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真正的劉備
三國時代，曹操、劉備、孫權都是杰出的政治家。若論他們的德行、品格，曹、孫則遠遠不如劉備。劉備立身處事所表現出的品格特點，雖屬於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理念范疇，但作為政治家的品格而言，至今不失為一面光亮的鏡子。
在漢末三國那個動亂的年代，曹操表現出縱橫天下的超人之才和非凡之能，用“奸雄”二字概括是很不確切的，問題主要是他的個人品格存在嚴重缺陷，如屠徐州、坑降卒，殘殺生靈無數，為人又詭譎多詐，崇尚獨夫哲學，誤殺呂伯奢全家而宣稱“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在哪個時代都是站不住腳、會受到譴責的。孫權在個人品格上的毛病，主要是生性多疑，亂加猜忌，殺戳了不少無辜臣下，晚年更甚，使得朝臣人人自危。而劉備，從他舉事之初到稱帝之後，始終重百姓、講仁德、守信義，把握好處世為人的基本道德准則，在個人品格方面沒有什麼明顯的閃失。這是劉備在品格上不同於曹操、孫權之處，也是他大半生顛沛流離最終能成就鼎峙之業的重要內因。
翻閱三國史書，綜觀角逐群雄，可以說沒有那個爭霸圖王者的政治思想品格能跟劉備相比。劉備是漢末三國時代最孚眾望、最得人心的爭雄者，也是最符合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三國政治家。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劉備，是歷史上的那個劉備，而不是《三國演義》小說、影視劇中的劉備。小說和銀屏上的劉備，很多方面非其真貌，它們都沒有把劉備的作為和品格藝术地反映出來，反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歪曲史實、虛假不實的誤導作用。所以，我們更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去認識劉備。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載，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今河北涿州)人，系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劉勝在漢武帝時被封為涿縣陸城亭侯，後在宗廟祭祀中因獻助祭金不合規格，觸犯律令，被削去爵位，於是世代就在涿縣安家。劉備的祖父、父親都在州郡做過官，但到劉備的時候已家業衰落，成為底層百姓。這很可能是劉備父親早逝的緣故。
由於年少失去父親，劉備跟母親靠販草鞋、織葦席為生。他家屋旁有棵大桑樹，枝葉繁茂，遠遠望去猶如皇帝乘坐的華車之蓋。劉備小時候跟族中小孩在樹下玩耍，說他長大了要乘坐這個羽葆蓋車，嚇得他叔父急忙訓斥他不要胡說，這可是滅門之罪。十五歲時，劉備奉母親之命外出游學，師事原九江太守同郡人盧植。盧植是當時著名的大儒，但劉備對讀書沒有多大興趣。先主傳說他“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高七尺五寸，垂手過膝，回頭能看到自己的耳輪。平時少語寡言，善待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之士，因而許多少年爭相歸附他，同族人稱他“非常人也”。史書上所說的這個少年劉備，已使我們看到他性格上的一些基本特點。
歷史上的劉備，也不是如小說所描寫的那樣，溫文爾雅，形同儒生，而是很有勇力、血氣剛强之人。他起事之初參與討伐黃巾起義，作戰十分勇敢，“數有戰功”，曾受傷後佯裝死狀，逃過劫難，並因其“有武勇”、“有軍功”而被任命為安喜縣尉，怒鞭督郵的事就發生在這個時候。當時上面來了個督郵，住在官舍，劉備上門求見，督郵推故不讓進，劉備於是闖到里面把督郵捆起來，責打了兩百杖，將印綬解下系在督郵脖子上，又將他綁在拴馬樁上，然後棄官逃走。歷史上的劉備，不僅敢於一怒鞭督郵，寧可不當官，而且曾襲殺徐州刺史車胄，斬下曹將蔡陽之首。這些事都是先主傳明確所載，到《三國演義》里，則分別加到了張飛和關羽頭上，劉備勇烈的一面便被抹掉了。
當然，劉備給人的主要印象並不是在武勇方面，而是在為人的品質和品格方面。漢末由於國家大動亂，百姓受盡戰亂之苦，田園荒蕪，衣食無著。劉備當平原相時，將府中財物施舍給百姓，以度飢荒，自己在府里跟“士之以下者”即一般辦事人員同席同食，無所挑扌柬，所以大家都歸附他、愛戴他，起事之初就很得人心。當時有個叫劉平的富室一向看不起劉備，不甘心受劉備管治，買通了一個剌客去行刺，劉備不知內情，熱情款待，剌客受到感動，不忍下手，於是將來意告訴劉備，作別而去。《三國志》作者陳壽為此贊嘆：劉備就是這樣深得人心。
劉備起事後，手下只有千餘兵卒，後又得飢民數千，實力甚小，為官也只做到平原相，但他在當時的名聲卻很大。建安元年(196)，徐州牧陶廉病重，對其別駕麋竺說：“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後麋竺率州人迎請劉備，劉備不肯接受。徐州所屬官員陳登、孔融繼續勸說，强調現在百姓擁戴賢能之主，徐州殷富，有人口百万，據此既可扶助朝廷，又可濟世安民，劉備才同意接任。陳登等將此報告給當時最大的割據列强袁紹，袁紹回書表示贊成，說：“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孚所望也。”不久，袁术、呂布相繼前來攻奪徐州，劉備被呂布趕走，開始了顛沛流離生涯。
當時，劉備雖然一無兵力，二無地盤，但所到之處均深受禮遇和尊敬。被呂布打敗後他走歸曹操，曹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幫助劉備反擊呂布。呂布勢力被消滅後，曹操回到許都，表薦劉備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在一次酒席間閑談時，曹操對劉備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之徒，不足數也。”劉備聞聽大為失驚，不覺將筷勺掉到地上。適值雷震，劉備隨機以驚雷相掩飾，未讓曹操發覺其失態。曹操是何等有識見之人，他如此敬重劉備、稱贊劉備，主要在於劉備既有雄才又深得人心。這種稱贊對劉備來說並非好事，他預感到曹操已對自己產生疑心。事實上，當時曹操的謀士程昱已向曹操建議除掉劉備。程昱說：“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曹操因擔心“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未即同意。後曹操派劉備去阻擊袁术，程昱、郭嘉都說：“劉備不可縱。”曹操後悔，已追之不及。
劉備乘機從曹操處逃出，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屯兵於沛(今江蘇沛縣)。當時，正是袁曹官渡之戰前夜，但曹操仍決定進擊劉備。諸將都說：現在與主公爭天下的是袁紹，如今袁紹業已引兵前來，卻東征劉備，假若袁紹乘虛而入，那怎麼辦?曹操說：“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於是親自引兵攻擊劉備，劉備不得已又投奔袁紹。
袁紹聽說劉備前來，一面遣將沿途迎奉，一面親自離鄴城(今河北臨漳縣)二百里，去跟劉備相見。袁紹是當時最煊赫的大氏族代表和最强大的割據勢力，如此屈駕迎接劉備，主要也是劉備的德行、品格在起作用。官渡之戰後，曹操又親自向駐兵汝南一帶的劉備發動進攻。劉備轉而投奔荊州劉表，又受到這個南方最大豪强的出郊歡迎，待之以上賓之禮。
顛沛流離之中的劉備，轉輾木妻息列强之間，雖是寄人籬下，但卻不顯半點寒滄，足見人格的力量是政治家的處世之道和立身之本。
劉備在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時所表現出的得人心、受尊敬的品格，在寄寓荊州期間進一步得到顯示。
劉表與劉備，系漢室同宗。對於劉備的到來，劉表是真心歡迎的。劉備一到，他就增加其兵力，使之屯新野，在博望坡擊敗曹軍進攻。但後來荊州豪杰歸附劉備的日益增多，劉表起了疑心，暗中對劉備有所防備，不予重用。盡管如此，對劉備仍然十分敬重，待遇十分豐厚，而且一收留就是七年(從201年農歷九月到208年農歷八月)，劉備對此是深為感激的。所以當曹操南下，劉琮背著劉備派人至新野(時劉備屯樊城)向曹操投降，劉備處境十分危急之時，他沒有乘劉表剛亡故、劉琮剛繼位即降曹這個機會，奪取荊州。當時劉備從樊城撤退經過襄陽時，諸葛亮勸劉備攻劉琮、得荊州，劉備說：“吾不忍也。”只是停下馬來呼劉琮，劉琮嚇得低著頭連身子也站不起來。隨後，又去劉表墓地，拜辭哭別。另據裴松之在先主傳引《英雄記》、《魏書》、《漢魏春秋》載，劉表臨終時曾將荊州托付劉備，劉備沒有接受，其理由是：“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劉備强調“不忍”，主要是考慮一個信義問題。誠如劉備所說：“背信自濟，吾所不為。”盡管荊州對劉備來說已由諸葛亮定為爭霸圖强的首要目標，但他決不在違背信義的情況下圖取。這完全是由他的政治品格決定的。
劉備在荊州依附劉表期間，雖然無權無勢，但他的人品卻征服了荊州吏民。當他由樊城經襄陽向江陵撤走時，“(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今荊門市南郊)，眾十余万，輜重數千輛，日行十余里。”左右勸劉備盡快前進，保有江陵，說現在相隨的人眾雖多，但能作戰的士兵少，如若曹操兵馬追來，怎麼擋得住?劉備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他堅決跟十余万民眾一起走，盡管這樣做有可能被曹操追上，也決不遺棄百姓。與民眾休戚與共，緊要關頭更見真情，充分顯示出劉備的政治品格，這在古代政治家中是難能見到的。
由於跟隨的民眾太多，部隊行進緩慢，終於被曹操率輕騎日夜兼程趕上，劉備遭受重大挫折，妻子死難，剛滿周歲的儿子阿斗也差點失去，只剩下數十騎斜趨漢津(今荊門市沙洋附近漢江邊)，正好遇到先朝派出的關羽船隊，才幸免於難，得以由漢江至夏口(今漢口)。劉備為維護自己的政治品格付出了代價，但贏得了万世千秋的贊譽。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評論道：“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正是由於劉備的政治品格有很强的吸引力，當時被曹操打散的部隊很快又集結到劉備身邊，參加了赤壁之戰。赤壁之戰後，已歸順曹操的很多劉表部下又紛紛投奔劉備，於是才有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排部下為理由，向孫權提出借荊州，從而打下了“濟大業”的基礎，開創了“濟大 業”的全新局面。
作為一個政治家，在用人、處事上是否真誠、公正，是顯示其品格的重要方面。
從角逐爭雄的需要出發，劉備跟曹操、孫權一樣十分注意禮賢敬士，廣攬人才，這是他們的共同點；所不同的是，劉備在用人、待人上顯得尤為心誠、情真，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相互信任，始終不渝，有一種同命運、共呼吸的真摯情誼。劉備與諸葛亮的關系，就是最典型的范例。一方面是寒冬時節三顧茅廬，屈駕延請，至誠至真；一方面是自始至終赤膽相輔，“鞠躬盡力，死而後己”。劉備與黃權的關系也很能說明他在用人、待人方面的品質。
黃權本是劉璋主薄，他反對劉璋迎請劉備入川，向劉璋進諫不聽，被貶出成都去當廣漢縣長。後劉備與劉璋反目，攻取益州，各郡縣望風歸附，唯獨黃權關閉城門，堅守城池，直到劉璋投降，才歸順劉備，劉備不計前嫌，加以重用，黃權進獻了奪取漢中之計，對劉備集團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關羽失荊州後劉備親率大軍東下伐吳，黃權認為吳人驃悍善戰，水軍進易退難，建議劉備在部隊後面坐鎮，自己願作先驅試探對方虛實。劉備不予采納，任命黃權為鎮北將軍，督率江北的軍隊防備魏國出兵。劉備在夷陵之戰中被打敗後，黃權返蜀的道路被吳人切斷，被迫降魏。蜀國有關官吏依法收捕了黃權的妻子儿女，並將此事報告給劉備。劉備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命即釋放，一如既往對待。此前，魏國方面傳說黃權的家室已被斬首，黃權不信，說他深知劉備的為人，不會這樣做。沒多久，果然傳來了被寬宥的消息。
劉備寬仁有度，以信誠待人，在君臣關系方面，要比曹操、孫權集團和諧得多。曹操、孫權都有猜忌多疑的毛病，連荀或、陸遜這樣的功臣也都因曹、孫的猜忌而憂郁致病，不得善終，劉備方面則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不論對前期跟隨他的人，還是在荊州跟隨他的人，入川後歸附他的人，劉備都量才使用，一視同仁，不存偏見，不講山頭，處事公正。對關羽、張飛也同樣，不因為他們之間“恩若兄弟”的特殊關系而只重私情，不重才能，排斥他人。
老將黃忠，本是劉表長沙太守韓玄的部將，赤壁之戰後劉備平定荊州的江南諸郡時歸順，後隨劉備入川，常衝鋒臨陣，勇冠三軍。後又擊斬曹操大將夏侯淵於定軍山，為劉備獲取漢中立下大功。劉備自立為漢中王後，封黃忠為後將軍，同時封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諸葛亮認為黃忠的名望素來不能跟關羽、馬超相比，馬超、張飛在近前，他們都親眼見到黃忠的戰功，還可以向他們解釋清楚，而關羽遠在荊州，知道了一定會不高興。他建議取消對黃忠的任命。劉備堅持不變，說他自會向關羽解釋此事，特派費詩至荊州。其時關羽正北攻襄樊，費詩直接到襄樊前線見關羽，關羽得知黃忠為後將軍，發怒說：“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接受前將軍的任命。經費詩一番勸說，關羽明白了道理，遂即受拜。
劉備提拔魏延鎮守漢中，也說明他對關、張並非存有偏心，而是處事很公正的。魏延本是義陽的地方豪强，劉備入川時他帶著自己的私人武裝相隨，很有勇略，屢立戰功，升任為牙門將軍。劉備攻下漢中自立為漢中王，准備將王府遷往成都，需要一位重要將領鎮守漢中。當時大家都以為一定是張飛，張飛心里也以為非自己莫屬，結果劉備提拔了魏延，以魏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致使“一軍盡驚”，即全軍上下無不驚訝。
劉備重封黃忠、提拔魏延，既說明他處事公正，知人善任，又說明他在用人上不講山頭、不講私情。在劉備集團內部，確實有一個劉、關、張“三人幫”，論跟劉備的私人交情，他人都不能與關、張相比，但他對關、張並沒有特殊照顧，一樣論功行賞，量才使用。他讓關羽守荊州，也不是從私情出發，而因為關羽是蜀漢方面最著名的將領，包括曹魏方面都認為“蜀國名將惟關羽。”後來關羽失荊州劉備決定伐吳，主要目的是為了奪回荊州，並非單純為義氣。平時，他對“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片面性，也有過告誡，不是一味遷就。劉備在識人、用人上實際比諸葛亮高出一籌。提拔重用黃忠、魏延，諸葛亮就不可能做到。又如對馬稷，劉備臨終時囑咐：“馬稷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諸葛亮後來不聽此言，結果吃了大虧。
劉備的政治品格特點，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現。孔、孟的政治主張强調“德治”，强調“仁政”，告誡統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來影響臣民，征服百姓。劉備年少時雖然不愛讀書，但復雜的政治斗爭實際使他深知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對於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養，樹立賢德之君的風范，臨終時仍不忘留下遺詔告誡劉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正是這個“惟賢惟德，能服於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鑄成了劉備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這種政治品格雖然深深打有儒家政治思想的烙印，但在今天仍有十分現實的意義。以往人們常常把擁劉反曹視為一種封建正統思想，好象擁劉就是擁漢，恢復漢室統治，其實這是一種淺層次、簡單化的思維定式。我們應從一個政治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政治品格來看待這個問題，否則的話，就會大大降低乃至失去劉備這個特定歷史人物永恒的政治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