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支柱湘軍和淮軍是怎樣發跡的？
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後﹐遭遇的最強勁對手﹐並非清王朝的國家軍隊即八旗､綠營﹐而是由曾國藩倉促從民間招募組建的湘軍﹐以及後起的由李鴻章招募和率領的淮軍。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少時熟讀詩書﹐後科舉入仕﹐在京城歷任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官至二品。1852年﹐因母親病逝回籍守孝。時太平軍已兵出廣西﹐攻入湖南。次年初﹐清廷命他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湖南團練鄉民。隨後他坐鎮長沙﹐以「湘鄉練勇」為基幹﹐抽調各縣壯健而樸實的勇丁成一大團﹐後又招募兵員﹐擴編成為湘軍。1854年春﹐湘軍水陸兩軍練成﹐計有各式船隻430餘艘﹐各式炮570餘門﹐陸營､水營各5000餘人﹐外加水手人等﹐全軍總計約17000人﹐於長沙會齊後﹐曾國藩發佈《討粵匪檄》﹐破門而出﹐向太平天國宣戰。
與八旗､綠營相比較﹐曾國藩編練的湘軍自有其鮮明的特點。曾國藩十分痛恨八旗､綠營各級軍官的腐敗﹐他由此以理學精神為號召﹐尋找那些具有「忠義血性」的儒生來帶兵。一時間﹐眾多有志有才的湘籍士子圍聚在他的身旁。湘軍軍官中﹐儒生過半﹐成為其主要特色之一。為了防止潰兵滑勇把種種惡習帶入湘軍﹐曾國藩強調募集邊僻地區的山民。他還讓帶兵官自行回鄉募兵﹐以一地之兵集中於一營﹐用鄉誼故交維繫部隊內部的情感﹐以求在作戰中互助互力。
鑒於清朝國家軍隊平日肩負大量的警察職能﹐戰時只能抽調﹐臨時命將率領﹐結果兵將不習﹐兵兵不習﹐勝則相妒﹐敗不互救﹐曾國藩建立了自己的指揮體系﹐由大帥到統領到營官﹐不越級指揮﹐職權歸一。由於清朝國家軍隊戰時臨時抽調編組﹐各部攜帶的火器往往不一﹐且因遠程調派運輸困難而缺乏重火器﹐曾國藩在營制中注重輕重火器與冷兵器的恰當比例﹐並為解決運輸問題而專門設立了「長夫」﹐類似於今日的運輸部隊﹐這使得湘軍的火力比各處清軍皆強。
清朝水師以往多設於沿海﹐長江各省綠營所編戰船甚少。為對付太平天國的水營﹐曾國藩亦相應成立了水軍﹐以水制水。這使得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場上﹐湘軍是唯一一支可以水陸協同作戰的力量。而且水軍的建立﹐也為湘軍陸師的快速機動提供了便捷的運輸條件。清朝國家軍隊餉俸低下﹐兼之士兵多有家小﹐難以維持生計﹐需作別項經營。而湘軍實行的是厚餉制度﹐所招募的士兵多為青壯年﹐無家小之累。在當時農村凋敝的湖南﹐厚餉吸引了眾多苦於生計的山民﹐使湘軍有了充足的兵源。
湘軍的餉源﹐主要靠釐金的挹注。釐金的徵收﹐始於1853年。當時清軍正與太平軍在江蘇揚州附近交戰﹐為籌措軍費﹐由在江北大營幫辦軍務的刑部侍郎雷以緘籌劃﹐開始在仙女廟等鎮開徵釐金﹐不久便被推廣到其他地區﹐進而遍及全國﹐成為晚清一項重要稅收。釐金依其課稅物品的不同﹐主要分為百貨厘､鹽厘､洋藥(指進口鴉片)厘和土藥(指本國所產鴉片)厘四大類。其中以百貨厘舉辦最早﹐範圍最廣﹐它的課稅對象﹐多為日常生活必需品﹐諸如糧､棉產品乃至針頭線腦等小百貨﹐都在課徵之列。清政府依靠釐金制﹐每年搜括到數以千萬兩的銀子﹐在解決其亟感緊迫的籌餉問題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湘軍也靠釐金的挹注﹐維持和擴編。
曾國藩統領湘軍出山後的戰功﹐使咸豐帝甚慰。當曾國藩在與太平軍交戰告捷時﹐咸豐帝曾喜出望外地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如此奇功！」並準備讓其署理湖北巡撫。可是在旁的軍機大臣卻提醒他﹕「曾國藩以侍郎在籍﹐不過是匹夫一個﹐登高一呼﹐從之者萬餘﹐恐怕很難說是國家之福。」咸豐帝聽了﹐沉默良久﹐遲遲沒有向曾國藩等漢族官員委以地方軍政大權。
因此﹐湘軍在戰場上的推進﹐並沒有給曾國藩帶來太多的喜悅﹐相反卻引來了不少煩惱。由於曾國藩沒有地方大權﹐其所帶湘軍處於客軍之位﹐軍餉物資主要仰求於當時的主戰場江西。江西官吏往往視之為額外負擔﹐事急則用﹐事過即棄﹐戰勝不予獎勵﹐戰敗則譏笑百端﹐且不時以停止供餉相要挾。這就不能不使曾國藩時時有寄人籬下之感。一氣之下﹐曾國藩於1857年借其父去世之機﹐離軍回鄉奔喪﹐後又奏請在家守三年之制﹐原想以此要挾咸豐帝委以地方實權。殊不料咸豐帝順水推舟﹐批准了曾國藩的守制請求﹐使得曾國藩弄假成真﹐有苦難言。好在由他一手編練起來的湘軍﹐從上到下對他仍忠心耿耿﹐他在湘軍中的統帥地位﹐誰也無法取代。所以1858年當戰場再次告急時﹐咸豐帝只得諭令曾國藩再度出統湘軍﹐帶兵赴援浙江清軍。
此後﹐在曾國藩的率領下﹐湘軍在浙江､江蘇､安徽､江西等省戰場上與太平軍激烈交戰﹐互有進退﹐仍是太平軍最兇悍的敵手。1860年﹐清廷終於委派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次年﹐又奉命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官員悉歸他節制﹐後又為協辦大學士﹐權勢顯赫﹐成為晚清政壇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繼曾國藩的湘軍之後﹐又有李鴻章率領的淮軍迅速崛起。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少年飽讀四書五經﹐1847年﹐24歲時進京趕考。有機會在京城拜見曾國藩等達官貴人﹐中式後任翰林院編修。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奉旨回鄉督辦團練﹐抵擋太平軍。1858年底﹐投入曾國藩的麾下﹐充當類似參謀的幕僚。
李鴻章之所以投靠曾國藩﹐有著歷史的淵源。早在李鴻章於京城求見時﹐曾國藩就認為此人才可大用。後來曾國藩因患肺病居城南報國寺靜養﹐李鴻章時來探望﹐執弟子禮甚恭。李鴻章得中進土﹐曾國藩十分高興﹐對他很器重。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曾國藩和李鴻章各自回鄉辦團練﹐相隔千里﹐曾國藩仍不忘關照這位後生。1853年﹐太平軍進攻廬州時﹐他的另一個門生､湘軍大將江忠源接任安徽巡撫。曾國藩立刻寫信向其推薦李鴻章﹐希望李鴻章能得到重用。這時見李鴻章前來﹐極為高興﹐師生二人連日作長夜談。此後﹐李鴻章成為曾國藩的得力助手。
1861年秋﹐為了增強鎮壓太平天國的兵力﹐曾國藩將醞釀已久的編練淮勇的計劃付諸實施﹐而組建這支軍隊的重任﹐就交給了李鴻章。從1861年12月至次年3月﹐李鴻章開始招募廬州團練籌建淮軍的活動。淮軍的招募辦法完全傚法湘軍﹐即由大帥選拔統領﹐統領選拔營官﹐以下哨官､隊長依次選拔。作為未來的統帥﹐李鴻章的主要任務就是選將。儘管李鴻章本人沒有回鄉﹐招募工作卻進行得很順利。1862年初﹐第一批樹､銘､鼎､慶四營﹐就趕到安慶集中了。
曾國藩對於這批新招的淮勇極為關注。第一批四營到安慶不久﹐他就親自召見了各營統領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吳長慶以及準備充當營官的周盛波､周盛傳､吳毓芳等十餘人。為了觀察這些人是否「將才」﹐曾國藩故意讓他們在走廊上等了兩個小時﹐其中張樹聲最為沉著耐心﹐而劉銘傳則十分惱火﹐怒形於色。結果這兩人尤得曾國藩賞識﹐對李鴻章大加稱讚。
不僅如此﹐曾國藩還親手為淮軍各營制定營制。考慮到新編淮軍力量單薄﹐他示意李鴻章可向曾國荃､李續宜､鮑超等部求兵借將﹐並當即調撥太平軍降將程學啟統帶的二營和新從湖南招募的四營湘軍歸李鴻章統率﹐還把兩江督標親兵二營﹐也送給李鴻章。於是﹐這支東挪西移､由李鴻章統領的淮軍初具規模。1862年3月4日﹐李鴻章偕同曾國藩一起到安慶校場檢閱各營﹐淮軍正式宣告成立。
淮軍組建時﹐曾國藩的意圖一是以這支軍隊接替江北防務﹐使曾國荃部能夠全力進攻天京﹔二是以陸營配合淮揚水師﹐進駐揚州､鎮江﹐確保湘軍後方及餉源安全。但這時出現了一個新情況﹐就是上海紳商派代表前來安慶﹐請求曾國藩發兵增援。
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1860年太平軍第二次打垮清軍江南大營後﹐江浙地區的地主豪紳紛紛逃至上海避難。太平軍的兵鋒也曾直逼上海﹐形成合圍之勢。只是憑藉西方列強的庇護﹐上海才得暫時「保全」。面對這種困境﹐以江蘇巡撫薛煥､買辦楊坊､士紳潘曾瑋為代表的上海官紳﹐一方面積極鼓動租界內的外國軍隊「會防」﹐另一方面急切盼望得到湘軍的支援。1861年11月6日﹐金匱知縣華翼綸趕到安慶遊說﹐特別指出上海繁華﹐每月可籌餉60萬銀兩。曾國藩聽了頗為心動。緊接著﹐戶部主事錢鼎銘､候補知縣厲學潮､候選訓導張瑛等三名代表﹐奉江南團練大臣龐鍾璐之命﹐也趕抵安慶求援﹐終於促使曾國藩決定派兵增援上海。
起初﹐曾國藩打算派其弟曾國荃率兵援滬。不料﹐曾國荃一意要攻下天京﹐立個頭功﹐沒有興趣赴援上海。而時年38歲﹐早就不想長期寄人籬下的李鴻章﹐正想有機會獨掌權柄﹐出去闖蕩一番﹐便抓住這個機遇﹐堅請赴申﹐終得曾國藩允諾。久有騰雲大志的李鴻章心中大喜﹐但為不露心跡﹐以免遭人猜忌﹐又特為致函曾國荃﹐語氣謙恭﹐故作姿態﹐稱自己是代為出征云云。1862年4月5日﹐首批淮軍搭乘英國輪船從安慶開赴上海。次日﹐李鴻章也登輪啟程﹐二天後抵達上海。至6月13日﹐淮軍全部抵滬。從此李鴻章有了一個新的活動天地。
李鴻章率領淮軍剛到上海﹐清廷就任命他署理江蘇巡撫﹐從中可以看出清廷對這支武裝的重視﹐當然其中也包含著扶持淮軍以遏制湘軍的意圖。這就更給了李鴻章施展身手的機會。與湘軍相比較﹐淮軍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武器和訓練的近代化。淮軍初到上海時﹐芒鞋短衣﹐布帕包頭﹐遭到在滬外國軍隊的訕笑。但不到一年﹐在李鴻章的操辦下﹐這支軍隊面目一新﹐「盡改舊制﹐更仿夷軍」。除留劈山炮隊作為進攻掩護外﹐所有刀矛､小槍､抬槍各隊均改為洋槍隊。改制後的淮軍一營﹐人數依舊﹐但火力配備大為增強。按湘軍舊制計﹐每營小槍百餘桿﹐抬槍24桿﹐共120多桿﹐均為前膛裝藥﹐況且藥線燃放的舊式槍械﹐易潮難燃﹐缺點甚多。新建的淮軍洋槍隊﹐一營有洋槍三四百桿﹐其洋槍雖仍系前膛裝彈﹐但已改為銅帽底火﹐射程和火力都數倍於舊式小槍。每營所攜的劈山炮也由原先的二隊增為十隊﹐因此這時的實際火力﹐一營至少可抵以前的兩營。
在洋槍隊之外﹐李鴻章還建立了獨立的洋炮隊。隨著淮軍普遍使用洋槍洋炮﹐軍械的供應成為一大問題。作為統帥的李鴻章﹐深知購買只是一時之策﹐設局製造才是根本大計﹐於是在1863年和1864年﹐先後興辦了隸屬淮軍系統的上海炸彈三局和蘇州洋炮局等近代軍事工業。
營制和裝備的變更﹐使得原來的營伍陣法﹐顯然不能適應新式武器作戰的要求。於是﹐李鴻章先後僱用一批洋教練﹐在各營中訓練「洋操」即西式操練。可以說﹐淮軍是中國第一支較為系統地接受西方先進武器裝備和訓練的軍隊。後起的淮軍﹐在軍隊的近代化步伐上﹐遠遠超過湘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單就各自的主帥而言﹐差異也是明顯的。曾國藩為人守拙持重﹐其思想深處更多地受到封建正統儒學的影響﹐而李鴻章的性格則落拓不羈﹐對人對事均採取注重實際的態度。曾國藩作為統領全局的主帥﹐主要職責在於運籌帷幄﹐自然不及獨當一面的李鴻章對洋槍洋炮的深刻體驗。再加上﹐李鴻章駐軍滬上﹐中西交匯﹐五方雜處﹐地理上的便利也促使他能得風氣之先。而對於軍隊的發展來說﹐主帥的態度與抉擇所起的作用﹐無疑是不言而喻的。
配備了西式武器的淮軍﹐在與太平軍的交戰中﹐異軍突起﹐驍勇兇悍。李鴻章因此聲名大振﹐並在他的周圍﹐以淮軍將領為骨幹﹐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淮系集團﹐在晚清政壇上頗具實力和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