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辛亥革命時期的暗殺活動
跨入二十世紀的鐘聲敲響時，古老的中國正經歷著風雨如晦的民族屈辱時期，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為上世紀古中國的優秀兒女們——妄圖自上而下的國富民強——畫了一個淒涼的結局。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迫使覺醒的先進中國人走上激進的革命之路，他們急切地從西方尋求濟世良方，各種思潮、理論來不及細細咀嚼，便被囫圇吞棗的咽下，匆忙實踐。暗殺，便是其中的一種。
首開暗殺先河的是1900年史堅如刺殺兩廣總督德壽。史堅如是廣州人，七歲而孤，自幼身體羸弱，然聰慧有奇氣，青年時期常臧否時政，對當局政行尤為不滿，嘗變賣家產以資革命。1900年，孫中山派鄭士良前往惠州，聯絡會党發動起義，並派史堅如至廣州策動響應。由於廣州起義時機尚未成熟，策應鄭士良並不現實，因而他謀劃刺殺兩廣總督德壽，以牽制廣州軍隊，緩解惠州義軍壓力。德壽原為廣東巡撫，升任總督後仍住在巡撫衙門。巡撫衙門後面有一條巷子，巷子的南邊是衙門的最後一進，也就是德壽的臥室所在，北邊則是百姓聚居之所。
史堅如在巷子北邊租下一間房子，從這房子下面掘了一條地道，直至距德壽的臥室僅十余丈，而後埋炸藥兩百磅。由於對爆炸技術並不諳熟，炸藥並未完全爆炸，威力大打折扣，僅炸毀圍墻十數丈，德壽本人被炸得從床上摔出數尺，並未受傷。爆炸發生後史堅如還雇轎親自去現場察看，在找出暗殺失敗的原因後不顧勸阻堅持進老城，計劃再行暗殺。他一進老城便被偵探認出繼而被捕，但始終沒有供出同党姓名，倍受刑杖後慘遭殺害，年僅二十二歲。
1903年拒俄運動後，革命運動正式進入了新階段，各種革命團體紛紛成立，所創辦革命刊物的基調明顯激進起來，而暗殺活動也有了新的變化。從具體行動上看，前期的個人自發行為上升到組織階段。1903年5月，留日學生革命團體軍國民教育會中，一部分激進分子組織了一個秘密的暗殺團，通稱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參加者有黃興、陳天華、龔寶銓、楊毓麟等人；1904年10月，龔寶銓從日本回國後，在上海組織暗殺團，作為軍國民教育會的支部，即上海暗殺團，也是光復會的前身，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先後參加；與此同時，楊篤生、吳樾等人在保定也組織了北方暗殺團，同樣作為軍國民教育會的支部；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專門成立暗殺部門，下設籌款部、造藥部和實行部，由方君瑛負責主持，吳玉章、黃復生、喻雲紀等也參與其中；1910年，同盟會香港分會的革命党人，為除掉張鳴岐、李準等熟諳軍事對革命危害較大的清吏，聚義成立支那暗殺團，先後加入的團員有劉思復、李熙斌和梁綺神等人；1911年，李應生、李沛基、周之貞等受黃興委派的諸人奔赴廣州，在支那暗殺團梁綺神等人協助下開設成記雜貨店，作為暗殺機關。
同時，這一時期的《蘇報》、《江蘇》、《浙江潮》、《民報》、《中國白話報》等革命報刊，也大肆提倡及鼓吹暗殺，併為其尋找理論依據。對於暗殺的作用及影響，白話道人(林懈)在《國民意見書·論刺客的教育》中充分闡述了暗殺的好處：首先是“容易成功”，因為暗殺“不要多花錢”，“不要多聯團體”，“不至惹外國人干涉”，“不至擾累地方多殺人命”、“殺一可以儆百”；其次“名譽光榮“；最後“可以保人類的幸福，促社會的進化”。吳樾在《暗殺時代》中也認為“我同志諸君，茍持此暗殺主義以實行之，吾恐滿酋雖眾，而殺那拉、鐵良、載湉、奕劻諸人，亦足以儆其餘。滿奴雖多，而殺張之洞、岑春煊諸人，亦足以懼其後。殺一儆百，殺十儆千，殺百殺千殺萬，其所儆者，自可做比例觀”。其中《民報》在輿論宣傳上尤為出力，它自1905年創刊後短短幾年之中有關這方面的圖片、文章、譯件就達45處之多，“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等也就幾乎成了當時青年志士們的口頭禪。
無政府主義思潮和俄國虛無党的影響也為這一時期的暗殺在理論和實踐上推波助瀾。無政府主義否認政府和國家，鼓吹絕對自由，嚮往無種族、無國界的空想社會，鼓吹暗殺、破壞與暴動。虛無党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崇尚暗殺與破壞，在俄國進行了一系列影響較大也較為成功的暗殺活動，極大地刺激和鼓舞了革命党人。楊篤生在1902年冬寫的《新湖南》中，狂熱地頌揚俄國虛無党的“破壞精神”，並力主效倣，以個人恐怖手段來反抗清廷；《民報》編輯兼發行人張繼，陸續刊登了《虛無党女傑蘇菲亞》、《俄國暗殺團首領該魯學尼》及各國無政府党人暗殺活動的照片，發表了《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巴枯寧》、《近世無政府主義》等大量介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劉師培、張繼等人于1907年創辦無政府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所”，出版刊物《天義報》，在第一次大會上，何震就提出：“今日欲行無政府革命，必以暗殺為首務也”。
從1903年到1905年，是暗殺活動的第一個高潮時期。這一時期南方發生了著名的“甲辰三暗殺”（即萬福華刺王之春，易本羲刺鐵良，王漢刺殺鐵良），而北方發生了吳樾刺殺北洋五大臣事件。“甲辰三暗殺”事件中萬福華不諳槍械錯失良機，易本羲、王漢均因鐵良戒備嚴密並無下手機會，其中王漢為逃避追捕倉促投井。“三暗殺”事件並未成功，但對吳樾震動很大，他決議暗殺鐵良，既鼓動國民，也是完成王漢未竟之志。於是吳樾著手準備，在眾多暗殺手段中最後選擇了炸彈，求教于在這方面頗有造詣、也熱衷於暗殺的革命党人楊篤生，自行研製了撞針式炸彈。準備就緒後，吳樾按計劃刺殺鐵良，進京後發現鐵良警衛森嚴，一時無法下手。在京挨過數月之後，也即1905年6月，清政府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和紹英五人出國考察憲政，吳樾認為五人考察歸來幫助清廷施行的必是偽憲政，藉以迷惑民眾，真正目的仍是維護清朝的統治，於是他轉而刺殺這五人。五大臣在北京車站上車後，吳樾借機混入車站並衝入專車前段的夾道中，不想此時車身與火車頭剛好撞接發生震動，其藏在懷中的撞針式炸彈受此震蕩，當即爆炸，吳樾當場身亡，載澤、紹英受輕傷，伍廷芳兩耳被震傷，端方親屬被炸死。
1906年到1908年，這一時期暗殺活動與上一時期相比在數量上明顯減少，但也不乏震動一時的暗殺事件，徐錫麟刺恩銘便是最著名的一例。徐錫麟是浙江紹興人，自幼喜歡天文地理，後成為紹興中學教員，1904年加入光復會。1905年徐錫麟藉口學校體操訓練需要槍械，奏請知府購買並獲准，暗地裏另行籌辦一所軍事學校，對外稱之為“大通師範學校”，附設“體育專修科”，自行招募學生，加以軍事訓練。幾個月後，徐錫麟與陶成章、龔寶銓等人計劃“中央革命”與“襲取重鎮”相結合，先到日本學陸軍，學成後回國在清軍中發展，等掌握實權後相機行事。徐錫麟先借錢買得候補道的頭銜，然後隨眾人去日本。不想到了日本後由於諸多原因使得學陸軍並未如願，耽擱數月後只得回國。回國後表伯父俞廉三將他介紹給安徽巡撫恩銘，於是徐錫麟就留在安徽候補。恩銘是俞廉三的門生，也很賞識徐錫麟的才幹，故而一再提拔重用，兼任巡察處會辦和巡警學堂堂長，加二品銜。徐錫麟早前與秋瑾約定5月28日皖、浙兩省同時起事，於是將巡警學堂的畢業典禮定在那一天，屆時請恩銘及安慶城的文武官員全都到場，伺機暴動。不想臨近原定日期時恩銘通知徐錫麟將畢業典禮提前到5月26日，此時徐錫麟已經來不及通知秋瑾和安慶周邊同志，只得孤注一擲。1907年5月26日，恩銘及城內官員準時參加巡警學堂畢業典禮，待所有學生站定後，徐錫麟突然向恩銘大聲報告：“報告大帥，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銘大吃一驚，“徐會辦從哪兒知道的這個消息？”恩銘話音未落，同志陳伯平便衝上前扔了顆炸彈，可惜並未爆炸。恩銘驚得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徐錫麟說：“大帥放心，我一定替大帥抓住這個革命党！”說著彎腰從皮靴中拔出雙槍。恩銘問：“這個革命党是誰？”徐錫麟回答：“就是我！”同時舉槍便射，陳伯平與馬宗漢也對準文武官員一陣亂射。恩銘身重七槍，禮堂亂作一團，各大小官員紛紛奪門而逃，恩銘被僕人亂中搶走，抬回巡撫衙門後終因失血過多而亡。各官員跑光後，徐錫麟與陳伯平、馬宗漢三人回到禮堂，向學生宣佈撫臺已死、速隨他們捉拿姦細，然後率領學生直奔軍械所。途中不少學生偷偷溜走，走到軍械所後僅剩下三十人左右，徐錫麟指揮大家迅速佔領軍械所，然而軍械所的子彈和學生所用的巡警學堂的槍支不匹配，費力搬出的五門大炮又沒有扳機，徐錫麟帶領的學生寡不敵眾，最終被隨即趕來的大隊清兵攻破軍械所，兵敗被俘。徐被捕後馮煦質問他：“恩銘是你恩師，你怎麼如此沒有心肝？”（中丞為汝之恩師，汝何無心肝乃爾？）徐從容答曰：“彼待我誠厚，然私惠也，我之刺彼，乃天下之公憤也！”5月28日徐錫麟被殘忍的清軍斬首並剖心，時年三十五歲。
1909至1911年是暗殺的第二次高潮時期，這一階段無論從數量上、時空上還是成功的品質上都比以前要成熟的多，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黃復生、汪精衛刺載灃和溫生才刺孚琦。
汪精衛在河口之役發動後奉孫中山之命去帝汶島籌款，分文未得，感覺無顏回去復命，加之當時國內起義此起彼伏卻鮮有成功，革命士氣一時低落，於是汪精衛直接乘船北上，準備暗殺一個朝廷大員，為個人雪恥，也為激勵革命。1910年黃復生與懋辛在京開設“守真照相館”作為活動基地，同年12月汪精衛與黎仲實、陳璧君、喻培倫四人抵京，共同策劃暗殺。暗殺目標最終選定在載灃身上。攝政王載灃在光緒和慈禧相繼去世後獨攬大權，在朝中安插親信排斥異己，已是事實上的皇帝。黃、汪諸人認為如若將此人除掉，清朝必然隨之瓦解，對革命更是大有裨益。眾人經過週密計劃後，將暗殺地點選在什剎海旁的甘水橋。然而黃復生和喻培倫埋炸藥時被蹲在橋上準備捉姦的一車夫意外發現，旋即招來警察。暗殺計劃流產，黃復生和汪精衛隨之被捕。黃、汪二人本是報必死決心進京，現在身陷獄中按律當斬，反而愈發凜然從容。汪在其供詞中更是借機宣傳革命，駁斥“君主立憲”派的理論，在獄中還留下傳誦一時的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主管這起爆炸案的肅親王善耆親自看了黃、汪的供詞，對汪的才華尤為欣賞，此時潛伏在肅清王府中同盟會員程永生（原名程家檉）出面向善耆求情，清廷也擔心處死二人可能會導致革命党人更加暴力革命，於是善耆向攝政王疏通，認為“冤家宜解不宜結”，攝政王聽從善耆的建議，改處死為永遠監禁。辛亥革命成功後，1911年11月6日，汪精衛和黃復生重獲自由，北京各界一千余人涌到刑部大獄門前，歡迎刺殺攝政王的英雄出獄。
溫生才是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自幼喪父，靠母親拉扯養大，1907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加入南洋華僑組織的暗殺團，得知李準是革命党人起義的最大障礙後，便決心把他除去。1911年4月8日，華僑飛行家馮如在廣州燕塘表演飛行，廣州大小官吏都前去參觀。溫生才獲知後埋伏在東門外咨議局前的茶樓裏，這是從燕塘回城的必經之路。傍晚時，忽然看見衛隊護送一頂官轎呵道而來，溫以為是李準的轎子，猛地從茶館躥出，攀住轎子連開四槍，隨行護衛爭相逃命，刺殺成功後才知道死者是廣州將軍孚琦。事畢，溫生才很從容地向西南方向離開，走了二里多路後見四週無人，於是把槍扔了在水塘邊洗身上的血跡，沒想到警察暗暗緊跟其後，趁其不備將其抓捕。17日，溫生才被殺害於咨議局前擊斃孚琦的地方。行刑途中，溫自言自笑，遇到人多的地方，就大聲對著人群呼喊：“今日我代同胞復仇，各同胞務鬚髮奮做人方好！”，“許多事歸我一身擔當，快死快生，再來擊賊！”聞者無不動容。
從1900年史堅如首開暗殺之風至辛亥革命勝利，期間有史可查的暗殺有十九次之多。這些刺客多為知識分子，有的甚至連武器都不會使用，但他們在民族危難之際毅然挺身而出，以身涉險，抱著必死的決心挑戰和對抗腐朽的清廷，不惜用自己寶貴的青春與熱血去換取民族的出路。撥開歷史的煙塵，這些恰如流星劃過的短暫生命，在幽暗的歷史歲月裏曾閃耀了最璀璨的光芒。站在歷史的今天，不論他們採取的方式有何值得商榷之處，同樣值得後人尊崇與敬仰。（冉思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