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排除各種干擾
本文節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呼喊》﹐原標題為「江澤民排除干擾」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他準備了幾個月的講話。後來的幾個月中﹐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把這次講話叫做「五二九」講話。中國內外﹐對於這個講話的評論如潮。有人說﹐這是鄧小平逝世後﹐黨中央領導人第一次系統地闡述其治國理論﹔有人說﹐這是向外界提前傳遞了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的主要精神﹐或者這個講話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報告的組成部分﹔有人說﹐中國將以這個講話的主旨來統一全國的思想﹔也有人說﹐這是事先選擇一個場合來傳遞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經常說的「吹風」﹐徵求黨內反應﹐以便決定以後的行動。議論紛紛﹐見仁見智。
但所有的人都不懷疑﹐這是將要在秋季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最重要的思想準備。江澤民的話顯然是對著全國的聽眾﹐尤其對著所有的高級幹部說的﹐中央黨校省部級畢業班的畢業典禮﹐是在這樣的時候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所以﹐在會場裡面﹐除了這一批畢業學員外﹐還坐著全國各省市區的黨政主要領導人﹐以及中央機關､國務院各部委辦的領導人。會場不准錄音﹐公開報道的部分則由新華通訊社統一播發。
江澤民直接地批評「左」的思潮的干擾﹐還引用了鄧小平的一句話﹐「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即使我們完全不知道有這些沒有公開的話﹐僅僅能夠閱讀那個公開發表的消息﹐也可以斷言﹐江澤民的「五二九」講話﹐主要是針對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干擾﹐尤其是針對「左」的干擾。比如江澤民說﹐旗幟問題至關緊要﹐在當代中國﹐只有鄧小平的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這就是針對否定鄧小平理論的傾向。比如江澤民談到「學風」問題﹐提出「以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際問題為中心﹐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這是在批評那種作者拿著馬克思的條條到處嚇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澤民說﹕「實踐證明﹐我們這樣做﹐沒有離開社會主義﹐而是在腳踏實地建設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真正活躍和興旺起來了。」顯然也是針對那種指斥改革開放威脅國家安全的論述。比如江澤民說﹐「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這實際上是在回答所謂姓「公」姓「私」的爭論。江澤民所說的「排除各種干擾」﹐當然包含著「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論述可知﹐主要是在防止「左」。中國的政治局面為之一變。反「左」的聲音立即就強大起來。「左派」則全線收縮﹐再一次銷聲匿跡。北京的輿論則認定﹐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將由這一天興起。
講話全文共兩萬多字﹐但新華社公開發表的新聞﹐僅僅摘要其中四千多字﹐其餘未公開的部分﹐則迅速在黨內傳達。在公開發表的「五二九」講話裡面﹐我們沒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萬言書」或者「萬言書」的觀點的文字﹐更沒有看到其中涉及了關於姓「公」姓「私」的爭論﹐甚至也沒有看到對「左」的思潮的直接批評。但是﹐據在現場聽到江澤民講話的人說﹐江澤民說的很多話﹐實際上要比公開發表出來的部分更加直截了當﹐也更加尖銳。
江澤民的「五二九」講話中的確散發著強烈的解放思想的氣息﹐比如他說「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體制改革要繼續推進﹐精神文明建設要切實加強」。不過﹐僅從公開發表的文本來看﹐他卻沒有提到「推動第三次思想解放」。他的講話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對於改革進程所構成的障礙﹐但是他卻沒有公開使用任何有可能令衝突激化的概念。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七八月間不顧盛夏的炎熱﹐連續召開理論研究工作座談會﹐要所有理論工作者將自己的思想統一到「五二九」精神上來。儘管如此﹐中宣部並沒有公開地將眼前的情勢說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迄今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爭論的詞彙。不過﹐到了7月下旬﹐出現了一些新的跡象。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總編輯､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賁思教授接受記者斯人的採訪。他說﹐小平同志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個講話至今還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這倒不僅僅是由於有些同志寫了一些長篇東西對我們的現行政策進行批評﹐特別是對小平同志的理論不以為然。這不是一個少數人的問題。這裡面有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對於我們當前所處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黨內外還不是很一致。為什麼江澤民這次在中央黨校講話中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看『左』的東西現階段最基本的一個表現就是超越歷史階段。無非是你們現在搞的一套東西右了﹐你們這套東西不符合馬列。那麼我要問究竟什麼叫馬列呢？難道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當前實際情況的政策方針是右？還是你們自己要搞的那一套東西超越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應當說﹐黨的高級幹部將幾年來的爭論直接地公開在報紙上﹐這還是第一次。
然而邢賁思這一段話當中還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澤民的「五二九」講話﹐乃是針對當前的「左」的傾向而發。邢賁思的接下來的話更加激烈﹕「從過去一年裡直到今年上半年﹐我們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衝著現行的方針政策﹐就是衝著鄧小平同志的理論。他們利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任意誇大﹐煽動輿論﹐製造是非。所以﹐不回答這樣或那樣的責難﹐就會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態度問題上發生動搖。」兩天以後﹐吳敬璉說﹐最近一個時期﹐一些人士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持有異議﹐斷定「國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認為國有經濟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喪失﹐社會主義因素的減弱﹐甚至意味著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他們反對國家為包括國有､集體､個體等不同經濟成分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這種說法﹐在部分幹部群眾中引起思想混亂﹐因而需要給予回答。又過了五天﹐《人民日報》刊登記者班明麗的述評﹐其中說﹐目前的「種種疑慮﹐仍然沒有超出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中提出的『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
又過了七天﹐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君如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何江濤的專訪。按照李君如的說法﹐江澤民「五二九」講話﹐克服了姓「公」姓「私」的問題給我們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他還說﹕「從總書記講話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種種困惑包括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錯誤觀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階段的『左』的觀念引起的。」這一番話8月12日發表在報紙上﹐標題赫然便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衝破姓『公』姓『私』」﹐這就使得京城裡那些敏感的觀察家們平添幾分火上澆油的感慨。如此集中且如此激烈地斥責「左」的思潮﹐這是自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來的第一次。
接下來的事情真是我們國家改革歷史上難得一見的一頁。江澤民的講話之後兩個月又三個星期﹐亦即邢賁思､吳敬璉､李君如等人紛紛呼應江澤民的講話之後﹐8月20日﹐《當代思潮》的編者寫道﹕「為什麼需要社會主義？這是人們普遍希望弄清楚的問題﹐更是社會主義理論中首要的和基本的問題。只有真正搞清楚這個問題﹐才能在茫茫迷霧(一些人已經製造並還在繼續製造種種思想的和理論的迷霧誤導人們)裡﹐在大風大浪中﹐自覺地堅定地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也才會懂得怎樣科學地完整地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些話說得真叫嚴厲﹐雖然也是在談論「社會主義」﹐但卻完全是另外一種情緒﹐顯得那麼勢孤力單和空泛﹐根本不能阻止批「左」的潮流。
9月8日﹐李銳寫道﹕「目前不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但是如果不能徹底解決防『左』的問題﹐今後還有可能出現麻煩﹐甚至再走彎路。」他還說﹕「黨的七十六年歷史中最難改的錯誤是什麼？一個字﹐『左』！」9月9日﹐董輔礽說﹕「整天糾纏於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之中﹐這對我們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覺得這種現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認識問題的疑惑。」余光遠說﹕「有人散佈一種錯誤觀點﹐即用公與私的抽像對立來取代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原則。「其實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差不多同時﹐《經濟日報》刊登記者張曙紅的文章。張曙紅說﹕作為姓「社」姓「資」之爭的延續﹐姓「公」姓「私」的問題「成為新形勢下困擾人們思想的主要障礙」。到了9月13日﹐「十五大」終於召開﹐任仲夷在「十五大」小組會上說﹐姓「社」姓「資」的問題又從姓「公」姓「私」的爭論表現出來。一直有人在用各種方式宣揚「左」和極「左」的思想。可見「左」的影響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長期的任務。
就在任仲夷說這一番話的前一天﹐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在5月29日那一天曾經提到而後來未見公開發表﹐這一次則又公開重申。這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報告的論述相當全面和詳盡。其中至少有三個部分﹐有可能令「萬言書」的作者們感到不快﹕一個是提出「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一個是重申十年以前「十三大」政治報告闡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且進一步發揚﹔還有一個是﹐確立新的所有制理論﹐以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入。
應當說﹐這是黨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對我們國家傳統的公有制理論做出重大修正﹐進而第一次將經濟改革的方向指向傳統的公有制。這當然不僅僅包括江澤民維護了被「萬言書」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針﹐堅決地要求「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一部分的闡述﹐必會發現﹐其中所包含的關鍵性的修正至少有十個方面。
一､我國現在的所有制結構仍然不合理﹐需要調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應當包括更大的範圍﹐不僅是我們傳統的認識中所認定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兩部分﹐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當中的國有和集體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針對全國而言﹐不同地區和不同產業可以不同。
五､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分開。
七､選擇什麼樣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標準是「三個有利於」。換句話說﹐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必須擯棄。
八､股份制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對各類企業予以保護､監督和管理。
此後兩天﹐黨和政府的領導者們一致地維護迄今為止官方主持的對所有制的改革。李鵬總理說﹐黨的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再一次重申了他的關於所有制問題的主張。「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他說﹐「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仍然牢牢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因此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沒有危險。」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張皓若在記者招待會上說﹐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鼓勵它們的發展﹐中國對各種各樣的經營成分一視同仁﹐並且要創造條件﹐使它們公平競爭。他還宣佈﹐一般職工都歡迎股份合作制。國家經貿委主任王忠禹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走出一條路」﹐讓國有大中企業走出困境的辦法﹐就是加大國企「兼併」和「破產」的力度。勞動部長李伯勇說﹐其他所有制經濟和股份合作制經濟的更快發展﹐又必然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些人幾乎全都是官方的代表﹐看來﹐現在不只是知識分子和理論家來對「左派」的理論表示不滿﹐政治家和官員也按捺不住了。
在這同時﹐一個調查機構給205位企業經理提了一個問題﹕除了有關國計民生領域的國有企業外﹐其他國有企業的資產使用何種組織形式較為有效？131人選擇「股份制」﹔56人推崇「租賃」､「承包」﹔26人主張「出售」給私人﹔有12人主張堅持「國有獨資經營」。這可真是一個令歷史家神往的秋天。天高雲淡﹐陽光明媚﹐氣溫既不涼﹐也不熱。政治之局勢有如氣象之變幻﹐大家都說是「陰轉晴」了。公開的輿論﹐包括理論界､新聞界､出版界､北京之外東西南北的省､市､自治區﹐都沒有直接地指責誰﹐不過﹐傾向是明顯的﹐全都擺出同「左」的思潮分道揚鑣的架式了。蕭蔚彬､黃偉經出版了一部新書﹐書名叫做《告別「萬歲」》。山東的《大眾日報》以《再來一次思想解放》為題﹐連續報道全省各個領域取得的進展。深圳的《深圳商報》連續刊發評論員文章呼籲在改革開放中敢闖敢試。廣州的《粵港信息日報》連續刊發文章呼籲「讓思想衝破牢籠」。
中共中央黨校的教授王玨說﹕「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的特徵是什麼？不是所謂公有制﹐也不是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而是勞動者成為所有者。」這最後一句話﹐正是厲有為曾經論述過並且遭到嚴厲批判的觀點﹐現在卻堂而皇之地重現京城了。中國體改研究會的副會長高尚全說﹕「只能用『三個有利於』的標準衡量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董輔礽說﹕「如果只有公有制經濟﹐而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不會形成市場經濟﹐從而也不會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絕非權宜之計。如果將來生產力發展了﹐就不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那也就沒有市場經濟。」吳敬璉說﹕「我們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說﹕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並不是由國有經濟所佔份額的多寡決定的。」曉亮說﹕「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應是稅收。」這些都是理論家們的論述。那些實際工作的領導者﹐在這個秋天裡面就更加鬥志昂揚。四川省省委書記謝世傑說﹐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同等重要﹐放手發展民營經濟以實現「富民興川」的戰略目標。安徽省省長回良玉說﹐拿出當年「大包干」的勁頭搞股份制。江西省長舒聖佑說﹐「不求其純﹐但求其佳」﹐「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和非公有經濟﹐不要拘泥於比重問題而束縛自己」。湖北省省長蔣祝平說﹐要擯棄那種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聯繫在一起的傳統觀念。遼寧省副省長郭廷標說﹐遼寧將選擇一批大企業實行委託租賃經營﹐由國外和中國港､澳､台地區的大財團大企業承包或租賃經營。只要有益於合作﹐任何一種方式我們都可以大膽嘗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