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彌生文化
公元前3世紀，日本進入了彌生時代。彌生文化是由發現彌生式陶器的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町而得名。。彌生時代(公元前3世紀~公元3世紀)相當於日本考古學上的金石並用時代，生產工具有石刀、木鍬、銅和鐵鏈，種植水稻，分為前期、中期、後朗三個階段，每期約200年左右。
彌生陶器技巧較繩紋陶器高，器身細薄，呈超灰、淡褐色，最早出現在北九州，代表陶器為板付式陶器，分佈在福岡、長崎、佐賀以至山口縣西部。由板付式陶器發展而來的遠賀川式陶器在終生前期從九州分佈到四國、中國、近畿、伊勢灣沿岸以至長野縣伊那谷。彌生中期，陶器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九州流行無飾紋、器形美觀的須玖式陶器，以近畿為中心的廣大地區盛行梳齒紋陶器，東部地區則保留繩紋陶器的傳統。及至彌生後期，飾紋逐漸衰落。
彌生陶器的特點是薄而堅固，飾紋簡素，講究實用。器形多為甕、壺、高杯等。彌生中期以後使用了旋轉台，制陶業可能同農業分離，進行專門生產。
彌生時代紡織技術有所發展。在彌生遺址中發現了布片、印有布痕的陶器、紡輪以及滕、根、梭、綜等織布機的構件。據出土的布片和陶器上的布痕來看，布的結構是平織，原料主要是置席等植物纖維。
彌生時代的中國已經進入封建社會的隆盛時期。隨著中日、朝日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的產生和發展，中國、朝鮮的鐵、銅、陶器及 其製造技術和水稻的耕作方法等相繼傳入日本，對日本社會生產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彌生文化實際上是在繩紋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中國、朝鮮的文化而形成的。
鐵器出現於彌生前期。在熊本縣玉名郡齋籐山貝家出土彌生前期板付式陶器的層位中發現斧刃。又在下關市續羅木、大阪府四池等彌生前期遺址中發現了鐵器。彌生時代的鐵器是從中國或朝鮮直接輸入的。《後漢書》記載：「國(辰韓，朝鮮南部的國家)出鐵、穢、侯、馬韓並從市之。當時日本人還沒有掌握制鐵技術。隨著同中國、朝鮮的經濟、文化交流，日本人逐漸學會了鑄鐵和鍛鐵技術。在大分縣佐伯市下城的一所豎穴式房屋遺址中發現鐵滓和風箱以及鍛造中的半成品。」這所房屋可能是專門製造鐵器的場 所。由於鐵器容易銹蝕，遺存不多，僅從今存遺物來看，鐵器有鍬刃、鋤刃、鐮、斧；鎊子、銘、劍、矛；骸、刀等。當時鐵器數量很有限，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佔少數。但作為利器加工製造木製農具和骨角器方面卻顯示巨大威力。
青銅器出現比鐵器稍晚。青銅器是在彌生中期以後的遺址中出土，但不能據此以為鐵器比青銅器出現早，因青銅器和鐵器開始均從中國和朝鮮輸入。當日本輸入鐵器時，青銅器在中國、朝鮮早已廣泛使用。在這種條件下，不可能只輸入鐵器而不輸入青銅器。所以很可能青銅器和鐵器同時在彌生前期從大陸輸入。出土的青銅製品中有王莽時期的貨泉、兩漢時期的各種銅鏡、從中國、朝鮮輸入的紉形銅劍、銅戈、銅矛等。又有仿製的廣形銅劍、銅矛、銅戈和自製的銅鍺。細形銅利器銳利實用，而廣形的則身寬刃鈍不實用。
銅揮好似中國古代編鐘的扁圓筒形青銅器，上方有半圓形鈕，兩側施以鰭狀裝飾，表面鑄有橫帶紋、流水紋、和服束袖帶紋、突線帶紋等不同的圖案。有的銅鍺表面還鑄有動物、倉庫、狩獵、搗米等反映當時人們生活的圖紋。自製的銅鍺和廣形銅利器是氏族 共同體的祭器。銅擇分佈在以近畿為中心西至島根、廣島、香川、鎔島，東至石川、吱阜、靜岡諸縣；而輸入和仿製的銅鏡、銅劍、銅矛、銅戈則分佈在北九州、中國、四國，以北九州為多，從而形成了以近畿和北九州為中心的兩個文化圈。彌生時代青銅器由工房專門生產。在九州等地發現鑄造廣形銅利器的型範，從兵庫縣名古山發現鑄造銅擇的石製型範斷片。據日本學者鑒定，從香川縣出土的銅擇和兵庫縣櫻丘4、5號銅擇在規格、形狀、圖案方面有相同之處。據此認為這些銅擇由一家工房生產。當時青銅器少而珍貴，一般當作寶器和祭器，生產上沒有大量使用。
彌生時代金屬器尚不發達，石器仍被廣泛使用，因此屬於金石並用時代。當時人們普遍使用磨製石器，但也使用一部分打制石器。代表性的磨製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鎊、石鑿、石骸等。打制石器有石鋤、石鍬、石簇、石槍等。到了彌生後期，隨著金屬器的發展，石器的數量顯著減少。
鐵器的出現促使木製工具迅速發展。木製工具在奈良縣唐古，靜岡縣登呂和山木，愛知縣筱束和瓜鄉，大阪府四池和瓜破，京都府深草，千葉縣營生等很多低窪的遺址中出土。其種類有鋤、鍬、馬鋤(馬拉的犁耙)大腳、田木展(水田防滑木鞋)、田舟(深水田割運稻穀的船)以及桿、臼等。這些工具大都用硬木製造。木鋤和木鍬是用於水田中的主要生產工具，使用很普遍。木製大腳是人們象木屐似的穿在腳上，在水田里把青草和堆肥踩陷泥裡去的一種工具。
自從水稻傳入日本以後，很快普及到全日本。繩紋時代中期，村落開始向平地轉移，這與種植水稻有關。彌生時代水稻栽培逐漸成為農耕社會的基礎。當時水田一般選在能夠自然灌溉和便於使用木製工具的沼澤地和海岸丘陵背後的低濕地。但彌生後期隨著鐵器的增多和生產技術的發展，能在平地上修渠引水種水稻了。一般西日本是開墾沖積乎原；東日本較之落後，以利用自然地形為主。水稻的播種方法是直播，收割方法是摘取稻穗，脫谷制米則用桿臼。人們還掌握了施肥方法，把青草和堆肥踩入水田作為肥料。戰後發現了福岡市板付機場附近的板付水田遺址和靜岡縣登呂水田遺址，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證據。
板付水田遺址屬於彌生前期，是一個使用「板付式土器」的村落，建立在台地上，周圍是水田。現在還有許多排水和鞏固田埂的木樁。水田很有規劃，已具現代水田的雛形。登呂水田遺址屬於彌生後期，是一個有12個居住地和2個「高架倉庫」的村落。居住地長約8公尺，寬約6公尺，用4根柱子支撐屋頂。每個居住地平均可住5、6人，全村擁有50、60人。水田總畝積約66000平方公尺。這樣大規模的水稻生產的村落，全日本有多少個無法推測。據研究，彌生時代的水稻產量相當於現在的一半，登呂水田的年產量為9至18干公升。
由於水稻生產迅速發展，男子在獲取生活資料的勞動中越顯重要，婦女則退居次要地位。隨著分工的發展，男子逐漸擁有更多的財產。於是父權制大家庭出現了，母權制沒落。父權制大家庭是從對偶婚向一夫一妻制過渡的形式。隨著生產力和私有制的進一步發展，父權制大家庭又分解為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這些家庭逐步變成社會經濟單位。
從山口縣土井濱遺址中發掘出來的176具人骨來看，基地東區埋葬的人骨多而且男子佔多數；幼兒隨著男子埋葬在東區。再從石棺墓、裝飾品多數在東區的事實來看，血統關係按男系來確定，男子已處於優勢地位。這個遺址是剛剛由母系氏族公社過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的彌生前期的墓葬。
由許多獨立的個體家庭組成農村公社。已經出現的農村公社不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上，而是按經濟的和地域的關係形成的。農村公社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生產工具、牲畜、房屋等為家庭私有財產，農業由個體家庭獨立經營；另一方面，公社還保存公有制的殘餘，如耕地為公社所有，定期分配給社員。森林、草地等也公用。由於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不發達，這種公社形式長期延續下來。 隨著私有制的發展，出現了貧富不均和階級分化。最早出現階級分化的地區是九州北部，它是日本同大陸交通的門戶，是生產力發展最快的地方。在這裡發掘的公共墓地中發現厚葬的甕棺。
佐賀縣唐津市宇木汲田遺址中出土的100多座甕棺墓中，發現20多座甕棺墓隨葬青銅鏡、劍、矛、戈、手鐲及玉類。有一座甕棺墓隨葬一把細形銅劍、一面多鈕細紋鏡。又有一座甕棺墓隨葬一把細形銅劍和勾玉。字木汲田遺址是屬於彌生前、中期之交的遺址，可見前期之末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貧富不均。在彌生中期的福岡縣築紫郡須玖岡本遺址中發現隨葬品豐富的支石墓。從墓中甕棺內外出土近30面前漢鏡、3把細形銅劍、5把細形銅矛、1把細形銅戈，還有玻璃制壁、勾玉、管玉等。但在岡本東南1公里的伯玄社遺址，東北3公里的金限遺址中發現近300座甕棺墓，其中沒有發現青銅器類的隨葬品。從豐富的隨葬品和周圍墓葬分析，岡本甕棺墓主是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
屬於彌生後期的佐賀縣櫻馬場遺址中，從一口甕棺裡發現2面後漢鏡，26個青銅製手鐲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厚葬的甕棺埋葬在公共墓地中，並且與一般甕棺相同。據分析，厚葬的墓主仍為氏族或部落的一員，但他們是有權威有私產的氏族或部落、部落聯盟的首領。
彌生時代到古墳時代前期各地修造墓擴周圍環繞方形壕溝的方形周溝墓。這種墳墓在彌生前期畿內地區首先出現，然後傳播到各地。彌生中期方形周溝墓形成墓群，與坑墓群並存。在大阪府瓜生堂遺址中發現屬於彌生中期的以溝為界與其他坑墓群相區別的方形周溝墓群。這種葬法也反映了階級分化的情況。
彌生中期以來，在岡山平原出現利用自然丘陵頂部修成的方形台狀墓。彌生後期的都月2號墳是將山背修成方形台狀，其上築造墳丘，墳丘下部排列石頭，中央設豎穴式石室，周圍置10座土擴墓和1座石棺墓。這是以石室的葬者為中心的集團墓。石室的葬者可能是氏族首領。
氏族首領利用職權將剩餘產品相交換產品攫為已有，不斷擴大私有財產，逐漸變成剝削他人的奴隸主。戰俘和由公社內部分化出來的窮人則變成他們的奴隸。
這個時期的日本正值思格斯所說的「英雄時代」，即軍事M·Z時期。《古事記》中的《久米歌》就是產生在這樣的「英雄時代」。《久米歌》是久米部落中流傳下來的歌謠。歌的主人公是久米軍事部落的酋長，他動員久米健兒殺敵報仇。部落之間的頻繁戰爭，加速了私有制和階級分化的發展，原始社會終於被階級社會所代替。「氏族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一天天長成，越來越超出氏族制度的範圍... ...國家已經不知不覺地發展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