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拉草紙文獻在拜占庭學的意義
史料的發掘､整理､解讀和運用﹐一直是史學研究的核心。西有蘭克的實證史學﹐東有梁啟超「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的說法﹐亦有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一說。史料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因此﹐新史料的發掘､整理往往成為史家關注的重點。盛行於地中海世界數千年的草紙文獻﹐蘊含著古代社會的豐富信息與話語﹐是研究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古代和早期中世紀史的核心史料。草紙文獻的史料價值﹐首先是基於對其內容的釋讀。但是﹐由於草紙文獻本身的固有缺陷﹐以及在保存過程中的磨損問題﹐無形中增加了研究者們對其修繕､整理和解讀的難度。草紙文獻研究工作也因此一直進展得非常緩慢。世紀交替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學界加快了草紙研究的步伐﹐佩特拉草紙文獻的整理和釋讀即是顯著的一例。
佩特拉草紙是一批20世紀末發現於近東地區的拜占庭時期的重要文獻。由於它的罕見性和豐富的信息量﹐對於解讀早期拜占庭歷史﹐特別是近東地區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經過學者們的整理和釋讀﹐佩特拉草紙文獻自2002年到2013年先後有4卷已出版。如若將佩特拉草紙文獻整理､出版的歷程放置在國際拜占庭學草紙文獻研究的發展脈絡下來分析﹐其重要地位更是清晰可見。而對於中國拜占庭學界而言﹐其重要意義尤為明晰。
在國際學界﹐草紙文獻受到關注始於數百年前﹐而對之進行研究則僅有百餘年歷史。草紙或者稱紙莎草(papyrus﹐複數papyri)﹐是一種於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現在埃及﹐並隨後流行於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書寫材料。它的使用一直延續到公元12世紀左右。自1752年世界上第一份被發掘的草紙文獻出現在意大利的赫庫蘭紐姆(Herculaneum)以來﹐不斷有草紙文獻被發掘﹐18世紀末尤其是19世紀中期以來﹐考古挖掘的大量草紙文獻進入公眾的視野。時至今日﹐已有希臘文､拉丁文､阿拉米文､敘利亞文﹐以及其他近東各種語言的草紙文獻先後被發現。由於這些草紙文獻記載了豐富且有價值的信息﹐涉及古代經濟､政治､宗教和社會等諸多方面﹐因此引起了眾多領域﹐特別是歷史學界學者的廣泛關注。
回溯起來﹐起初﹐草紙文獻的主要發現地位於埃及﹐而且這些早期的草紙文獻主要記載了古代埃及的歷史。因此﹐埃及學家成為第一批研究和利用草紙文獻的專業人士。而研究希臘､羅馬史的學者們則認為埃及僅僅處於地中海一隅﹐被發掘於此地的草紙文獻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因此未對其予以高度重視。然而﹐隨著來自埃及以外的大量草紙文獻的發掘﹐以及埃及草紙文獻研究的深入﹐草紙文獻對於主流歷史的重要價值業已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
在早期拜占庭帝國時期﹐位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是帝國主要的產品供給基地。草紙於是由其產地埃及被運輸到帝國各地﹐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雖然由於阿拉伯人的阻礙﹐草紙的地位在7~8世紀逐漸被皮紙所代替﹐但是直到10世紀﹐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還在進口來自埃及的草紙﹐並且這種材料依然被認為是書寫的首選。根據公開發表的數據可以發現﹐截至目前所發掘出的草紙文獻﹐大多集中於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6世紀﹐這一時間段恰好處於拜占庭帝國的早期歷史。拜占庭草紙文獻學家貝爾(H.I.Bell)曾說過﹐「拜占庭草紙文獻所涵蓋的時間段正是人類發展史上最關鍵的時期之一﹕由古代過渡到中世紀﹐由異教社會過渡到基督教社會﹐由殘留古代自由､自治城邦印跡的管理體制到絕對的君權神授的政體… …」此外﹐出土的大量草紙文獻是文書性質的資料﹐因此﹐它們對於揭示早期拜占庭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對於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而言﹐雖然自19世紀末已有少量該時期草紙文獻被釋讀和整理出版﹐但是直到20世紀開始初具規模的拜占庭草紙文獻資料的問世﹐才使得利用草紙文獻研究早期拜占庭歷史成為可能。這一時期﹐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的先行者讓·馬斯白羅(Jean Maspero)和哈羅德·貝爾先後出版了兩部重要的拜占庭時期草紙文獻目錄。此後﹐自20世紀20年代起﹐學者已經開始關注拜占庭時代的草紙文獻﹐這一時期﹐包括拜占庭時期草紙文獻在內的奧克西林庫斯草紙第16捲得以出版﹐此外﹐收藏在慕尼黑､佛羅倫薩､柏林､維也納等地的拜占庭時期草紙文獻也相繼被發表。然而﹐雖然此後不斷有整理的拜占庭草紙文獻著作問世﹐但是﹐由於草紙文獻修復和釋讀技術的限制﹐以及草紙文獻研究對於學者全面素養的苛刻要求﹐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進度也非常緩慢。
近年來﹐隨著拜占庭學研究的逐步深入﹐越來越多的拜占庭學者認識到﹐草紙文獻對於拜占庭學主流研究的重要價值﹐而草紙文獻釋讀技術的發展則使得拜占庭草紙文獻的大量應用成為可能。近30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使得草紙修復和釋讀技術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國際草紙文獻研究學會以及世界主要的草紙文獻科研機構加快了草紙文獻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在此情況下﹐成批量的拜占庭草紙文獻得以被整理和發表出來﹐如來自埃及的拜占庭時期的草紙﹐文獻來自近東地區乃薩納和佩特拉的草紙文獻等。除了出版紙質版本外﹐研究者還將其錄入在線數據庫﹐使之成為可檢索､免費的資源﹐比較著名的此類在線檢索有「魯汶草紙文獻數據庫」､「杜克大學草紙數據銀行」､「海德堡埃及希臘文草紙文獻總目」等。其中由上述數據庫集合而成的「草紙文獻在線檢索」(Papyri､info)可以查閱到有關佩特拉草紙文獻的全部信息。文獻的電子化﹐使得閱讀和應用拜占庭草紙文獻變得越加便捷。因此﹐草紙文獻的重要價值﹐加之拜占庭學者的重視以及草紙文獻應用的便利﹐使得草紙文獻研究逐漸成為國際拜占庭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
與國際學界相較﹐中國研究者對草紙文獻的關注時間較晚﹐發表相關著作稀少﹐而且研究不夠深入。通過檢索中國知網數據庫可以發現﹐最早以草紙為主題的中文文獻是1959年《歷史研究》雜誌上的介紹性文章《塔烏班什拉格教授和波蘭的紙草學研究》。以紙草和紙莎草為搜索詞﹐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檢索到的文獻數量為﹕2000年以前8篇文章﹐2000~2017年17篇文章。在這22篇文章中﹐有16篇為研究草紙的文章﹐以介紹性文章為主﹔其他6篇為介紹草紙畫的文章。這一組數據雖然不能全面反映中國目前對草紙文獻的總體現狀﹐但是可以從一個側面展現中國草紙文獻研究的大體輪廓。此外﹐目前中國在學術研究上對草紙文獻的研究和使用﹐多集中於埃及學研究之中。顯然﹐這一狀況與國際埃及學研究對草紙文獻的最早關注是一致的。雖然近10年學界對草紙文獻的關注度不斷上升﹐研究的層面也逐漸深入﹐但是﹐也有學者明確提出﹐中國學界在草紙文獻研究中存在諸如引入的草紙文獻史料非常少等問題﹐而且大部分中國學者基本上不具備解讀草紙文獻的能力。
中國的拜占庭學研究起步較晚﹐而且由於受到語言和史料的限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與國際學界仍有一定差距。可是﹐近30年來﹐經過中國拜占庭學人的努力﹐中國拜占庭學研究也已經呈現出一定的格局﹐其研究角度趨向多樣化﹐研究成果漸成規模。作為學術研究核心的原始文獻研究也已經進入學者們研究的視野﹐甚至錢幣學､印章學和草紙文獻學等國際上熱門的研究也逐漸被引入到中國拜占庭研究之中。如田明的《羅馬拜占庭時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一書中就利用了亨特(Hunt)和伊德伽(Edgar)編輯的《草紙選輯》和蓋洛(Gallo)的《希臘拉丁草紙》等作品中的草紙文獻史料。雖然﹐已經有中國拜占庭學者在使用草紙文獻的史料進行研究﹐但是﹐與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學研究的繁榮景象相比﹐中國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還處於起步的階段。為此﹐關注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的發展就成為必然。目前受到國際拜占庭學者廣為關注的草紙文獻佩特拉草紙文獻(Petra Papyri)的發現､整理和釋讀是國際拜占庭草紙文獻研究的重大進展之一﹐關注其研究﹐利用其史料﹐將有利於中國拜占庭學者同國際拜占庭學界在拜占庭早期經濟､社會等方面歷史研究上的平等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