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官野史] 1912年是什麼人起草了《清帝遜位詔書》

　　辛亥年臘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剛剛六歲的宣統皇帝溥儀，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詔遜位，既終結了大清王朝持續268年的異族統治，也終結了中國歷史上長達數千年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皇權專制。在此後的100年間，到底是誰執筆起草了該項詔書，一直是眾說紛紜的歷史懸案。
　　傅國湧在《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一書中，圍繞《清帝遜位詔書》的反覆協商，較為全面地羅列了第一手的文獻資料，其中較早提到遜位詔書的是資政院議員、協纂憲法大臣汪榮寶(袞甫)，和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江蘇省臨時議會議長張謇(季直)。1912年1月19日，家住天津的汪榮寶在日記中記載，他聽說遜位詔書已經預備妥帖，三四日必當宣佈。1月20日，家住江蘇南通的張謇也在日記中記載說，他看到了隆裕太后不日遜位之報。
　　1月22日，汪榮寶聽說「內閣擬就上諭兩道，一為遜國，一為宣戰，閣臣不自擅決，付諸皇族會議。但若採用乙種辦法，閣臣即一律辭職。」這一天是舊歷辛亥年的臘月初四，據張謇日記記載，他於當天來到上海，知北方遜位詔初三日本可下，以南方一電疑而沮焉。
　　由此可知，早在臘月初三也就是1912年1月21日之前，已經存在著一稿與張謇和汪榮寶都沒有直接關係的《清帝遜位詔書》。張謇所說的疑而沮焉，指的是孫中山於1月18日電告伍廷芳，要求由唐紹儀向袁世凱轉告五條要約：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權同時消滅，不得私授於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三、得北京實行退位電，即由民國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電問各國，要求承認中華民國彼各國之回章。四、文即向參議院辭職，宣佈定期解職。五、請參議院公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如此方於事實上完善。
　　據伍廷芳在《共和關鍵錄》中記載，由於遜位詔書沒有按照原定計劃於1月21日如期頒布，他於當天致電孫中山通報與袁世凱之間的交涉情況，同時建議清帝遜位之後，「宜由袁世凱君與南京臨時政府協商，以兩方同意組織統一全國政府」。《清帝遜位詔書》中最具爭議的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一句話，顯然脫胎於伍廷芳的這份電文。孫中山收到電文後，撇開南北雙方秘密進行的議和程序，於1月22日採取公開通電方式表達自己的強烈不滿：「就各來電視之，袁意不獨欲去滿政府，並須同時取消民國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組織臨時政府，則此種臨時政府將為君主立憲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誰知之？縱彼有謂為民主政府，又誰為保證？」
　　孫中山在該項通電中提出最後通牒式的五條辦法：其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各國公使電知民國政府現在清帝已經退位，或轉飭駐滬領事轉達亦可。其二，同時袁世凱須宣佈政見，絕對贊同共和主義。其三，文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佈告後，即行辭職。其四，由參議院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其五，袁世凱被舉為臨時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接受事權。
　　隨著秘密議和的內容被孫中山單方面公開曝光，包括清帝遜位條件在內的議和談判只好推倒重來。2月1日，汪榮寶聽說遜位詔書將於2月4日頒布。同一天，與袁世凱關係密切的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在日記中寫道：「退位詔書將在2月4日宣佈，我生日的那一天！」
　　2月2日，專門負責協助內閣大臣起草朝廷詔書聖旨的許寶衡在日記中記載，他於當天到公署，聽說國務大臣入對商酌優待條件，隆裕太后甚為滿意，皇室親貴也表示認可。同一天，人在天津的汪榮寶，聽說遜位詔書已經於午後四時頒布。
　　2月3日，許寶衡在日記中寫道：「六時起，到公署，總理入對？？」羈留上海的張謇在當天日記中記載，他聽說袁世凱(慰廷)當天進宮，陳說遜位及優待條件。同一天，袁世凱將經過隆裕太后認可的《關於大清皇帝優禮之條件》九款、《關於皇族待遇之條件》四款、《關於蒙滿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七款，分別列作甲、乙、丙三項電告伍廷芳。
　　2月4日，汪榮寶從《北京日報》看到的消息是，遜位詔書當天不能發表，有緩至8日之說。張謇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聞慰廷已有議優待條件之權。」同一天下午，伍廷芳、唐紹儀、汪精衛從上海來到南京。當天晚上，孫中山召集各部總次長在總統府討論袁世凱電告的優待條件。
　　2月5日上午，臨時參議院開議孫中山交議之優待清室各條件，孫中山委派胡漢民、伍廷芳、汪精衛蒞會說明。參議院對該項條款逐條討論，將《關於大清皇帝優禮之條件》改作《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並對原案中尊號、歲費、住地、陵寢、崇陵工程、宮中執事人員、清帝財產、禁衛軍等項進行修改，刪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禮，國民得以稱慶」。同一天，汪榮寶收到袁世凱親信助手梁士詒、阮忠樞的來信，說是袁世凱催促他入京襄助閣務。
　　2月6日，伍廷芳將參議院議決之修正條款電復袁世凱，同樣是在這一天，莫里循在給布拉姆的書信中介紹遜位詔書說，「這道諭旨正由梁士詒草擬中，昨天他還同我磋商這件事，他認為在十天之內不可能頒發… …」天津《大公報》當天報道說，遜位詔書的草案於2月2日呈進，執筆者為華世奎、阮忠樞。2月7日，《大公報》又刊登消息稱，遜位詔書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昨已將草案交袁世凱校閱，袁世凱以此次皇上退出政權，斷非歷代亡國可比，等將來頒詔時擬由內閣撰定，請旨頒布。
　　據汪榮寶日記記載，他於2月6日從天津來到北京，正式參與袁世凱內閣的機要文案，得知由南方回復的優待條件，已經由隆裕太后親自改定。2月8日袁世凱內閣著手預備清帝遜位之後的各項善後文案，由汪榮寶負責起草《對北方各省督撫宣言》，該項宣言經過梁士詒、袁世凱的補充修改，於2月13日用「全權袁」的名義以《致北方各督撫各府州縣電》為標題公開發表，同時公開發表的還有《關於組織臨時共和政府佈告》等多項文告。
　　同樣是在2月8日，孫中山在南京總統府會見美國記者麥考密克和駐華使館參贊鄧尼時，介紹了清廷的退位詔書已經寫好，只因南北雙方的態度尚待協調，延遲未發的政制形勢，並且承認了單邊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事實上的不合法。
　　2月9日梁士詒告訴汪榮寶說：「南中激烈派反對優待條件，議欲殺唐、伍兩君，恐生枝節。」汪榮寶和陸宗輿打算致電張謇設法疏通。隨後，他擬諭旨一道，又擬電文兩通。同一天，留在北京與袁世凱、梁士詒、袁克定等人直接溝通協商的同盟會會員朱芾煌、李石曾致電汪精衛，所談論的正是《清帝遜位詔書》和另一道遜位優待條件詔書中的關鍵性措辭：「已向袁、梁盡力交涉，舌戰良久，… …惟退位事，字樣改為『以權位公諸天下』。又清帝退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數字，須改為『大清皇帝尊號源(延)纜(續)如舊』等字。芾思此數字名異實同，似不妨少為退就；為彼留對付清後地步。據梁雲，若民軍能照此答覆，必能即刻宣佈共和。」
　　莫里循也在當天寫給布位姆的書信中介紹說：「目前已準備了三個文件，1.退位詔書；2.皇帝宣佈退位的文告；3.致各國公使館的通函。梁士詒，郵傳部長，正在撰寫退位詔書；文告是大約二十位大臣共同寫成的，致各國公使館的通函是顏惠慶博士用英文寫的，已經譯成中文，目前正由袁世凱審閱。」
　　同一天，朱芾煌、李石曾致電汪精衛說，他們於當天同見梁士詒，得知「已將遜位詔擬定呈進，念六或念八准發表」。這裡的「念六或念八」，指的是舊歷辛亥年的臘月二十六或二十八日，也就是1912年2月13日或15日。同樣是在2月10日，汪榮寶在內閣得知，優待條款的最後版本已經得到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回電同意。梁士詒囑托他草擬奏稿於第二天呈遞。飯後，梁士詒又要他按照袁世凱的意思將奏折修正數處，下午四時脫稿。已經把政治立場轉移到南京臨時政府一邊的北方議和代表唐紹儀，於同一天在致袁世凱電中強調說：「至優待條件發生於辭位，若雲辭政，則十九條已無政權，何待今日是。十四省軍民以生命財產力爭，專在位字。明日入覲，務懇力持辦到辭位二字，即時發表。」
　　2月11日，汪榮寶被內閣電話緊急召回。梁士詒、阮忠樞告訴他說，遜位詔書發表在即，應辦文牘甚多。他當天又草擬電稿及信稿各兩件。同一天，張謇在日記中寫道：「聞清帝已定遜位而中尼。」
　　2月12日早晨，汪榮寶來到內閣。「本日國務大臣入內請旨發表，同人均來此靜候，惴惴恐有中變，比及午，聞各大臣到閣，一切照辦矣。」接下來，他抒寫了與《清帝遜位詔書》高度一致的個人感慨：「大清入主中國自順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統三年辛亥，凡歷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統治權還付國民，合滿漢蒙回藏五大民族為一大中華民國，開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國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讓之，盛心亦當令我國民感念於無極矣，隆裕皇太后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當天下午，汪榮寶登高望遠時進一步感慨道：「匕鬯不驚，井邑無改，自古鼎革之局豈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袁世凱等國務大臣請旨發表的是《清帝遜位詔書》、《優待條件詔書》、《善後安民詔書》這三道詔書。汪榮寶在2月10日的日記中所記載的草擬並修改的奏折，極有可能就是這三道詔書的正式文本。2月13日張謇在南通得知遜位詔書已經於前一天頒布。2月15日，他在故鄉海門長樂看到該項詔書，便在日記中寫道：「此一節大局定矣，來日正難。」
　　遜位詔書頒布10天後，上海《申報》於2月22日以《清後頒詔遜位時之傷心語》為標題報道說：「此次宣佈共和，清諭系由前清學部次官張元奇擬稿，由徐世昌刪訂潤色，於廿五日早九鐘前清後升養心殿後，由袁世凱君進呈。清後閱未終篇已淚如雨下，隨交世續、徐世昌蓋用御寶。此時溥偉自請召見，意在阻撓此詔。而清後並詔某大臣曰：『彼親貴將國事辦得如此腐敗，猶欲阻撓共和詔旨，將置我母子於何地！』此時無論是何貴族，均不准進內，於是蓋用御寶陳於黃案，清後仍大哭。清帝時立清後懷中，見狀亦哭，袁世凱君及各國務大臣亦同聲一哭。」
　　張謇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張孝若在《南通張季直傳記》初稿中談到「不久內閣即日遜位的復電，來到我父的手中」時，摘錄引用了與正式的遜位詔書在措辭上多有不同的內閣復電：「…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為全權大臣，遣派專使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民會議，公決政體。乃旬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予惟全國人民心理，既已趨向共和，更何忍侈帝位一姓之尊榮，拂億兆國民之好惡。予當即日率皇帝遜位，聽我國民合滿、漢、蒙、藏、回五族共同組織民主立憲政治。… …務使全國一致洽於大同，蔚成共和郅治，予與皇帝，有厚望焉。」
　　胡漢民讀到傳記初稿後，於1930年2月18日給為該傳記題寫書名的譚延闓(組安)寫了一封信，後被張孝若錄入傳記正文之中：「組安先生惠鑒：季直先生傳記第八章文字，似有可補充者。清允退位，所謂內閣復電，實出季直先生手。是時優待條件已定，弟適至滬，共謂須為稿子予清廷，不使措詞失當，弟遂請季直先生執筆，不移時脫稿交來，即示少川先生，亦以為甚善，照電袁，原文確止如此，而袁至發表時，乃竄入授彼全權一筆。既為退位之文，等於遺囑，遂不可改。惟此事於季直先生無所庸其諱避。今云『來到手中』，頗為晦略，轉覺有美弗彰，豈孝若君尚未詳其事耶？有暇請試詢之。」
　　接下來，張孝若又寫道：「得此信不多日，又聽說我父此項親筆原稿，現存趙先生鳳昌處。辛亥前後，趙先生本參與大計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時我父到滬，也常住趙先生家，此電即在彼處屬稿，固意中事也。」據主持整理袁世凱關於《清帝遜位詔書》的朱批原件的駱寶善先生告知，遜位詔書中的「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一句話，並不是像胡漢民所說的那樣，由袁世凱「至發表時，乃竄入授彼全權一筆」。經過南北雙方反覆協商的《清帝遜位詔書》的原文，是即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袁世凱只是改動了「與民軍」三個字的前後位置。由此可知，袁世凱最後朱批審定的詔書文稿，顯然不是胡漢民所謂「實出季直先生手」的「所謂內閣復電」。
　　1936年10月，曾經跟隨梁士詒、阮忠樞等人在袁世凱內閣擔任文案幕僚的葉恭綽，在袁世凱、梁士詒、阮忠樞等人相繼離世的情況下，在《越風》半月刊第20期發表《辛亥宣佈共和前北京的幾段逸聞》一文。其中回憶說，張錫鑾早就叫人草擬一份遜位詔書，大家認為冗長，就交給他修正。他覺得為時還早，就密藏在衣袋中。拖到1912年2月7日前後，他正準備動筆，而南方已擬好一稿電知北京，此稿聞系張謇、趙鳳昌所擬，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豈不懿歟」四字，聞系某太史手筆，余甚佩之。蓋捨此四字，無可收煞也。
　　但是據張謇2月7日為漢冶萍借款致孫中山、黃興的信函介紹，他前以借款及鹽事，羈留滬上。… …聞精衛偕少川昨已去寧會商處置清室辦法，想此後不至再有變動矣。假如2月5日上午與伍廷芳、汪精衛一起到臨時參議院解釋說明孫中山交議之優待清室各條件的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當時正在上海請張謇執筆草擬《清帝遜位詔書》的話，張謇是不會採取如此游移不定的口吻談論此事的。
　　1939年由鳳岡及門弟子編寫出版的《民國梁燕孫先生士詒年譜》，沿襲張孝若和葉恭綽的說法：「退位詔書是清一代最後結束，原文系由南中將稿電來，該稿為張謇手筆，後經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權一筆而發表，其所插入語對於後來發生不少影響。末三語為天津某巨公所擬，末一語尤為人所稱道，蓋分際輕重，恰到好處，欲易以他語，實至不易也。」
　　這裡的「天津某巨公」與葉恭綽的「某太史」的所指，應該是隆裕太后當時所依賴的袁世凱的結拜兄弟、時任軍諮大臣加太保銜的徐世昌。與胡漢民借助於授意張謇執筆撰寫《清帝遜位詔書》來標榜自己並且誣陷袁世凱的以訛傳訛相類似，當年任張謇在上海郊區創辦的大生二廠經理、又名劉垣的劉厚生，晚年在《張謇與辛亥革命》一文中回憶說，《清帝遜位詔書》由他執筆起草，經張謇「略易數字」轉交唐紹儀，由唐紹儀電告北京。為了強調自己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劉厚生用小說化的代言筆法介紹說：「據好幾個參與清廷機密的老朋友說：電稿到京後，袁世凱、徐世昌就把稿子交給汪袞甫(榮寶)。汪讀後，就說：『張季直為文，力模班史，詞句硬碰硬，此稿卻婉轉莊肅，情見乎詞，不類季直手筆，或當另有其人。』汪遂援筆修改，把我原文末句『有厚望焉』改為『豈不懿歟』。定稿後，就送給隆裕太后。隆裕太后見稿，泫然流涕說：『我和皇帝決不以一姓尊榮，叫四萬萬人吃苦頭。』她一頭看，一頭哭，忍淚說道：『這裡所說的話，都是我心裡要說的話。』」
　　而在事實上，《清帝遜位詔書》結尾採用「豈不懿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是在與其相配套的清帝遜位優待條件詔書中，已經採用「有厚望焉」的結束語。「豈不懿歟」四個字在當年的皇家詔書中其實是一種常用套話，葉恭綽「鳳岡及門弟子」以及劉厚生拿這四個字大做以訛傳訛的小文章，恰恰反証了他們因為層級太低而接觸不到核心機密的眼光短淺和格局狹隘。
　　相比之下，趙鳳昌(竹君)的兒子、辛亥革命期間隻有14歲的趙尊岳，在寫於1961年的《惜陰堂辛亥革命記》中，表現出的更是捕風捉影的信口開河：「張手稿存惜陰堂有年，某年《申報》國慶增刊，屬余記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張譜失載其事。至孝若、劉垣載傳，始揭出之。先公嘗語張曰：朝廷養士三百年，君以文士，策名狀頭，固不當善為之詞，以酬特達之知耶。胡漢民初不知其事，以為別出他手。至孝若傳記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關於這段文字，傅國湧評論說，「遺憾的是在《申報》上找不到這份影印件，張謇本人的日記、自訂年譜也找不到任何痕跡。張謇到底是否起草了退位詔書初稿，迄今仍無法定論。這樣一份劃分時代的文件，當然不可能出自一個人之手，而是經過多次籌商、討論、修改的。」
　　綜合上述材料，《清帝遜位詔書》顯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南北雙方的隆裕太后、袁世凱、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汪精衛、梁士詒、阮忠樞、張元奇、汪榮寶、徐世昌、朱芾煌、李石曾等人反覆協商修改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張謇日記中的相關記錄足以証明，他既不是《清帝遜位詔書》最初草稿的撰稿人，也不是最終定稿的撰稿人。在反覆改寫的遜位詔書的起草者甘願隱退的情況下，非要憑借並不充足完整的証據鏈條來証實該項詔書出自張謇或別人之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需要充分肯定的其實隻有一點：真正意義上的共和立憲，並不只是取消大清王朝的皇權帝制，而是在相互平等的雙方及多方之間，依照以人為本、主權在民、權為民所賦、程序正義優先於實體正義的憲政法理，成功實現最多同類項和最大公約數的求同存異、協商一致。這份兼有國家憲法契約和國際外交契約性質的遜位詔書，所呈現的正是從事南北雙方共和協商的相關人等最為廣泛的價值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