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邊防禦體系的確立
從甘肅的嘉峪關起，雄偉壯觀的萬里長城猶如巨龍出世，穿過廣漠的戈壁，跨越千里草原，依託著層巒起伏的崇山峻嶺，傍鄰著水流湍急的巨河大川，蜿蜒而東，直至渤海岸邊的山海關，這就是全長六千多公里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萬里長城，是秦時修建，經過歷代補修重建，至明代全面整修的明長城，它與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迄遼東的秦長城無論在走向上，還是在始迄點上都有所不同。隨著悠悠歲月的侵蝕，當年曾經耗費了無數生命財產而修築的秦長城已經無法一窺全貌，但它所遺留下的殘垣斷壁，仿佛是一部無聲的歷史，給後人留下了許多馳騁想像的空間。
在戰國時期，匈奴在大漠南北崛起之後，就給中原各國帶來嚴重的威脅，特別是與匈奴相鄰的秦、趙、燕三國，如何鞏固北部邊防、抗擊匈奴人的侵擾，更是擺在三國君臣面前急待解決的問題。而以匈奴為代表的遊牧民族所特有的長距離突襲的作戰方式，其來勢如急風驟雨，退時如煙消雲散，具有極大的靈活性與突然性，常常令對手猝不及防。匈奴鐵騎所至之處，伐莊稼、奪牲畜、掠人民，給各國沿邊百姓造成極大的痛苦，但防禦匈奴的突襲卻又極其困難。對於處於防禦方面的中原各國而言，戍守邊境士卒太少，則無法擊退匈奴的進犯；集聚重兵駐紮邊境，不僅糧秣轉輸、後勤補給十分困難，而且其時各國之間頻繁爆發生死大戰，客觀形勢也不允許各國這樣佈署兵力。何況在漫長的邊防線上，任何一點都可能成為匈奴突襲的目標，使防禦匈奴的侵擾變得更為困難。在這種形勢下，依託險要的地勢，構築起永久性的防禦工事，是有效地防禦匈奴騎兵突襲的可行方式。因此，當時秦、趙、燕三國相繼修建長城，以抵禦來自北方以匈奴為主的遊牧民族的侵擾。
趙國是戰國時期最早修築長城的國家之一，在趙肅侯(西元前349年~前326年在位)時就在趙國北境始築長城。其子趙武靈王繼位後，為了抵禦匈奴等遊牧民族的侵掠，著胡服，習騎射，國勢逐漸強盛，北破林胡、樓煩，將匈奴等遊牧民族驅逐出陰山以南，隨後修築長城，依傍陰山山脈東段大青山南麓迤邐而西，至高闕(今內蒙臨河之北)止，全長約二千餘里。沿長城一線設置雲中、雁門、代郡等郡，駐兵防守，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等遊牧民族南下侵掠的勢頭。趙孝成王時，名將李牧就駐守於代郡、雁門一帶，以長城為依託，大破匈奴軍十餘萬人，充分顯示出長城在防禦匈奴侵擾方面的巨大作用。
燕國在其北境也修築了長城。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在戰國後期，燕國賢將秦開作為人質入“胡”，深得胡人首領的信任。但是秦開回到燕國後立即率領大軍出擊，大破東胡，迫使東胡人退卻千餘里，後來燕人在其北境及所新占土地上修築長城。燕長城西起造陽(約在今河北宣化北)，東至襄平(約在今遼寧瀋陽以東)，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防禦北邊遊牧民族的侵擾。
秦國在昭王(前306年~前251年在位)時也開始在其北境修築長城。當時活躍在秦國北方的是屬於西戎的義渠人。自春秋以來，義渠強盛，對秦國北境構成嚴重威脅；而秦人開境拓土，也屢次受挫於義渠。秦武王元年(前310年)曾出兵北擊義渠，但收效甚微。昭王時，宣太后為安寧秦國北境，不惜親自出面籠絡義渠，長期與義渠戎王同居，並生有二子。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誘殺義渠戎王于甘泉宮，旋即發兵攻滅義渠，盡占義渠之地。義渠雖然滅亡，但是一個更強悍的敵人——匈奴已經出現在秦國北境。為了防禦匈奴的侵擾，秦國在沿邊的隴西、北地、上郡北境修築長城，由今甘肅岷縣西南洮河東畔北上，至狄道(今甘肅臨洮)東北行，經寧夏固原直至黃河，有效地制止了匈奴南下的企圖。
儘管秦、趙、燕三國所修築的長城，對防禦以匈奴為主的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卻不可能完全阻止匈奴南下的勢頭。特別是趙、燕在軍事上的壓力主要來自強大的秦軍，匈奴的侵擾只是次要的問題。到了戰國後期，隨著趙國的瓦解，匈奴很快地突破長城的防禦，跨越陰山，渡過黃河，佔據河南地，成為中原農業區域的首要威脅。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掃平群雄，統一六國，結束了烽火連綿的戰國時代。雖然舊日的敵國煙消灰滅，但是刺耳的胡笳之聲又響徹在秦帝國的北境。為了反擊來自匈奴方面的挑戰，秦始皇在統一後的第六年就派遣蒙恬統帥三十萬大軍出擊，將匈奴驅逐出河南地，並奪取了陰山以南地區，從榆中(今甘肅榆中西)以東至陰山之下設置三十四縣。隨著秦國疆域的擴展，一些戰國時修築的長城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被迫北遁的匈奴並不甘心失去沃野千里的河南地，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這種形勢之下，重新修築長城就成為秦帝國的當務之急。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收復河南地之後，秦始皇為了徹底鞏固北部邊防，命令蒙恬修築長城，把戰國時秦、趙、燕三國修築的長城連接起來，重新加以修繕完固。為了完成這一巨大的工程，秦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廣征徭役，歷經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形成了一條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規模宏大的萬里長城。為了長城施工及佈防的需要，沿長城又開通了橫貫東西的北邊交通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蒙恬又主持修建直道工程。直道西起北邊重鎮九原(今內蒙包頭西北)，南至雲陽甘泉宮(今陝西淳化西北)，全長一手七百多裏，沿途開山填穀，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在完全沒有舊道可以利用的情況下，硬是從崇山峻嶺之中，廣漠的鄂爾多斯草原之上開闢出一條新的聯繫南北的交通大道，為加強中央政`府與北邊防區的聯繫，及時頒佈政令、調動軍隊鞏固北部邊防線提供了可靠的保證。隨著長城的修築及直道的開通，標誌著在秦帝國的北部邊境上已經構築起一道堅固的防線，確保了中原地區的安寧。
長城的修築雖然在防禦匈奴侵掠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給秦帝國遺留下致命的禍殃。為了修築長城，秦政`府前後徵發的士卒吏民不下數百萬人，築城工程僅“河上”一段，就動用戍卒三十萬人，至於徵發的罪犯、轉輸糧餉的民眾更不在少數。況且秦素以“虎狼之國”著稱，以殘酷虐民而聞名，被迫築城及戍邊的卒徒視奔赴北邊如趨死地。何況在修築長城的同時，築馳道、修寢陵、建宮殿、征南越，這些巨大的工程與征伐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財富。這對於剛剛擺脫戰爭惡魘，急待休養生息的百姓而言，無疑又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龐大的秦帝國在統一後不過十多年就土崩瓦解，與這樣無休止地濫用民力有著直接的關係。以奪取河南地、修築長城而威震匈奴的蒙恬，在被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殺之前．對於自己因何獲罪迷惑不解，最終歸結為因督修長城，斷絕“地脈”而罹禍。幾十年後，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遊歷長城，經直道返回長安，在親眼目睹了蒙恬督修的工程浩大的長城亭障及直道之後，深有感觸，指責蒙恬身為名將，不能勸諫始皇及時休養百姓，反而阿諛逢迎，輕用民力，歸咎於斷絕“地脈”，至死也不曾覺悟!
經過冒頓單于多年東征西戰、南侵北伐之後，匈奴控制的地域東起遼東，橫跨蒙古草原，西與羌、氐相接，北達貝加爾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陝西北部。隨著匈奴征服區域的不斷擴大，大批奴婢、財富及貢納源源不斷地流入匈奴，在素來崇拜強者、鄙視老弱、崇尚擄掠的匈奴人的心目中，冒頓單于無疑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傑出統帥，得到眾多大臣、貴族的衷心擁護，一個強大的匈奴帝國終於在冒頓單于統治時期產生。到了其子老上單于的統治時期，匈奴帝國進入了鼎盛階段，雄據在大漠之上，俯瞰著中原大地。
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這一廣闊的區域，冒頓把匈奴的政治中心——單于王庭由漠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區)的陰山遷徙至漠北安侯水(今蒙古鄂爾渾河)東側及和碩柴達木湖附近，漢史稱之為龍城或龍庭。單于王庭遷至漠北後，地處匈奴中心地帶，有利於單于政令向四方的頒行。匈奴的政權機構分為中、左、右三部。中部是由單于直接統轄的首腦部，所管轄的地區位於匈奴中部，其南面直對漢的代郡(治今河北蔚縣東北)、雲中郡(治今內蒙托克托東北)；左部由左賢王統轄，所管轄地區位於匈奴東部，其南面與上穀郡(治今河北懷來東北)相對；右部由右賢王統轄，所管轄地區位於匈奴西部，其南面直對上郡(治今陝西榆林東南)以西地區。單于總攬匈奴軍政一切大權，由左右骨都侯輔政。地方最高長官是左右賢王。匈奴習俗尚左，左賢王的權力與地位僅次於單于，是單于“儲副”，所以常以太子擔任。左右賢王之下，則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等高官。依據匈奴習俗，他們都領有一定的戰騎與固定的“分地”(即被劃定固定的遊牧地區)，平時是行政長官，戰時則是軍事首領，率領麾下甲騎進行征戰。匈奴這種從單于王庭到地方各級行政與軍事合一統治機構的建立，既突出了單于作為最高首領的權威，各級官吏又有一定的自主權，這對於在區域廣闊的大漠上應付突發事變是非常必要的。匈奴鐵騎之所以能縱橫馳騁於大漠草原之上，所向披靡，使許多同樣是以遊牧為主的民族不得不俯首稱臣，與這樣嚴密而又靈活的行政軍事組織機構頗有關係。
西元前202年，歷經五年的楚漢戰爭終於降下了帷幕，漢王劉邦稱帝，定都長安，建立了西漢王朝。經過長期戰爭的消耗，中原大地早已是殘破不堪，民生凋敝，急需休養生息；而在長城之北，千里草原之上，匈奴則是一番興盛發達的景象。冒頓單于一統大漠南北，被肥美的水草滋潤得膘肥體壯的戰馬正在仰天長嘶，三十余萬“控弦之士”躍躍欲試，中原大地將成為他們一顯身手、新的征戰疆常跨越長城，立馬中原，此時不知在撥動著多少匈奴男兒的心弦。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的衝突，對生存空間的激烈爭奪，自古以來各民族間怨仇的積澱，預示著漢匈兩大民族之間的戰爭勢不可免。然而，此時正處於進攻態勢的匈奴人或許沒有想到，隨著漢匈戰爭的發展，不僅給他們帶來了勝利的喜悅，同時也在吞咽著失敗的苦果。特別是匈奴人在漢武帝時期失去了土地肥沃的河西地後，每經過此地，無不觸景生情，潸然淚下，唱出了“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淒涼哀婉的歌聲，在痛惜之餘，或許也不無悔恨之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