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事件的「污點證人」
追尋學者的成長足跡﹐不難發現﹐家學與師承是不能忽視的兩個重要方面。週一良､何滿子兩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啟蒙﹐富有學養的家庭教師﹐給他們進行一對一輔導。當然﹐舒蕪的家境﹐比起週一良､何滿子要遜色﹐但畢竟身屬文化世家。有清一代﹐天下文章盡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蕪接受唯物論後﹐對於桐城文化﹐喪失起碼的溫情的敬意。把自己成長的積極因素文化世家﹐看得很淡。大概﹐舒蕪出生的時候﹐新文化已經如火如荼﹐「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早被新文化鉅子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對於桐城文化的背叛﹐所達至的自覺﹐不免讓人驚悚。
舒蕪迫不得已﹐述說家世﹐也要條分縷析「桂林方､魯谼方､會宮方」﹐主動劃清文化界限。方苞人家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屬於「魯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稱得上簪纓世家﹐錦繡文章。「小方」很晚才發達起來。
世家大族﹐難免錯綜複雜﹐歷史上積累的矛盾﹐自然不少。中國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國﹐都具有相當的生命力。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科舉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讀傳家﹐無論在生產還是在文化上﹐不僅是社會基本的細胞﹐簡直可以說是基於血緣的文化共同體。鄉土中國﹐文化世家儼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範﹐對於族內子弟﹐它所產生的效應﹐自然是不能低估的。
舒蕪的曾祖﹐已經開始詩書傳家﹐祖父幫吳汝倫辦理教育﹔父親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晚年任職中山大學﹔叔叔方孝博曾任職中央大學､蘭州大學﹐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學。九姑方令孺與堂兄方瑋德是新月派詩人﹐母親是桐城派殿軍馬其昶老先生的女兒﹐文學史家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鄧以蜇､宗白華､張漱涵､包柏漪都是「魯谼方」大家族譜系中的一員。難怪桐城市地方志辦公室的方寧勝先生﹐在《桐城文學世家的現代轉型——以魯谼方氏為中心》中讚譽﹕「這是一個典型的文學世家﹐自雍正､乾隆間方澤起八世薪火相傳﹐墨香未絕﹐不惟桐城望族之僅見﹐即置之海內﹐亦足稱道。」
現代新文學﹐正是在與桐城文學傳統的決裂中﹐成長壯大的﹐但是﹐作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蕪﹐傾向於新文學﹐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歷史的弔詭在於﹕黨內文化人的命運﹐也昭示著所有知識分子的命運。舒蕪﹐之所以不能夠得到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胡風分子」的寬恕﹐就在於舒蕪對於胡風事件﹐不能夠坦誠面對歷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舒蕪､王元化､何滿子三位胡風分子﹐按理說﹐屬於「五四」的產物。何滿子生於1919年﹐王元化生於1920年﹐舒蕪生於1922年﹐在百年中國學術地圖中﹐他們屬於第四代。這一代﹐可以說是百年學術史上最可憐的一代﹐錢鍾書､費孝通､季羨林這些第三代學者﹐還是比較從容地吸取學術營養﹐對人生道路的選擇﹐比起第四代﹐還是多了一份理性和雍容。
當然﹐這裡﹐並不是指責何滿子､王元化､舒蕪﹐而是說﹐時代已經不允許他們從容地選擇了。按照李澤厚先生的說法﹕救亡壓倒了啟蒙。1937年抗日戰爭﹐三位還不到18歲﹐爭取國家的自由﹐已經迫在眉睫﹐個性解放的議題﹐只能退居「二線」。激情的文學比起平實的學問﹐也許更能抒發憤懣﹐這就是為什麼熱血青年､爭自由的國民﹐能夠融入到講究紀律和獻身的集體的原因。
謝泳先生在《舒蕪﹕回到起點》一文中﹐為舒蕪沒能進入大學深造﹐深感遺憾。並進一步設想﹕如果追求自由的舒蕪能夠進入大學﹐對於民主的理解﹐自然會有所不同﹐可以成為最後一批自由主義者。只能說﹐這是一種美妙的假設。1922年出生的舒蕪﹐如果18歲進入大學﹐應當是1940年。如願以償﹐進入西南聯大﹐依照舒蕪的心性和志趣﹐西南聯大豈不是多了一位學運骨幹？
民國時期﹐重視學歷﹐但並沒有廢棄學力。舒蕪中學肄業﹐就開始為人師表。通過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叔叔舉薦﹐擔任黃淬伯先生的助教。舒蕪把有關《墨子》的論文給黃老先生看過﹐經老先生首肯﹐得到先生的提攜。黃老先生走到哪裡﹐都把舒蕪帶上﹐老先生到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舒蕪從助教直接被聘為副教授。
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是中國現代學府中少有的女兒國﹐成立於20世紀40年代初期﹐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鎮﹐魏建功､李霽野､張維華皆一時之選。胡小石､黃淬伯､台靜農先生先後主持國文系系務﹐副教授有吳白匋(著有《風褐庵詩詞集》)､詹？(著有《文心雕龍義証》)､姚奠中(著有《莊子通義》)､宛敏灝(著有《二晏及其詞》)､柴德賡(著有《史學叢考》､《史籍舉要》)﹐1949年以後都成為名教授。穎異好學的舒蕪﹐既是桐城文化世家﹐又具有新文學的視野﹐在白沙與學術俊彥切磋唱和﹐假以時日﹐理應創獲頗多。
冥冥之中﹐舒蕪人生當中﹐總是呈現複雜的張力﹔這位桐城文化的不肖子﹐把對桐城文化的偏見﹐帶到古代文史研究的所有領域。舒蕪以為「弄舊的東西﹐只是掙飯吃的『職業』﹐而『事業』另有所在﹐在新文學新文化方面」。舒蕪﹐倒是有一點先見之明﹐未卜先知﹐預見到「古文化」在新中國﹐僅僅具有被批判的價值而已。也許﹐舒蕪做夢都沒有想到﹐90年代中期以後﹐國學竟會如此吃香！
舒蕪原名「方管」﹐舒蕪是「方管」投稿所用的筆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據說﹐「舒蕪」要用桐城方言來讀的話﹐就成為「虛無」。對古文化的絕望﹐使得舒蕪對新文學產生無限的神往﹐甚至連帶舊文化做人的準則﹐舒蕪都棄之如弊履。歷史很有意思﹐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四位新文化的巨擘﹐其實﹐所秉持的道德底線﹐都不是新穎的﹔新文化所孕育的新型知識分子﹐無論對文化﹐還是道德﹐都是新穎的。這一點﹐在「胡風事件」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何滿子這位具有傳奇經歷的胡風分子﹐最大的悲劇在於﹐原本屬於「非利益相關者」。他根本不認識胡風﹐也沒有文字上的交往。但是﹐在政治領袖預設的囚徒困境中﹐無辜的何滿子﹐只是由於和胡風的一些朋友有些交往﹐就戴上右派帽子﹐並被發配寧夏。至於胡風的朋友﹐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扼腕﹐讓人浩嘆！王元化差一點精神崩潰﹐胡風更是「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事件」據說株連兩千多人﹐試想﹐這兩千多人的兄弟姊妹﹐能不遭受株連？家屬的家屬﹐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學生的學生﹐成為一個巨大的網絡﹐所有這些人的上學､參軍､提干﹐都遭遇一票否決。
「胡風事件」﹐之所以開創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就在於把私人信件當作反革命集團的所謂罪証﹐公權力堂而皇之侵入民間社會。舒蕪﹐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就在於﹐不管出於壓迫﹐還是出於投機﹐迎合了全能政治的需要﹐成為「胡風事件」的「污點証人」。
歷史的弔詭在於黨內文化人的命運﹐也昭示著所有知識分子的命運。舒蕪﹐之所以不能夠得到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胡風分子」的寬恕﹐就在於舒蕪對於胡風事件﹐不能夠坦誠面對歷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20世紀50年代的「胡風事件」﹐這場特大的現代文字獄﹐儘管已經平反﹐但是﹐它所造成的心靈的創傷和恐懼﹐並不是隨著胡風分子的逝世就能夠自然痊癒。值此舒蕪去世之際﹐理應不再糾纏舒蕪的道德底線﹐而是深切反思「胡風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建設容忍異見的自由空間﹐如此﹐才能告慰所有「胡風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產生不再搖擺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