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人類學之父
Clyde Snow於1928年出生在美國的德克薩斯州，如今已耄耋之年。他獲得人類體質學博士學位，在民航醫學研究所做了數年空難受害者的研究之後，他開始轉向法醫學。Clyde參與了一系列在美國家喻戶曉的屍骨認證案件，積極為人權組織(Americas Watch)工作，還培養了大批法醫人類學家。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父親是得克薩斯州西部的一名鄉村醫生，那兒非常落後，他負責給方圓30英里的人們看病。我經常跟他一起出診。在他的病人中，有些人死於暴力，這讓我從童年開始就對生命的整個過程直至終止都相當熟悉，當然，也包括生命的開始，因為我父親也助產了上千名嬰兒。這些都激發了我的興趣，儘管我後來並沒有學醫，但小時候的經歷對於我現在所從事的骨骼鑒定工作有著非常大的幫助。
在我曾經參與過的案子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John Wayne Gacey，他在1973-1979年間殺害了33個男孩以及一個年輕男子，並把這些人的屍體埋在他位於芝加哥城郊的一個房子底下。在這33個死者中，除了一個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窒息而死，一些被塑料袋套在頭上悶死，另一些則是被繩子勒死。出庭指證這類人對我來說是一種非同尋常的經歷。
在薩達姆的案子中我的證詞是有關1988年1989年之間發生在庫爾德人民身上的屠殺運動，此次慘劇是由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暴力集團製造的。
1991年，我去庫爾德斯坦參加一個人權活動，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舉證薩達姆犯下的屠殺罪行。在那裡我和來自阿根廷、危地馬拉、智利的人類法醫學家組成團隊(這些人不少都是我培訓過的)，一起發現了很多墳墓。我們挖掘墳墓，提取相關證據，檢查屍骨情況。在一個曾遭受化學武器襲擊的村子裡，我們從炸彈坑裡取樣。那次襲擊導致多人死亡，還有很多的人受傷。
我們把這些樣品送到英國做分析。令他們非常吃驚的是，他們在樣品中發現了血清的痕跡。證明像血清這樣複雜的化學物質經過很長時間還能被檢測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1991年，將血清作為證據還是非常地不現實。
2006年，薩達姆終於被審判，從我參與屠殺的取證到親赴法庭做呈堂證供，時間長達15年之久。這次審判，是我在世界各地出席了那麼多次審判以來，第一次遇到被告得到法官的允許向專家發問。薩達姆並不知道我是誰，我來自哪裡，他想要挑戰我的能力。
他說伊拉克到處都有亂葬岡，他怎麼知道我說的那些墳墓不是上千年前蘇美爾人的呢。對此我極力指出，儘管我知道蘇美爾人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但我不知道蘇美爾人竟是如此先進——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戴著電子錶，而且都停在了1988年8月28日或那天前後。不幸的是他開始喋喋不休地辯解，最後法官命令他坐下。
我的證詞能夠有助於最後的判決，這讓我感到滿足。以前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比如伊拉克基本上都能免於審判。但最近幾年這種情況開始改變。現在，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也可能被帶上法庭問責。他們不再被免除罪行。我希望這件事件能夠在將來對其他國家的領導人起到警示的作用。
無論是在哪裡——美國普通的刑事案件或者是其他國家的人權案件，最最困難的是處理兒童的屍骨。比如幾年前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我和一個阿根廷團隊一起調查發生在一個村莊中的大屠殺。在這個村子裡，有一天，所有孩子被帶到教堂附近的一棟房子裡，一整天都被困在那裡。與此同時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正在被質問和殺死。在這一天快結束的時候，幾個士兵走進屋來，用手槍和手榴彈向所有的孩子掃射。很多年之後，我們發現了136具兒童的屍骨，這些孩子的年齡從剛出生到十三四歲。這一幕讓所有人都感到極為痛苦。但是我必須時刻記住，當我在工作的時候，絕不能多愁善感，這會影響我們的客觀性——我們必須用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進行調查。
只要你真正做好自己的工作，那麼在看到你的報告之後，原告和被告都能被你的客觀性和可信度所征服。那就是我們所努力追求的。
Clyde Snow 曾經說過：「骨骼和指紋都是獨一無二的。」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一輩子為人權奮鬥，他幫助審判了那些大屠殺的獨裁者，還有那麼多連環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