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教育平民化現象探析
曹魏政權建立以後，魏文帝曹丕於黃初元年下令興建太學，即《魚豢魏略》所載：「至黃元初年之後，心主乃復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學士之員祿，依漢甲乙以課考，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文帝五年太學制度恢復以後，時值「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者。」可見學生的入學資格沒有嚴格限制，性非解學之人，乃至逃兵役者，亦多入學。魏國太學雖然時間很短，但也制定了一些制度，並促進了教育的平民化，如規定凡俸在2000石以上官員的子孫，凡年滿15歲者，均需入太學讀書。
曹魏地方行政分州、郡、縣三級。共12州，州設文學從事及大中正各一人，負責州的教育行政事務，前者掌學務，後者掌選務；郡設中正掌選務，文學掾與文學祭酒掌教化；縣一級教育亦有專職官員執掌。曹操掌權之後，於建安八年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500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地方官學的招生並無一定的標準，從相關記載推測來看，多數地方官學並未限制平民子弟入學，如《三國誌・魏志・杜畿專注》載：「樂詳，少好學。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文學大興。」《三國誌・魏志・楊俊傳》載：「楊俊，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管輅所在的學舍中有國內及遠方諸生四百餘人。既然學業大興，吏民稱之，數量又如此眾多，絕非官吏子弟所能至。
漢代的明經入仕政策為平民提供了一條「教育、入仕」以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通道。至曹魏，明帝鑒於戰亂以來，經學廢絕，提出凡郎吏凡學通一經，經博士課試，成績有意者加以任用。但官學畢竟數量少，不能滿足人們的入學需求，加之漢末官學衰微。此情況下，私學空前繁盛。
魏國私學的創辦者大致有兩類：
1、一些士子為逃避戰亂，或隱居山林，或遷往外地。他們在居住地開門授學，促進了私學的繁盛。避難遼東的國淵、邴原、管寧、王烈便屬這一類型。這些人在當時頗有影響，有清才令望，震耳聵聾之名，後人譽為遼東講學集團
2、一些官吏在仕途之餘拓徒講學，如董遇、賈洪等。另有邯鄲淳、隗禧、蘇林、樂詳等，為吏授學，《魚豢魏略》譽之為儒宗。
當時許多私學求學者多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如劉蘭，「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此外，家館的設立，也使中下層官吏以及家族子弟更多地受到了教育，教育不再僅是皇室專屬。
據史書記載，曹魏時書法家鍾繇曾寫過一篇《千字文》，但不幸被雨淋壞於西晉末年。由此推斷，雖然此《千字文》未曾公開廣泛使用，但亦可推測當時對於童蒙教育已十分重視。《論語》、《孝經》自漢以來作為蒙學教材廣為盛行，蓋與二書主張的儒家思想有關，而儒家思想是漢以來統治者一直尊崇的主流文化思想，這兩本書作為蒙學教材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唐代。
三國兩晉時期的蒙學教材主要是漢代編寫的《急就篇》以及王義編《小學篇》，楊方的《少學》和束皙的《發蒙記》。應當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家庭教育非常發達，雖然曹魏沒有家庭教育的著作傳世，但相距不遠的顏之推《顏氏家訓》卻也足以說明當時的盛況。曹魏時教育的內容不再僅僅是聖人之言和陽春白雪之物，許多內容已經近於百姓，教育內容越來越趨向於平民化。
魏時郡縣立教學之官，州立課試之法，意在使天下復聞庠序之教，重行俎豆之禮。總的來看，曹魏的地方官學並不發達，但中央政府頒布的治學政策還是促進了地方教育的發展，甚至有學生來偏遠地區，他們學成後返鄉從教，從而拓展了教育的地域分佈。例如弘農太守令狐邵見郡內無知經者，曾派人赴河東師從樂詳，這些人後來成為當地學校的骨幹；管輅為冀州文學從事，竟有來自琅琊的學生。
東漢末年，官學衰微，私學大盛，許多大學者隨時隨地立館教授，如國淵避亂遼東，以授徒講學為業，邴原、王烈、管寧等人亦曾授徒遼東。魏初，他們重返中原，有的在朝廷中任職，有的則偃息窮巷，吟詠詩書，不改其樂。教育場所分佈平民化便於一般民眾接受教育，從而促進了教育的普及。
曹魏教育之所以呈現平民化色彩，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一)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戰國秦漢以來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刺激了平民接受教育的積極性。春秋以前的中國社會，實行的是世卿世祿的貴族制，官員的選拔以血緣和出身為前提，平民沒有機會加入到政權中來。曹魏社會，官僚制進一步取代貴族制，官僚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證券的相對開放、平等與人們身份的不穩定性」。「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現象不再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正如許倬雲先生所言：春秋社會，「血緣紐帶以傳遞形式維持著社會階層分化；正因為這樣，社會流動是受限制的。然而，當家族主義關係破裂之後，家庭紐帶瓦解，社會真空就出現了。人們在這個社會真空中就可以通過他們自身的活動向上或向下流動。」
(二)以教化為主的教育目的決定了教育必須向社會各階層開放。董仲舒在給武帝的對策中特別強調了教化的作用，他認為「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曹魏政權實際上是地主大族勢力的代表，因此他們的統治基礎是廣大農民階層，其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教化手段把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倫理道德推廣到民眾中去，這就決定了教育必須面向全體人民。
(三)想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為教育的普及創造了外部條件。曹魏在漢末三國中據中原而立，實力相對雄厚，穩定的地區也較多，且地處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所以教育事業的發展也頗有成效，如「王基，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 …徙江夏治之。… …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
教育平民化對曹魏社會的影響：
(一)促進了整個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教育的平民化是平民百姓有個更為廣泛的途徑進行文化知識的學習，從而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關於三國簡牘中的私文書的研究表明，此時私文書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使用主題既有政府官員，也有普通大眾；既有地主豪族，也有戍卒百姓。詔令的傳達也多是將告示書或直接懸掛於各州、郡、縣的人員來往頻繁之處，佈告民眾，由此可以推測，民眾一般都會進行識字等基礎知識的學習。
(二)教育平民化進一步促進了官僚結構的改變。曹魏採取學校教育與文官考試任用合一的制度，通經致仕，在這些政策的誘導下，大批有知識和才能的平民被網羅到政府官僚機構中來，從而使自漢以來多武將少文臣的局面有所改變。
(三)教育平民化進一步衝擊了宗法貴族制，為平民入仕創造了條件。在曹魏，知識在人們通仕途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教育成為平民入仕的一條重要途徑，入仕為官不再僅僅是貴族專利。史書中記載了大量寒門學子經過艱苦卓絕的學習進入仕途的事例，在此已無需贅述。
綜上所述，曹魏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雖不及漢代興盛，但也遠超先秦，教育平民化趨勢更為明顯。從中央到地方，從城邑到鄉村，到處都有求學者、授業者的身影，甚至出現了「開門教授居成市」的奇觀。當然這裡的平民化只是相對而言的，貴族官僚和士族地主子弟因良好的經濟狀況和優越的政治條件，仍佔據著教育的優勢。從這一角度講，階級社會的平民和貴族無法在教育上去的真正的平等。同時曹魏的教育發珍重也存在著地域差異，在一些邊遠地區和戰亂多發區教育仍然發展艱難。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平民畢竟取得了入室受教的資格，教育資源的增加也大大促進了教育的發展；教育平民化的意義不僅是提高了全社會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進一步衝擊了宗法貴族制，為平民「教育、入仕」創造了條件。因此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講，曹魏教育的平民化都是歷史的重大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