一﹐封武清侯﹐一躍而成景泰朝重臣。在此戰中﹐石彪也表現勇猛。「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卻而西。」 如果將此戰與嘉靖中期「庚戌之變」後仇鸞之尾而不戰﹐崇禎時期滿桂之一戰而沒對比﹐可見石亨叔侄的膽略和智謀﹐遠非後世將領所可比擬﹐也可見「土木之變」後﹐明朝軍隊戰鬥力仍然較為強悍。明人南大吉認為石亨在「北京保衛戰」中﹐有「再造社稷」之功﹕「當英皇北狩﹐群胡進圍京城﹐四方震恐﹐中外戒嚴。大將元老﹐束手無策﹐微亨則國家幾殆。然則亨此功雖謂再造社稷可也。」。
在北京城下遭遇頑強抵抗之後﹐瓦剌開始回撤﹐沿長城沿線一路向西﹐尋找可以突破的缺口。但明軍依托長城工事﹐堅決固守。瓦剌由於缺乏攻城的技術(這一技術在北元退回大漠之後便喪失了)在長城一帶一直沒有多大斬獲﹐甚至在大同鎮的威遠衛(今山西右玉縣)﹐還被石彪用火炮擊死百人﹐遭遇了慘重失利。據明朝方面的資料記載﹐瓦剌軍隊在南下過程中﹐總共損失了萬人左右。姑且不論這一記載的準確性﹐但由此仍可看出﹐瓦剌南下過程中﹐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因此﹐瓦剌此次南下﹐雖然取得了「土木之變」的巨大戰果﹐但也有不小損失﹐也未實現最終的戰略目的。也先有鑒於此﹐開始率軍撤退﹐回到了蒙古高原。
明朝在巨大的軍事災難之後﹐並未如同宋朝一樣﹐經歷政權播遷､一蹶不振的歷史劇變﹐而是通過堅決固守﹐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之所以會出現與宋朝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原因可能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兩個王朝的政權性格完全不同﹐軍隊戰鬥力差別很大。宋太祖趙匡胤通過政變的方式﹐黃袍加身﹐從而獲得了政權。為了讓宋朝不再變成繼五代之後第六個短命的王朝﹐趙匡胤借鑒晚唐､五代的歷史教訓﹐開始剝奪節度使的權力﹐約束武將﹐重用文官。受此影響﹐北宋軍隊戰鬥力有所下降。與之不同﹐明朝以武開國﹐政權建立的過程是與擊敗其他紅巾軍政權､北逐元朝相始終的。雖然朱元璋大肆殺戮開國功臣﹐但武將地位一直較高﹐軍隊戰鬥力也有一定保障。
第二､兩個王朝的地緣格局完全不同﹐在戰略態勢上差別很大。北宋相對於遼､金﹐之所以一直處於戰略劣勢﹐是由於後晉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遼國以後﹐中原王朝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北方山脈﹐也無法修築長城﹐據險而守﹐從而導致門戶洞開﹐在北方族群的騎兵衝擊之下﹐面臨著巨大的軍事壓力。而明朝在開國初年便開始依托北方山險﹐構建起十分系統而完備的長城防線。雖然宣府一線失守﹐但其他防線仍然固若金湯﹐導致瓦剌無法進一步深入明境﹐只能回撤。
第三､金朝､瓦剌的政權性格完全不同﹐在政治追求上差別很大。金朝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處於東北草原､森林交界地帶。這一區域生態面貌較為多樣﹐具有多種經濟方式﹐既可以農耕﹐又可以遊牧﹐還可以漁獵﹐因此當地族群構成和社會面貌也頗為多樣﹐政權也相應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對統治不同生態環境､經濟方式的廣闊地區﹐擁有興趣與信心。歷史上入主中原﹐乃至統一中國的北方政權﹐絕大多數都起源於這一地區﹐比如北魏､遼､金､清。蒙古帝國的崛起地就在蒙古高原中部靠東的地區﹐而統一中國的元朝﹐其建立者忽必烈的封地便在這一區域。金朝南下﹐並非以搶掠財物﹐而是以取代宋朝作為政治目的。與此不同﹐瓦剌從西邊遷入蒙古高原﹐在政治觀念上與同樣崛起於西邊的匈奴､突厥較為相似﹐是較為純粹的遊牧政權﹐對於統治中原並無太大興趣﹐也缺乏與之配套的政治體制。瓦剌南下﹐雖然標榜恢復大元故國﹐但其實並未做好統治中原的政治準備﹐而只是將此作為籠絡各部的一種政治宣傳。
不僅如此﹐瓦剌只是蒙古別部﹐在蒙古人的觀念中﹐地位並不如作為北元余緒的韃靼﹐甚至兀良哈。瓦剌統一內亞東部地區﹐憑借的只是武力優勢﹐對於韃靼､兀良哈只是暫時壓制﹐並未像成吉思汗那樣實現不同勢力之間的有效整合﹐蒙古高原內部仍然暗流湧動。故而﹐瓦剌在攻明無果的情況下﹐不敢在長城邊疆停留太久﹐而是在掠奪一定的財物和人口之後﹐迅速退回蒙古高原﹐以穩固自身對草原大漠的控制。
也先退回蒙古高原後﹐與大汗脫脫不花爭奪權力﹐雙方爆發了戰爭。最終脫脫不花兵敗身死﹐也先自立為汗﹐成為蒙古歷史上唯一非黃金家族成員即位的大汗。蒙古帝國時期﹐其內部形成了只有黃金家族成員才能繼承汗位的政治觀念。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進一步將大汗世系固定在忽必烈一系。這一傳統即使在元朝覆亡﹐北元退歸草原之後﹐仍然延續了下來。洪武晚期﹐窩闊台後裔鬼力赤奪回被托雷家族佔據百年的汗位﹐尚且被蒙古部眾視為非法﹐而很快敗亡。也先只是出身於蒙古別部的瓦剌﹐他的即位直接挑戰了蒙古草原的政治觀念﹐遭到了韃靼各部的強烈反對。伴隨於此﹐瓦剌內部也出現了權力之爭﹐也先稱汗不久﹐便被阿剌知院殺死。內訌的瓦剌﹐在韃靼各部的攻擊之下﹐逐漸向西北回遷﹐走向衰落﹐作為一個族群﹐逐漸與明朝失去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