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讀書方法有哪些﹖
今天的人已經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復古人讀書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讀書經驗﹐對於如何才能在閱讀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貼近文本﹐從文本中挖掘出盡可能多的內在含義﹐在今天還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視的啟發意義。我想從六個方面﹐談談古人讀書的方式。它們是﹕誦､錄､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
「誦」字的原意即大聲背誦。古人的背誦能力﹐今天看來很讓我們大吃一驚。
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五歲時﹐已經能夠背誦五經。有一天﹐他問老師說﹕「從來都稱六經﹐為什麼只讀五種﹖」老師回答﹕「《春秋》不足讀也。」這在當時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種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稱作「斷爛朝報」的評語中。可是黃庭堅說﹕「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據說他於是「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
宋代江陰有一個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見地方官。在候見廳裡﹐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軒驁」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兒。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問候。對方見葛君穿戴貧寒﹐有點看不起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葛君非常不滿意。坐了一會﹐他便問道﹕「你來見地方官﹐有沒有『銜袖之文』﹖」這是指古代士人為求長官､前輩的賞識﹐在見面時向後者呈獻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沒有忘記帶著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那人素來自負﹐於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給葛君。葛君接過來「疾讀一過」﹐口稱「大好」﹐當即交還。不一會兒﹐兩人一起見地方宮。眼看談話就要結束﹐葛君突然說﹕「我這些不成樣子的文章﹐都被這位老兄佔為己有。剛剛他呈獻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寫的。我可以當場背一遍﹐以作証明。」然後他就高聲背誦起來﹐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們都信以為真﹐紛紛責備那個真正的作者。
有關葛秀才的傳聞之詞﹐未必完全真實。但是﹐當時人們的記誦能力強過現代人許多﹐則肯定是事實。在印刷術普及之前﹐更不用說在紙張取代竹帛成為最基本的書寫材料之前(此種取代之完全實現要晚至兩晉之際)﹐也就是當人們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貴､很稀少的幾次機會能夠接觸到典籍的時候﹐人記誦文本的潛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了。這種能力不但在少數人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同時對很大一部分讀書人來說﹐它也是一種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
証據呢﹖只要回憶一下唐人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宋人所謂「焚香禮進士﹐嗔目待經生」﹐箇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証據。人們對科舉的兩個主要科目的重視程度大不一樣。進士的取錄標準是文學創作的才能﹐所以進士科成為展示讀書人才華的主要競爭科目。考的人多﹐錄取難﹐中選者也更受社會的尊敬。明經科考的是記誦﹐可謂「手抄義疏﹐口誦集解﹐心熟箋注」﹐所以被當時人看作是一條「捨精就簡﹐去難從易」的晉身之路。可見記誦已經變成古代士人的尋常技能。因此可以斷言﹐古人的記誦能力普遍地優於今天的人們。
記誦潛力的發揮固然與典籍難求有一定的關係。但是在中國古人的讀書傳統中﹐記誦又遠遠超出了用以機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種方法或手段的意義。朱熹說﹕「讀書須成誦﹐方精熟」﹐就是這個意思。舉蘇東坡為例﹐有一個夜晚﹐他在《赤壁賦》中提到過的「雪堂」內﹐再三再四地誦讀《阿房宮賦》。每讀完一遍﹐即反覆咨嗟嘆息﹐至夜深時分還不肯罷休。這就苦了在外間侍候的兩名陝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寢﹐他們當然也只好乾等。其中一人長嘆說﹕「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另一人說﹕「也有兩句好。」先說話的這位大怒道﹕「你又理會得甚底﹖」答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來他是將杜牧的這兩句話﹐當作了宣洩自己怨氣的寄托。
所以﹐成誦的目的﹐主要還不是為了簡單地複製一個文本﹐而是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對它加以解讀。它不是一種儲存書籍的方法﹐而是一種讀書的方法。
「錄」就是抄書。書籍難得﹐靠抄書保存文本﹐這與記誦類似。明朝的「開國文臣第一人」宋濂﹐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題為《送東陽馬生序》。在那篇文章裡﹐他回憶自己幼年的經歷說﹕「余幼時即嗜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為什麼說「不敢稍逾約」﹖當時人有「三癡」的說法﹐其中之一便是「借書與人曰癡」。意思是借書不還的事太多﹐所以書不可以輕易借予人。正因為如此﹐宋濂不敢逾約﹐否則再借就難了。
與記誦同樣﹐錄書也不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種讀書方法。所以古人有「一錄則勝數過」的說法﹐意思是抄錄一遍﹐其效果遠勝於從頭到尾讀上好幾遍。司馬光在位於洛陽的「獨樂園」裡有一個著名的「讀書堂」﹐堂內藏書萬卷。但他仍然經常動手抄書。除了整篇整本地抄錄﹐摘錄､筆記也是通過「錄」來加深對文本理解的一種途徑。所謂「不動筆墨不翻書」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錄」的一義。
「校」即校勘。在印刷術投入使用前﹐古書都曾經歷過以記誦文本和抄本形式流傳的階段﹐記誦或抄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有差錯﹐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輾轉流傳之中變得差異極大。這種情況即使在印刷書籍出現之後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據的底本原有差異﹐二是刻板印刷過程中又可能出現新的錯誤。所以古人讀書﹐在誦､錄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對﹐以便盡可能地保持文本的準確性。
這裡有兩層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錯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說來容易做來難的事情。校書如掃落葉。院子裡的落葉﹐絕不可能一遍就打掃乾淨。校書也是這樣。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異之間進行準確的判斷與取捨﹐更是一件顯現真功夫､硬功夫的難事。所以段玉裁曾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偽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錢大昕讀《後漢書》卷六十八《郭泰傳》﹐在傳文末尾處發現有七十四字「詞句不倫」﹐於是舉出不依前文避諱體例稱字而稱名､敘事重出､書字而不書名､詞意重沓等「四疑」﹐推測此七十四字本非《後漢書》中的原文。此後﹐人們發現了一部嘉靖年間的福建版《後漢書》﹐是當時根據一種宋代刊本翻刻的﹐這個刊本中的《郭泰傳》﹐果然如錢氏所言﹐沒有那七十四字。
「疑」是指一種積極追問的精神。元朝的大教育家許衡﹐就最喜歡善於「疑」的學生。他的傳記有曰﹕「諸生或有疑問﹐則為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以為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不過﹐這個意思並非他自己的發明﹐比他早一點的朱熹已經說過類似的話了。
所謂「疑」﹐當然不是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懷疑一切﹐或者蠻不講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別人。清朝有個學者叫毛奇齡﹐平生不喜歡蘇東坡。一次在京師中﹐有人問他﹕「你說蘇軾的詩文不好﹐那麼﹐『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難道也寫得不好嗎﹖」這一問沒有難倒毛奇齡。他當即憤憤然地回答﹕「鵝也先知﹐怎只說鴨﹖」在場的朋友無不為之捧腹。顯然﹐「疑」不是指這種毛奇齡式的強辯。相反地中國學術傳統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實」﹐即所謂「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追問應當一直追到平實之處﹐而不是靠危言聳聽､巧言令色﹐使人蒙蔽於一時。
白居易的詩篇《長恨歌》中有兩句寫道﹕「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有人說﹐長生殿是祭神的宮殿﹐絕非「私語」之處﹐當改作「飛霜殿」才符合情理。清代的考據家閻若璩指出﹐這種見解的根據出於《長安志》。據該書﹐天寶六載改溫泉宮為華清宮﹐重新命名其中專用於洗浴的宮室為九龍殿﹐寢宮為飛霜殿﹐祭神的宮殿則名為長生殿。這樣說來﹐唐明皇和楊貴妃夜半私語的地方﹐似乎應當在供他們休寢的飛霜殿才是。那麼﹐白居易錯了嗎﹖
閻氏接著徵引《資治通鑒》的一條注文指出﹐唐代皇帝寢殿亦可通稱長生殿。洛陽､長安､驪山都有長生殿。故此閻氏以為﹐長生殿實有兩義。一為專名﹐華清宮祭神宮殿是也﹔二為通名﹐唐宮中的寢殿是也。白詩所謂長生殿﹐即以該名的後一義言之﹐所以未必有不妥之處。
陳寅恪又提出他的不同看法。他說﹐華清池是溫泉。唐皇華清宮之行﹐實乃繼承北朝貴族以溫湯療疾來除寒祛風的舊俗而已﹐而這只能發生在冬春之際寒風料峭的時節。事實上﹐細檢史書﹐可知唐皇駐蹕溫泉﹐確實也多在冬末春初﹐未見以夏日炎暑臨幸驪山之例。白居易不諳內宮規制﹐「長生殿夜半私語」的文學描寫﹐殊不必看作就是史實。考據家的失誤之處﹐恰在於過分認真地把白詩與記錄史實的文獻等同對待了。
中國古典文獻學專家黃永年更在以上說法的基礎上指出﹐白詩如此描寫﹐非因「常識之不足﹐蓋實有其苦心在也」。這番「苦心」便是﹕詩人必欲合併當時已流行民間的七夕牛女故事､玄宗宴樂最典型的背景華清宮﹐以及漢武帝與李夫人故事的藍本為一體。也就是說﹐這篇文學作品的背景既須為驪山華清宮﹐其中心復須為七夕。「魚與熊掌﹐必欲兼得﹐此『七月七日長生殿』故事之所以產生也。」。
從引出對白詩的質疑﹐到否定此一質疑﹐再到對質疑的否定之否定。經過這一番反覆﹐閱讀者的理解就可能比過去又前進了那麼一小步。疑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由約而博､又反博歸約的思考過程。有疑故而要發問﹐有問然後才有學。「疑」的態度﹐就這樣推動著我們讀書的深入和學問的長進。
所謂「入味」﹐是從古人的以下這些話中間概括出來的一個說法﹕「讀書須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朱熹)﹔「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黃庭堅)﹔「睡余書味在胸中」(陸游)。
關於讀書讀到「見得真味」﹐略舉一兩個有趣的例子。13世紀中葉﹐華北有一個名叫劉德淵的士人﹐某夜與另一個讀書人「對榻學館」。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搖醒﹐說﹕「我對諸葛亮的言論忽然產生一種不同看法。可惜未能與他生在同時。否則一定要當面向他指出來。」這大概就是陸游所謂「睡余書味在胸中」的境界。否則他怎麼會在半夜三更這麼激動地從床上爬起來﹖
另一個是司馬光的故事。司馬光罷官退居洛陽的時候﹐成天用讀書打發日子。一天早晨﹐有一個學生去拜訪他。司馬光見面後興奮地向學生宣佈﹕「昨夕看《三國誌》﹐識破一事。」於是叫學生搬出《三國誌》和《文選》﹐當場檢閱有關魏武帝曹操《遺令》的記載。我們知道﹐遺囑必定會選擇最緊要的事情來交代後人。曹操的《遺令》有數百言之多﹐對他死後如何處置曹氏與東漢王室的關係問題﹐卻一字不曾提及。對於怎麼樣分配家裡儲存的香料､妻妾應靠織履賣錢而自食其力一類瑣細的事情﹐他反而說得再詳細不過。司馬光曰﹕「遺令之意為何﹖」學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詐﹐死到臨頭﹐總算說出了幾句有點人情味的話。」司馬光大不以為然﹐他說﹕「此乃操之微意也… …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他對窺破了曹操雖「蓄無君之心久矣」﹐然固畏於「名義」﹐仍欲保全自己「漢臣」身份的「微意」頗為得意﹐說道﹕「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司馬光的這種眼光﹐與他「見得真味」的讀書法當然是息息相關的。
提倡讀書要存「疑」､要「入味」﹐不等於說就可以對文本作任情隨意的主觀發揮。毫無約束的「疑」﹐會變成「疑心生浪鬼」﹔毫無規定性的「入味」﹐會引得人走火入魔。為此﹐在讀書時保持一種「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狀態﹐也就顯得特別重要。「大其心」而「使自得」﹐是說讀書「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實著體驗…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朱熹)。或者如程頤所說﹕「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疑與入味﹐都應當避免過分的､刻意的人為操作成分﹐盡可能追求一種自然而然的認識過程。完美實現這一過程﹐關鍵在於要保持一種平心易氣的精神境界。平心易氣﹐換一個說法﹐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或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大其心」之所以必要﹐因為「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滿」。心大則能看得百物皆通﹐對世間萬物的理解自然達成﹐這叫「優遊涵善﹐使自得」。所以宋儒認為「大抵學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佈置者﹐皆非自得也」。這裡所謂「安排佈置」﹐指挖空心思的純主觀臆測﹐指過分地依賴於各種人為技巧或手段﹐對文本作牽強附會的過度解釋﹐指拿某種絕對的､主觀的､一成不變的尺度去衡量人間和自然世界。
「使自得」還有一個意思﹐即強調通過直接地接觸文本去感知和體察它的豐富含義﹐而不須經過有些不必要的中介環節隔靴搔癢。在這方面﹐章學誠的一段話講得極透徹。他說﹐文章的佳勝﹐只有靠讀者自己去體悟﹐是他人無法代勞的。「如飲食甘苦﹐衣服輕暖﹐衣且食者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
這些古人讀書的方法﹐對於我們今天從事「精讀」特別有啟發作用。當然﹐無論是誰﹐一輩子能夠精讀的書籍﹐其品種和數量都是很有限的。我們做不到､事實上也不必用精讀的方法來對待每一本需要看的書。但是﹐根據各人的不同需要﹐選擇幾種或十幾種最重要的書籍來精讀﹐我想對任何一個人都是必要的。只有具備了起碼的精讀經驗﹐你的讀書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從這個角度來說﹐缺少了對精讀的體驗﹐也就很難說真正學會讀書。
今天的學者深刻感覺到﹐理論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意義變得極其重要。但對這一點的過度估計﹐很可能會導致另一方面的誤解﹐以至於人們對掌握原始文本重要性的認識變得嚴重不足。人們往往以為理論是金鑰匙﹐是打開解決一切問題的大門。至於如何從原始文本中「搾取」出盡可能多的歷史信息﹐則似乎不大為他們所關心。然而﹐歷史文化研究的魅力﹐恰恰就要從解讀形形色色的原始文本開始﹐方能尋得來。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人的讀書傳統﹐對我們今天的人仍然是一份重要､豐富並且永遠也不會過時的寶貴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