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何裁撤湘軍？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追求的一種最高理想境界。「立德」和「立言」於曾國藩而言﹐以他的個人努力及發展情形來看﹐這些似乎都不在話下。唯有「立功」一項﹐只有幫助清廷剿滅太平天國起義﹐曾國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學､治家､治世､治政､治軍於一身﹐從而達到為師､為將､為相的所謂「完人」。從某種角度與意義而言﹐是太平天國起義「成全」了曾國藩。
歷史往往有著許多的機緣巧合。咸豐二年(1852)六月﹐曾國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擔任鄉試主考官﹐並獲准考試結束後可回鄉探親。當他行至安徽太和縣小池驛時﹐接到了母親江氏已於一個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清廷強調「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於是﹐回鄉守制壓倒朝廷公務﹐曾國藩立即換服奔喪﹐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漢﹐得知太平軍正猛攻長沙﹐他便從岳州(今湖南嶽陽)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陰､寧鄉﹐經過近一個月的旅途顛簸勞頓﹐好不容易回到故鄉白楊坪。這段非同尋常的奔喪經歷﹐使得長期處於和平環境中的曾國藩對戰亂有了親身感受﹐對太平軍的排斥異教､搗毀孔廟､焚燒書籍等文化虛無主義產生了切膚之痛。
就在曾國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幾個月之內﹐太平軍勢力迅速擴大﹐兵鋒所指﹐各地清軍或一觸即潰﹐或望風而逃。他們佔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無人之境﹐大有席捲全國之勢。朝野一片驚慌﹐咸豐帝清醒地認識到﹐清廷所倚重的國防力量八旗､綠營﹐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強興辦民間團練的力度。所謂團練﹐又稱鄉兵､練勇､鄉團､民壯等﹐是地方鄉紳自行籌辦的臨時性武裝組織。作為正規武裝的一種補充﹐團練負有守衛家鄉故土之責。
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丁憂在家的曾國藩接到一份清廷讓其幫辦湖南團練的諭旨。作為一名科舉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員﹐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恢復封建道德倫理秩序﹐是他的職責與義務所在。然而﹐作為一介書生﹐要他馬上轉換身份帶領一群以農為業的普通鄉民﹐與清廷正規軍都難以對付的太平軍拚搏﹐其結果只要稍稍想想﹐就會讓人心驚膽戰。於是﹐曾國藩寫了一份奏疏準備請辭諭旨。
沒想到奏疏正待發出之時﹐好友郭嵩燾受湖南巡撫張亮基委託﹐從省城長沙匆匆趕赴曾家﹐力勸曾國藩出山﹕「今不乘時而出﹐拘於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絰從戎﹐古之制也。」曾國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燾的一番話也對他觸動很大﹐但奏疏已擬﹐礙於面子﹐一時難以改變主意。郭嵩燾見他猶豫不決﹐又搬動其父曾麟書出面勸說。如此一來﹐曾國潘心頭的所有疑慮渙然冰釋--既可保全桑梓﹐又屬遵循父命﹐可謂忠孝兩全也。
中國近代歷史的洶湧河流﹐也因曾國藩這一人生的重大轉折﹐拐了一個大彎。咸豐帝當時令其興辦團練的在籍政府官員共100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見敢於任事者少之又少。曾國藩能夠脫穎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機遇與幸運﹐但更多還是在「人為」﹐他的確有著不同於常人的超越之處！
曾國藩在京任官13年﹐不僅「飽更世故」﹐且視野自比一般人更為開闊﹐謀略也高於當時的普通政客。出任湖南團練大臣後﹐他認為必須對團練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過去不離家園､不離生產､不食於官的地主武裝改編為離開故園､脫離生產､「糧餉取諸公家」的職業兵﹐才有可能收到與太平軍一決雌雄的效果。在巡撫張亮基的支持下﹐曾國藩將湖南各地的團練齊聚長沙﹐改為官勇﹐統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軍」的第一步設想。
第二步﹐便是「練勇為兵」﹐將倉促召集在一起的農民﹐練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軍隊。他認為一支軍隊是否具有戰鬥力﹐將領的選任至關重要﹕「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後可以言戰。」他規定的選將制度十分嚴格﹐將「忠義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後是「廉明為用﹐簡默樸實﹐智略才識﹐堅韌耐勞」。為此﹐曾國藩一反古代兵家論將､選將之法﹐大量提拔書生為將。湘軍將領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證的書生出身者占58%。在紀律方面﹐曾國藩下決心改變過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強調義理教育﹐嚴肅軍紀﹐並親自創作了一首白話詩體的《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頭﹐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伕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 …」。
曾國藩的遠見卓識﹐還在於他初創陸師之後﹐又大力籌辦水師。清廷固然也有水師﹐但久已廢弛﹐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水戰。太平軍在益陽､岳州獲得大批民船後﹐便建立起一支強大的太平軍水營。定都南京後﹐則完全控制了千里長江的水營權。有鑒於此﹐曾國藩認識到非創辦一支力量強大的水師不可。可他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人才﹐真是傷透了腦筋。而沒有水師﹐要想與太平軍爭雄﹐不過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而已。最終﹐曾國藩硬是憑著一股韌勁﹐一步步頑強地施行自己的計劃﹕先是購買釣鉤之類的民船進行改造﹔後奏請到一筆四萬兩的餉銀設立製造總廠﹐自造戰船﹔然後花重金從廣東購置大批洋炮﹐最終建立起一支擁有大小戰船361艘､大小火炮470門､在技術與裝備上大大超過太平軍的內河水師﹐真可謂「赤地立軍﹐別開生面」。
作為一名從未經歷戰陣的書生﹐曾國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計成敗得失､不顧安危禍福､拋卻身家性命的準備。正如他在給江忠源(湘軍初期統帥)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爛至此﹐不欲復執守制不出之初心﹐能盡一份力必須拚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在征剿太平天國的歷次戰陣中﹐曾國藩兩次自殺﹐多次留下遺囑﹐隨時作好自殺效命的思想準備﹐真可謂提著腦袋「幹革命」。正是這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響了後代無數熱血青年。
1860年6月﹐曾國藩奉命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在決定駐守地時﹐他從展開的地圖上一眼便看中了群山環繞的安徽祁門。他認為祁門東連浙江﹐南達江西﹐既可有效地節制兩江屬下的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四省﹐周圍又有天然大山屏蔽﹐是一個理想的軍營駐紮之地。及至實地勘察﹐卻發現情況並非如此。祁門地勢形如釜底﹐僅一條官馬大道､一條蜿蜒小徑､一條極窄的小河與外界相通﹐如果這三條出路被切斷﹐祁門便是一處兵家所稱的絕地。曾國藩後悔不該匆匆作出駐紮祁門的決定﹐可奏摺已上報朝廷﹐只有硬著頭皮暫且住下。
幕僚們則紛紛勸說他及時離開祁門﹐另尋合適之地。正在這時﹐上諭已經到達﹐曾國藩認為隨意更改決策會給自己的剛剛接任造成極其不利的負面影響﹐於是便一意孤行﹐沒有採納幕僚的建議﹐並對再三勸諫的李鴻章厲聲斥責不已。
戰事瞬息萬變﹐不久﹐曾國藩的祁門大營便遭到了太平軍威脅﹐兩度陷入險境。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部將劉官芳率大軍攻入安徽黟縣羊棧嶺﹐離祁門大營僅60華里。而曾國藩身邊只有3000士卒可用﹐他已寫好遺囑﹐準備隨時戰死疆場。幸而李秀成的目標並非進攻祁門大營﹐只是借道羊棧嶺而已。
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後﹐同僚及部下都勸他放手大幹﹐儘快進軍東南﹐而他則堅持將進攻重點放在安慶。他認為只有拔掉安慶這顆「釘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為主﹐掌握兩軍對壘的戰爭主動權﹐最終達到圍攻天京(即南京)﹐徹底消滅太平天國的目的。為了實現自己的戰略構想﹐曾國藩緊緊圍住安慶不放。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先是直接救援﹐結果被湘軍擊退﹐而後又施行「圍魏救趙」的軍事行動﹐陳玉成與李秀成同時進軍湖北。即使在武昌危如累卵的情形下﹐曾國藩也不為之所動﹐不肯撤安慶之圍增援。面對曾國藩如此堅韌而強勁的「定力」﹐儘管安慶城內的太平軍將士苦苦堅守﹐洪秀全､李秀成､陳玉成等太平天國高層領導人也多次設法營救﹐但歷經兩年之久的安慶戰役終以太平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
安慶陷落﹐太平天國都城天京的最後一道堅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長江門戶洞開﹐曾國藩完全掌握了進攻太平天國的戰略主動權﹐湘軍揮師東下､圍困天京､剿滅太平天國不過是遲早的事情罷了。
1861年8月21日﹐咸豐帝病逝﹐年僅6歲的載淳繼承皇位。兩宮皇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手發動宮廷政變﹐清除以肅順為首的「贊襄政務大臣」集團。兩宮垂簾聽政後﹐慈禧一改咸豐帝慎用漢族將領的成規﹐上台僅12天﹐就任命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軍務﹐四省所有巡撫､提督､總兵以下各官﹐均歸其節制。兩個月後﹐又加賞他協辦大學士銜。
位居人臣之極﹐曾國藩驚喜之餘﹐更多的是疑慮與擔憂。「皎皎者易污﹐嶢嶢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沒有半點自傲自大﹐反比過去更加勤勉謹慎﹐唯恐無意間招致禍患。他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當時就有不少權臣向慈禧進言﹕「楚軍遍天下﹐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勢。」。
1864年7月19日﹐曾國藩率軍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軍士兵為報久困城下､死傷慘重之仇﹐他們逢人便殺﹐遇財就搶﹐見屋即燒。與清朝整整對峙長達11年之久的太平天國心臟之所在﹐就這樣成為湘軍的一處發洩之地。天京陷落﹐也就意味著剿滅太平天國的目的業已實現﹐曾國藩的「事功」也由此而達至峰巔。本該揚眉吐氣､高興陶醉的他﹐卻面臨著一連串新的操持､疑懼､憂心､困惑與煩惱。
攻克天京﹐原以為清廷會加功封賞﹐而實際上曾國藩得到的卻是接二連三的嚴責與警告。如果說口頭的或書面的指責尚能忍受﹐那麼軍事上的防範之舉﹐曾國藩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就在湘軍合圍天京之時﹐清廷以種種藉口調動其他軍事力量﹐在長江中下游屯兵佈防。清廷意圖昭然若揭﹐針對的已不是太平軍﹐而是對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國藩了。一旦湘軍輕舉妄動﹐就會遭致其他清軍圍攻。不僅如此﹐清廷還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軍脫離曾國藩﹐與其分庭抗禮﹐以收內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歷史常以驚人的相似重複上演過去的一幕幕悲喜劇﹐達到事業頂峰的曾國藩同樣不得不面臨中國古代歷史的盲點與困局。擺在他面前的道路無非三條﹕一是起兵反叛清朝﹐問鼎中原﹔二是保持實力﹐維持現狀﹔三是裁撤湘軍﹐自剪羽翼﹐以明心志。此時的曾國藩如若反戈一擊﹐只要他打出「驅除韃虜､恢復漢人江山」的旗號﹐草擬一封類似於《討粵匪檄》的《討滿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傑景從､天下歸心之效。
這天晚上﹐剛審完被俘的李秀成進入臥室休息﹐就有30多名湘軍將領集於前廳「逼宮」﹐要求曾國藩接見表態﹐打到北京奪下「鳥位」。他良久不語﹐後命人取來筆墨﹐寫下一副對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眾人呈出咋舌､嘆息､搖頭､頷首､呆然等各種表情之時﹐曾國藩早已擲筆而去。
要說龍袍加身對他沒有半點兒誘惑﹐肯定是一句假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國人內心深處都有著濃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現得十分強烈﹐有人沉隱於潛意識之中。一生謹小慎微､臨事如履薄冰的曾國藩﹐不得不猶豫再三､權衡不已。當初出山的目的是什麼？難道僅僅在於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復中華傳統文化﹐也就是2000年來一以貫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為理學家的他﹐曾國藩以要挾咸豐帝並伸手要官要權而遭致多方攻詰﹐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將自己推向不忠不義､虛假偽善的境地嗎？曾國藩當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為道義而戰﹐為使命獻身﹐沒想到還真的修成了正果。
曾國藩以一個道學家的身份處事﹐似乎顯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無味﹐但他也有幽默生動､妙趣橫生､精彩紛呈的一面﹐特別是有著一股內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後﹐面對著嚴刑拷打､威逼利誘﹐始終堅貞不屈﹐算得上一條錚錚漢子。可曾國藩一來﹐情形就急轉直下了﹐他不僅每天撰寫被人譏稱為投降書的《自述》﹐還向曾國藩表明心跡﹐願收羅30多萬太平天國餘部﹐聽命於曾國藩﹐為他反滿復漢當皇帝效犬馬之勞。然而﹐曾國藩放棄了這個中國近代史上可能會改朝換代的機會！
如果從宿命論的角度來言﹐這便是華夏民族的劫數﹐所謂在劫難逃也。當然﹐如果曾國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歷史上的曾國藩﹐也不是我們今天所知道､認識､評說的曾國藩了。曾國藩最終採取的策略﹐連保存實力的意圖也沒有﹐而是大刀闊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將湘軍全部裁撤掉﹐後經人勸諫提醒﹐才保留了約兩萬嫡系精英﹐一則北方捻軍正盛﹐湘軍還有可用之處﹔二則只有以實力作後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傷害。
擁有重兵之人﹐要麼問鼎皇權王位﹐要麼被人打敗擊潰﹐像曾國藩這樣主動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來還比較少見。那些因他而起的後代軍閥﹐由湘軍分出的淮軍﹐由淮軍領袖李鴻章而栽培的袁世凱練出的新軍﹐由新軍而分化出的一大幫大大小小的北洋軍閥﹐真可謂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時期﹐各路軍閥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戰﹐給中華大地帶來的深重災難﹐真是罄竹難書。這是「始作俑者」的曾國藩所沒有料到的﹐同時也更加反襯出他的高風亮節與不同凡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