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赤裸裸地搞個人獨裁
在二次革命爆發後﹐陳炯明於7月18日宣佈廣東獨立﹔8月2日孫中山便帶著胡漢民等人乘德國輪船「約克」號離開上海﹐準備前往廣東領導革命﹐但等孫中山一行人於8月3日抵達福建馬尾的時候﹐廣東形勢突變﹐陳炯明手下的將領發動兵變﹐局勢已經失去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在香港的張繼､馬君武請日本駐港總領事致電福州領事館﹐讓福州領事告知孫中山廣東已無可為﹐讓他們採取應變措施。
日本駐福州領事找到孫中山後﹐將廣東的變故詳細告知﹐孫中山便表示願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領事稱日本政府對中國時局採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納孫中山避難尚不得知﹐於是他勸告孫中山前往台灣暫避。孫中山聽後﹐便於次日赴基隆。
就當時的而言﹐日本軍部是同意孫中山來日本的﹐但外交上卻反對接納﹐這使得孫中山感到左右為難。這時黃興突然從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戶﹐並希望孫中山能與之會合。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便在給日本友人發電報後﹐也乘船前往神戶。在孫中山航行期間﹐日本政界元老犬養毅和黑龍會領袖頭山滿向政界反覆交涉﹐終於妥善得將孫中山安全接到神戶的一個別墅保護起來。當時宋嘉樹(即宋慶齡之父)也在神戶的東方大旅館﹐隨即為孫中山展開對外聯絡。數日後﹐胡漢民和廖仲愷也來到神戶與孫中山會合。
8月16日﹐孫中山､胡漢民等人離開神戶前往東京﹐到後便住在頭山滿宅邸的隔壁町27番地海妻豬男彥宅﹐直到一年後才搬到豐多摩郡千馱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頭山滿是日本黑龍會的創始人﹐其人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對華侵略﹐又支持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動﹐這次孫中山等人遭難﹐他認為是窮鳥入懷﹐獵夫不殺﹐孫中山也由此在東京呆了近3年的時間。
在日本定居後﹐黃興也趕到東京與孫中山會和﹐兩人重逢之時﹐相對無語﹐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總結「二次革命」失敗原因時﹐這二位領袖產生了分歧並發生爭吵﹐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原因是黨內組織渙散﹐黨人不聽指揮﹐缺乏嚴格的紀律﹐以至錯失良機。因此﹐孫中山認為﹐這次革命完全是敗於自己而不是袁世凱。
黃興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二次革命」是一場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凱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我雙方力量過於懸殊。由此﹐黃興不同意孫中山立刻發動第三次革命的主張﹐而是提出要積蓄力量﹐以圖再舉。孫中山對黃興的消極態度很不滿意﹐隨後便在東京著手改組政黨的工作。孫中山認為﹐革命之所以遭受慘痛失敗﹐原因還在於黨內「革命成功､革命黨銷」的思潮﹐加上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黨內紀律全無﹐幾如一盤散沙﹔要想打敗袁世凱﹐就必須將這個形同虛設的國民黨痛加改造﹐所謂之「毀黨造黨」﹐即將原國民黨重新改造成一個新黨﹐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中華革命黨」。
事實上﹐中華革命黨還是倚靠當年同盟會的老底子﹐至於宋教仁組建國民黨時期合併而來的那些政治力量﹐當時已經名存實亡﹐也就乾脆剝離出去。另外﹐孫中山在建黨時提出﹐革命程序應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這是孫中山首次提出這一成熟理論﹐這也為後來國民黨的施政提供了理論支持。
中華革命黨最為人詬病的是孫中山說提倡的準極權體制﹐那就是黨內要無條件擁護黨魁(就是孫中山自己了)﹐黨中所有的高級幹部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黨魁直接指派﹔黨員也分成三個級別﹐即首義黨員､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所有的黨員必須立下誓約﹐並加蓋指模(即按手印)﹐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並立誓如下：「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約的最後還加了一句﹐「如有貳心﹐甘受極刑」。
對於這個誓約和儀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贊成﹐但孫中山認為革命失敗就是因為缺乏紀律導致﹐因而對此毫不相讓﹐絕不妥協。孫中山說：「第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第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第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你們的見識有限﹐所以應該盲從我)﹔第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這絕無退讓之餘地」。
至於按手印一事﹐孫中山同樣認為是天經地義﹐不容有絲毫的更改。據當時在一旁觀禮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憶說：「總理意志強毅﹐態度堅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事實上﹐即便是孫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約﹐以示莊重(不過免了手印一節)。
孫中山這樣赤裸裸的搞個人獨裁﹐不免令同盟會的一些元老級人物感到寒心。中華革命黨在1914年7月成立後﹐除了陳其美､戴季陶､張人傑､蔣介石､鄧鏗､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黨外﹐其他有影響力的革命黨人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吳稚暉､蔡元培､鈕永建等人都紛紛拒絕參加。就連跟隨孫中山多年的汪精衛﹐也對此不以為然。他們在得知蓋手印一節後﹐或聞風遠逸﹐或罷工杯葛﹐最終使得中華革命黨並沒有在歷史上發揮什麼重大作用﹐除了開過一次成立大會﹐外加若干次失敗的小行動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後的民國政局中被基本邊緣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