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9·30”屠華事件中華人為何會成為犧牲品
1965年那場屠殺將蘇哈托帶到了印尼權力的巔峰，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親美反共成了他對內實現印尼民族的認同，對外提升國際地位的快速途徑。而當時正值中國處在「文革」前夕的特殊時期，「極左」思想蔓延到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外交政策也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對於「紅色革命蔓延到東南亞」的恐懼使得印尼更加緊了對中國的警惕和排斥。印尼軍方將中國視為印尼共產黨的後盾，「9·30」事件因此被禍水東引到了華人身上。
「9·30」事件的導火線是1965年9月30日6名陸軍將領被殺。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究竟是當時的總統蘇加諾，還是軍隊親美高層，或是印尼共產黨？目前仍不明瞭。但有一點確鑿無疑：「9·30」之後，總統蘇加諾被迫下台，繼任者蘇哈托成了最大受益者。他迅即譴責事件系由印尼共產黨所為，緊接著便以此為借口開始了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鎮壓。之後，便迎來了蘇哈托武力統治印尼的32年。可為什麼在諸方政治勢力的角逐中，是華人成了犧牲品？
印尼是一個有排華傳統的國家，大規模的排華騷亂間歇性的就發作一次，而且愈演愈烈。以1740年荷蘭殖民當局製造的「紅溪慘案」為開端，印尼曾爆發過多起大規模的排斥、屠殺、華僑華人的暴行。1945年11月的泗水慘案、1946年3月的萬隆慘案、1946年6月的文登慘案、8月山口洋慘案、9月的巴眼亞底慘案和1947年1月巨港慘案等等都是極其惡劣的暴力行為。
那麼排華的主體是誰呢？「Pribumi」也就是「原住民」、「土著」，是印尼排華的主體。這一群體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壓迫最為殘酷；但在印尼獨立之後，卻轉而成為敵視華人最激烈，對待華人最殘忍的群體。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荷蘭殖民者採取間接統治和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埋下隱患。間接統治是殖民者選出有影響力的上層華人，賦予一定的內部管理權力。這種制度下，殖民者將部分稅收給華人承包，借此將當地人對高額稅收的反感情緒轉嫁了華人身上。分而治之是對華人實行的「通行證制度」和「居留區制度」，都是為了限制華人在印尼的行動，尤其是商業行動，以防止華人經濟力量過大。這種統治方式使得華人與印尼原住民長期處於被隔絕甚至受挑撥的狀態，為日後的排華埋下隱患。
第二，華人遷居印尼之初就是為了經商貿易，經濟實力明顯優於當地人。當地人生活日漸貧困，仇富心態下，排華情緒一觸即發。因此印尼當局一有機會，甚至製造機會掀起排華事件。挑撥當地人排華，已經成為印尼當局轉移國內矛盾的一種慣用手段。
20世紀60年代，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對峙狀態，而在印尼政治的生活中主要有三種政治勢力：總統蘇加諾，印尼陸軍以及印尼共產黨。總統蘇加諾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前列，倡導「新興力量」的團結合作，發起並領導不結盟運動，還三次訪問中國。蘇加諾依賴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產黨，他曾說：「我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當時的印共是中、蘇以外擁有300萬黨員的大黨，群眾基礎雄厚。蘇加諾甚至考慮到去世後，把國家權力移交到共產黨的手中。
蘇加諾的政治傾向引起了軍隊內部如陸軍參謀長雅尼，和國防長納蘇蒂安等一些親美高級將領的不滿。親美將領們成立了「將領委員會」，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會議上還秘密組成新的內閣，策劃1965年10月5日建軍節時發動推翻總統的政變。然而總統衛隊長翁東中校搶先行動了。9月30日夜22時，7輛卡車裝滿身穿總統衛隊服的武裝士兵從哈林空軍基地出發，次日凌晨到達雅加達，然後分赴7名陸軍將軍的寓所進行搜捕。結果，陸軍參謀長雅尼中將、潘賈伊坦中將和哈約諾少將被打死，蘇普拉普托少將、帕爾曼少將和蘇多佐准將被綁架到了哈林空軍基地，後來遭到殺害。只有納蘇蒂安將軍一人翻牆逃匿。
事前，翁東曾派人兩次去見當時掌握強大的陸軍戰略預備隊兵權的蘇哈托將軍，向他匯報情況。然而蘇哈托一直按兵不動。10月1日上午，翁東發佈全國公告，聲稱事件目的，是為保護蘇加諾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陸軍將領控制。下午，蘇哈托召開了參謀部會議，稱翁東等人「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的」。會議決定由他統一指揮反擊行動。第二天蘇哈托拒絕了蘇加諾關於政治解決危機的要求，並迫使蘇加諾任命他為負責恢復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長和陸軍司令。之後，陸軍很快攻佔了哈林空軍基地。「9·30運動」以失敗告終。
關於「9·30」政變的真相，蘇加諾和蘇哈托的支持者各執一詞。那麼，印尼共與「翁東政變」到底有沒有關係？據中情局報告，印尼共領袖艾地曾在8月28日的一次會議上明確表示：「現在的問題是，印尼共應當坐等總統逝世、讓自己遭受突然的打擊呢，還是先發制人，挫敗陸軍的行動和攻擊？我更傾向於先動手。」中情局的結論是：「印尼共產黨在策劃政變中起著中心的作用，… …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由印尼共產黨做的。」
不過，在事變發生後，印共總書記艾地指示黨的各級組織：千萬不要舉行擁護「9·30 」運動的示威遊行，聲明那些是陸軍內部事務，與印共毫無關係，並表示完全支持蘇加諾宣佈的任何解決辦法。此後艾地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但他卻在意料之外，被貼身警衛中的一個陸軍諜報處的特務出賣了，而遭到殺害。
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解密資料顯示，在這場屠殺背後，美國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資料顯示，政變發生僅四天之後，美國當時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就表示希望軍方能夠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將軍被殺的機會，指控印尼共產黨陰謀奪權並控制印尼。儘管格林並不確定印尼共產黨是否參與了事件，但他於1965年10月5日發給華盛頓的電報中，仍強調軍隊必須行動果敢：「不管是何背景… …軍隊控制著局勢，它擁有諸如報紙、電台、電視等重要的權力工具。它還掌握了六名高級將領被殺的原因；如果軍隊想利用這一點的話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經開始這樣做… …除了共產黨和他們的隨從，穆斯林團體和其它人都站在軍隊一邊… …」「如果行動神速的話，軍隊現在具有擊敗印尼共產黨的大好時機… …被害將軍屍體的發現，使上述洶洶勢頭達到了高峰。總而言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
在10月15日另一份要求轉呈美國情報機構的電文中，格林強調需要進一步進行反共宣傳：「在所有媒體，通過不斷重複的事實，將目前這場恐怖事件和悲劇同北京及其共產主義思想聯繫起來；將綁架並殺害高級將領的手法同北越在南越村莊中殺害村長的事件聯繫起來。」兩天後，美國助理國務卿邦迪在同澳大利亞外交代表團會見時一起討論了印尼局勢和軍隊應採取的戰略。隨後，在北蘇門答臘省發生了大規模反共流血事件。當地一個同軍隊有聯繫的穆斯林青年組織四處搜尋並屠殺共產黨青年組織的領導人，他們還開始在棉蘭和其它北蘇門答臘城市襲擊華人中的共產黨人，大批華人遭到毆打，房屋、商店被燒。在亞齊省，穆斯林狂熱分子幾乎襲擊了當地所有的共產黨人，一些亞齊暴徒甚至將人殺死後，將他們的頭顱割下，掛在道路兩旁的柱子上。
在清共過程中，軍方還將目標對準了蘇加諾的總統權力。1966年3月11日，3名將領來到蘇加諾的茂物行宮，迫使蘇加諾簽署所謂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權力移交給蘇哈托。1967年3月12日，軍方操縱的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一致通過撤銷對蘇加諾總統的任命，剝奪其所有職權。蘇哈托也開始了他對印尼長達30多年的鐵腕統治。
1965年那場屠殺將蘇哈托帶到了印尼權力的巔峰，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親美反共成了他對內實現印尼民族的認同，對外提升國際地位的快速途徑。而當時正值中國處在「文革」前夕的特殊時期，「極左」思想蔓延到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外交政策也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對於「紅色革命蔓延到東南亞」的恐懼使得印尼更加緊了對中國的警惕和排斥。印尼軍方將中國視為印尼共產黨的後盾，「9·30」事件因此被禍水東引到了華人身上。
其間，印尼軍方曾誣稱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長老被華人所殺，挑撥大雅人對華人的仇視。報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許多華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雞血或狗血的紅色土碗。這就是大雅人復仇的記號，任何大雅人見到紅碗，都有責任將屋裡的人趕盡殺絕。根據倖存者的陳述，至少有好幾個地方發生「屠村」事件。「溝水都變成紅色」，「大雅人殺華人，就像殺雞殺鴨一樣」。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把這段悲劇稱為「20世紀最慘的集體謀殺」，具體罹難人數，迄今沒有確切數據。據中情局後來的調查報告，截止1966年4月，大約有25萬到50萬人被殺，另有大量入獄者；據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佈的數據，則為45到50萬左右。真實數字當遠不止此。據美國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披露，當年的大屠殺，「並不區分誰是華人共黨分子，誰是印尼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