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了不該說的是要掉腦袋的
自從《禮記·王制》成為刑法指導原則以後，堵嘴也便由一種定罪的藝術墮落成了純粹的技術操控即實用主義技術。如果說孔子殺少正卯以及司馬遷給項羽、班固給霍光定血統罪還有些藝術味道，那麼王章死於「非所宜言」則完全是漢成帝的技術操控的「傑作」。至於魏末司馬氏之以「非湯武而薄周孔」之名殺嵇康那就只是一個怎麼把技術操控更實用化的問題了。
漢成帝(前32年~前7年在位)時代，正是王莽積累實力並初收成效的年代。這時漢家政治已經混亂到無法理清的程度：人心動盪，一個謠言便讓從高官到草民的所有人屁股上長草，心頭生毛；政治腐敗、利益集團相互絞殺，搞得本來就無能皇帝更加頭昏腦脹。似乎上天也有意惡作那一代人，時不時生災與異，什麼大雨(洪災)、地震、石頭冒火、日食、流星雨了，總是故意擾亂本來就很迷信且浮躁的人們。
出現日食和石頭冒火的第二年，即陽朔元年(前24年)冬天，皇帝終於找機會使心理多一點安全感，因為從春天以來他就更加發毛了，春天發生了日食。發生了日食後，國內似乎出奇地平靜，人們既擔心又想看到的東西沒有出現，就像一個患了憂鬱症的病人，老是等不來診斷結果。機會是什麼呢？就是削弱行政長官的權力。
冬天是個人閒的季節，也是個能生點事兒的季節。成帝左右的大臣們向沒有實權的成帝推薦了一個人才，他叫劉歆，是著名學者劉向的兒子。劉向既是著名學者又有皇族身份，還是位政客。他為反對王氏外戚勢力，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彙集從上古至秦漢年間的祥瑞、災異記載，推究人事、附會人間福禍，寫成《洪範五行傳論》，於河平三年(前26年)獻給成帝。成帝知道他的忠心，但終對王氏勢力無可奈何。此時向成帝推薦劉向之子是一個有預謀的政治動作。成帝打算任命劉歆為中常侍(私人助理兼顧問)，但左右大臣堅持通過大將軍王鳳的許可才行。
本來成帝都吩咐給劉歆取中侍常的官服了，卻出來了反對意見。成帝想打馬虎眼：「這麼小的事兒，就不用報告大將軍了。」左右大臣可不敢這麼做，給皇帝叩頭，堅持報告給王鳳。王鳳接報後，說：「不行！」劉歆當顧問的事兒就泡湯了。這個事太不像話了，導致了一位一直隱忍著的正直官員不滿的爆發。他叫王章，是京兆尹(首都市長)。他遞上奏章彈劾王鳳。所列的王鳳罪惡，不只限於大權獨攬，還有他向皇帝推薦的美人不是處女的問題。進一步引羌胡純正血統的辦法，所謂「殺首子以蕩腸」的傳統：把結婚後首生的孩子殺掉，怕是女方懷著孩子出嫁的。
王章正直地有點讓人不敢想像，雖然他是王鳳推薦的，但並不依附王鳳；他也聰明地讓人不敢想像，在著力打擊王鳳的同時，又給成帝舉薦了一位完全可代替王鳳的人選琅邪群太守馮野王。這套政策設計十分完整，但也引來了重大的利益衝突。王鳳以退為進，聲稱身體有病，請求退休。這一手兒很厲害，首先讓成帝從感情上接受不了，因為王鳳畢竟是他的親娘舅(成帝即位時以元舅身份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即最高軍事首長和最高行政長官)；其次讓朝廷面子丟失殆盡，成帝不想讓親娘舅掌實權，但並不完全剝奪他，而是讓他以榮譽身份呆在朝裡，充個門面。
在政治預期與現實窘迫間，成帝向現實妥協了。下詔挽留王鳳，很勉強地再次任用他。這一個變局，使成帝心情壞到極點：他不但沒有找到心理安慰，反而心中更加難受。怨誰呢？都怨多說話的王章！好，就殺了他，找個心理平衡吧！於是讓尚書彈劾王章。彈劾王章不那麼容易，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一片忠心驅使。
找不到正式借口，就找「斜薦兒」。他說的「殺首子以蕩腸」的話，很不成體統。於是，下詔說：「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引胡殺首子，非所宜言。」「非所宜言」四個字要了王章的命，王章被在獄中處斬。一顆忠誠的心停止了跳動，一顆聰明的大腦離開了軀體。
「非所宜言」是什麼意思？
第一層可曰：說了不該涉及的事情；
第二層可曰：說話者的身份不合適。
這也更加重了成帝的人格分裂症。劉向再次勸他保劉氏江山、防衛王氏坐大，他只是唉聲歎氣，而無力改變，喃喃地說：「你不必從說了，我會考慮這個問題」。在另一端，他又對重病在身的王鳳許下政治諾言，繼續重用王氏，答應用王音接替王鳳的職務。那是一個整體患有精神性疾病的時代，不惟成帝如此，後來奪取了權力的王莽也病態明顯，朝令夕改，心血來潮，凡此等等。
「非所宜言」是漢律中一個很特別的罪名。從法學角度講，即沒有特定的要件，也沒有內容限制，更沒有可類比的法規為參照，所以可任意解釋。說穿了，它就是一條想法不讓人說話的法律，功能就是堵嘴，用來威懾那些敢說話的人和被允許說話有超了規定範圍的人。成帝雖然解了一時之恨，但總於心有愧。
然而還是有人敢和他較真，在王章被殺了頭約九年後南昌縣尉(相當於縣公安局長)梅福(也在冬天)給皇帝上了書，指責他「現在陛下既不採納天下人的建議，反而大肆殺害這些人。」併力陳天下的人以進言為戒，這是國家最大的禍患，等等。成帝膽怯了，已經聽不進這樣的建議去了，只當這個小官什麼也沒說。好在，沒有以「非所宜言」來處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