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軍最大弊端
抗戰期間﹐國軍消耗極大。七七事變前﹐國軍僅有現役士兵170萬人﹐而後來國軍損失超過450萬。國軍一邊徵募新兵﹐一面堅持抗戰﹐殊為不易。但因軍官腐敗､兵制混亂﹐導致軍中有很大空額﹐甚至最高統帥部也無法確知國軍的實際兵力。
國軍中「吃空額」的問題由來已久﹐抗戰爆發後呈愈演愈烈之勢。宋希濂回憶﹐1942年﹐遠征軍中「有許多空缺﹐ 入緬時各級部隊長就已冒領了許多錢。及到戰爭失敗﹐ 許多下級幹部和士兵都病死､餓死或被敵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當入緬軍喪師辱國﹐ 舉國震動﹐士兵的親屬得到噩耗﹐悲痛萬分的時候﹐入緬軍的許多部隊長和軍需人員卻是充滿了愉快和歡笑﹐因為他們可以大撈一把﹐領來的大批外匯再也無須發給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對他們就愈有利﹐ 他們就愈高興。」。
1943年戴笠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也披露﹐駐在雲南的中央軍各師長﹐都自稱「現有戰鬥士兵八九千人」﹐但實際上「師士兵缺額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師現在騰北一帶游擊﹐實數僅約四千人﹐八十八師現任怒江西面防務﹐實數僅約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師現任怒江正面防務﹐其戰鬥士兵有五千人﹐尚較其他各師為多。」國軍一個師的滿員編制大約是1.1萬人。
戴笠上報的這種情況在國軍中當屬常見。1944年9月﹐桂柳會戰時﹐楊森率第二十七集團軍參戰。該集團軍下轄第二十軍､第二十六軍和第三十一軍。張發奎說﹕「這三個軍全是從湖南戰場潰敗下來的部隊﹐都嚴重缺額」。依據當時的統計﹐二十軍有4567人､二十六軍有4522人､三十七軍更僅有2056人。張發奎還透露﹐「軍､師級單位上報長官部的兵力數字比實有數字少﹐因為他們害怕再被指派擔負艱難的任務。上報長官部的人數與上報中央不同﹐他們上報中央則是多報。」。
即使是胡宗南手下的所謂「天下第一師」﹐同樣如此。黃埔軍校第十七期的陶萃權﹐曾在胡宗南軍中服役。他回憶﹐「在第一師『吃空名』已是公開的秘密。以連的建制約130名士兵計算﹐連裡大概要吃一成﹔營長要在各連掛5名空額﹐那麼各連的空額就在20人左右﹔師直屬部隊就更有問題。據說駐在西安近郊的一個師﹐全師僅有3000人。」如果陶萃權的說法屬實﹐那第一師至少也有1/6的士兵不存在。
虛報士兵人數即有機會侵吞軍餉﹐所以軍中長官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部隊被中央縮編。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時﹐即利用一些人的這種心態﹐予以拉攏。1941年﹐湯恩伯要吃掉一戰區六十八軍米文和部(石友三的殘部)﹐迫使米文和投靠第五戰區﹐李宗仁仍保留他的原建制(實只一師兵力)﹐使米文和感激得老淚縱橫。由此﹐米文和就繼續能從中央領取一個軍的軍餉了。
國軍中不管是中央軍﹐還是地方軍﹐都普遍存在「吃空額」的現象。至於具體的空額數量﹐因為沒有確實的資料﹐只能依據現有材料﹐大致估計一下。
從上面所舉事例來看﹐一個一萬多人的師﹐缺額三四千﹐乃至一半﹐幾乎是常事。蔣介石在1941年12月時也曾說﹐「我前方部隊兵額之空虛﹐已為全國盡知之缺點。各級層層蒙蔽﹐至有一師之中缺額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視為故常。平時領一師之餉﹐臨時不能作半師之用﹐及至事後申報戰役經過則又任意浮報﹐動稱一師死傷五六千人。」一個師有3000人空額﹐還是是情況比較好的﹐有的師甚至僅有2000多人。平均下來﹐國軍能參與戰鬥的士兵人數﹐當只有名義上編製的一半。
陳誠在抗戰後期任軍政部長﹐他晚年回憶也可印證以上的推測。他說﹕「國軍預算員額為五百萬員名﹐而實際上吃軍糧者達七百二十萬人。據當局推斷﹐如經核實整編﹐能有三百萬可戰部隊就很不錯。以此而論﹐半數以上的軍費開支都是不實不盡的。」。
國軍中士兵空額眾多﹐一方面固然是緣於軍官腐敗﹐另一面其實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勢力之間﹐正通過創建新部隊或恢復舊部隊來達到某種競爭。如齊錫生所說﹕「抗戰開始後﹐大量帶有『新』或『臨時』標誌的師的出現﹐便可證明政府對部隊膨脹缺乏控制。這些部隊年復一年､月復一月地出現和消失﹐中央政府常常連這些部隊指揮官的名字都不知道。結果中央政府與地方指揮官都成了『數字幻覺』的犧牲品﹐創建的部隊遠遠超出了國家物力的限度。」李宗仁以一個軍的編制收納僅有一個師的米文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地方勢力的存在﹐在加劇國軍編制數量惡性增長的同時﹐也阻礙了中央政府對空額部隊的整編。這種狀況直至內戰爆發後﹐也沒能改變。以至後來周恩來在招降國民黨軍的演講中還需承諾﹐對投降部隊不裁兵﹐按照原人數､原編製､原番號集中整訓。毛澤東還說﹕「你報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幾個月的空額餉不算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