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爵級及授與情況探討
爵級即爵位的等級，在曹魏以前，爵制及爵級都經歷了很多變化。大體說來，西周實行五等分封制，秦商鞅變法後實行二十等賜爵制，漢初繼承二十等賜爵制，另外又實行王侯二等制。漢武帝以後，由於王侯勢力被削弱，封國已與郡縣無異；同時，二十等爵制除最高的列侯和關內侯外，其餘已基本被廢。曹魏爵制上承漢代，但具體的爵級卻在不斷變化，不同類型的爵位混雜並存，難以分辨。學界的歸納也很不一致，如杜佑認為有「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俞正燮認為有「縣侯、鄉侯、亭侯、列侯、關內侯、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 …又有鄉公、縣公、郡公、亭伯」，共十二級；守屋美都雄分為上位爵「公、侯、伯、子、男、侯(縣侯)、鄉侯、亭侯、關內侯」和下位爵「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五大夫」；楊光輝則將曹魏咸熙元年(264)前的爵位分為三等十級，即王(郡王、縣王)，五等爵(國公、郡公、縣公、鄉公、亭伯)，列侯(縣侯、鄉侯、亭侯)。互相出入甚大，其中不乏誤解，至於各爵級的實際授與情況，學界也較少留意，下面試作探討。
《三國誌》卷1《武帝紀》載，建安二十年(215)，「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裴松之註：「《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當時曹操專權，這一爵制顯然是曹操對秦漢二十等爵制的沿襲與革新。二十等爵制被學界稱為賜爵制或軍功爵制，其第十五級至第二十級依次為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後避漢武帝諱改稱通侯或列侯)。而曹操所設的六等變成了五大夫、關外侯、關中侯、名號侯、關內侯、列侯。其中，五大夫至名號侯為改置或新置，關內侯、列侯為沿襲舊制。
對前四種改置或新置的爵位，歷來認為不食邑，為虛封。《武帝紀》注引《魏書》稱「皆不食租」，故裴松之認為「虛封蓋自此始」，以後杜佑、馬端臨、俞正燮都沿襲了這一說法。現代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虛封的出現，說明軍功爵制已到了末路，從此軍功爵制不僅對廣大士兵毫無用處，就是對一般中下級軍官也無實際利益可得。還有學者認為，虛封是針對列侯以上的「封爵」而言，而五大夫至名號侯是「賜爵」，本來就無封國、不世襲、不食租稅，因此不存在是不是虛封的問題。至於「皆不食租」的原因，都認為是當時戰爭頻繁，曹魏控制區域有限，導致戶口寡少。但通過分析這四種爵位的來歷及實際授與情況，事實並不完全如此。
五大夫在二十等爵制中為第九級。漢惠帝時，以五大夫作為高爵的界限，第八級公乘以下的爵位，授與一般庶民及秩六百石以下的官吏；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授與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因此，有學者將前者稱為民爵(授與吏則稱吏爵)，將後者稱為官爵。可見，在漢惠帝以後，五大夫已成為一個區分官與民的標誌性爵位。曹操在新置的爵位中，唯五大夫沿用舊名，而且將其提高到第十五級，顯然是取其象徵意義，標榜新爵位的「官」的屬性。關外侯、關中侯不見於前史，史稱「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從爵名上看，關外侯、關中侯明顯是從關內侯敷衍而來。封「侯」是富貴的標誌，用關外侯、關中侯取代同級的舊爵名，似乎是對社會心理的一種迎合。名號侯為曹操新置，其中的「名號」指各種美號。漢代的列侯一般用地名作為封號，但也有用美號的，如威武侯、冠軍侯、博望侯、破羌侯之類。所以，新置的名號侯算不上一個全新的爵位，而是對漢代一種只有美號、但無食邑的列侯類型的定名和降級使用。名號侯因為與列侯有上述聯繫，雖然是降級使用，也比同級的舊爵名「大庶長」有吸引力。
通過分析五大夫、關外侯、關中侯、名號侯的爵名，可以看出曹操取名時或將其與官位比附，或將其與高爵比附，用心良苦，目的無非是為了增加新爵的吸引力。那麼，這四種爵位的實際授與情況如何呢？檢索《後漢書》、《三國誌》、《晉書》，不難發現，曹魏時這四種爵位其實很少甚至沒有授與。五大夫、關外侯都找不到一個實例。關中侯可找到數例。黃初元年(220)，曹丕即帝位，「以漢… …列侯為關中侯」；約同年，以孫資為中書令，賜爵關中侯；嘉平五年(253)，士劉整、鄭像被吳軍俘獲，不屈而死，次年下詔「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景元元年(260)，陳留王立，司馬師之妻弟、黃門郎羊祜「賜爵關中侯，邑百戶」；魏末，李胤「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鹹熙初，侯史光「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名號侯因為不是一個固定名稱，較難查尋，只見到兩例。黃初元年(220)，曹丕即帝位，「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次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一般認為這兩例都是名號侯。
根據上述實際授與的例子，可以得出以下認識：
第一，授與對像身份較高。關中侯的授與對像包括漢列侯、中書令、黃門郎、吏部郎、典農中郎將，多為要職，羊祜還是司馬氏的姻親。名號侯的授與對像有漢諸侯王、孔子後人，其社會地位很高。只有兩位士兵身份較低，他們因有特殊軍功才被授與關中侯。可見，新爵主要不是「以賞軍功」，普通士兵很難獲得。
第二，獲爵者有一定的待遇。首先是免役，傳統上第九級就能免役，現在最低的五大夫也是第十五級，自然能免役；有的可食邑，如關中侯羊祜、名號侯孔羨都食邑一百戶，並非「皆不食租」；有的可世襲，如劉整、鄭像被追賜為關中侯，「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說明在某些情況下關中侯襲爵已被法律化。因此，曹操新置的四等爵並非毫無用處的虛爵，其性質有別於以往第十八級以下被廢的軍功爵，而與關內侯很接近。曹魏以後，還能經常見到新爵的蹤跡。西晉時，關內、名號侯第六品，關外侯第七品；亭侯可傳封次子為關中侯，「食本戶十分之一」；晉惠帝即位之初，「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東晉時，關外侯可置典計一人。劉宋時，關內、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關外侯銀印青綬；趙倫之、卜天與、申季歷、周山圖等賜關中侯。梁陳時，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關外侯銀印珪鈕青綬；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百石；關中侯以上非死罪及除名之罪，「頌系之」；陳慶之賜關中侯，楊忠賜關外侯。後趙石勒時，「農桑最修者賜五大夫」，冉閔更是一次奏賜將士萬餘人為關外侯。北魏時，豆代田賜關中侯。凡此種種，都說明曹操所置新爵確實有一定的生命力。
《武帝紀》將新置的四等爵與關內侯、列侯合為六等，關內侯、列侯即二十等爵中碩果僅存者。關內侯，秦商鞅變法後設置，「言有侯號而居京畿」。後來固定為二十等爵中的第十九級，無封國，但原則上有食邑。西漢時，關內侯的授與數量較多，如劉邦時共賜113人，平帝時兩次共賜138人。食邑戶數一般在200至2000戶之間，其中以300、500戶者居多。有世襲者，但並不普遍。東漢時，關內侯的授與數量大大減少，見於記載的約53人。權益也大幅降低，食邑者已無戶數規定(桓榮例外)，只規定每月或每年食租的斛數，一般不世襲。
但建安年間至曹魏時期，情況有所變化。
一是授與數量有較大增加。檢索《三國誌》、《晉書》，見於記載的關內侯有118人。其中曹操時14人，文帝曹丕時51人，明帝曹叡時21人，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奐時32人。
二是只有少數人有食邑。在118人中，只有23人有食邑記載，而且一般只有100戶，唯王喬有200戶，夏侯奉有300戶，魯芝有400戶。這些食邑者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幾乎全部為推恩封，也就是說，他們的食邑是從家族成員(主要是父兄)那裡分割而來。如曹丕時，「分(張)遼、(李)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分(夏侯)悖邑千戶，賜悖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只有魯芝「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毋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是唯一由國家分與食邑的，也是關內侯中唯一增邑的。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曹魏時賜關內侯原則上國家不給食邑，但如果是出於推恩而賜爵，獲爵者可從父兄那裡分割到食邑。
三是一般不世襲。這一點與前代一樣。如郭憲賜爵關內侯，「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復賜」正說明其子沒有襲爵。當然，也有襲爵的例子，如劉廩「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無子，帝以弟子阜嗣」；劉劭「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 …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但這種事例很少，並不能說明關內侯世襲是常制。
列侯，原名徹侯，商鞅變法後設置，「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後避漢武帝諱，改稱通侯或列侯。為二十等爵中最高的第二十級，有封國、食邑，能世襲。西漢共分封列侯886人(包括隨父)，授與類型包括功臣侯、王子侯和外戚恩澤侯。西漢列侯的封國一般是一個縣，以所食縣的縣名為封號，如曲江侯、富陽侯之類。東漢共分封列侯877人(包括隨父，含建安年間)，授與類型增加了宦者侯。封國少則一縣、二縣，多則達四縣、六縣。新的變化是出現了「鄉侯」、「亭侯」，史稱「漢世封侯，皆以縣邑，其後或以鄉亭，皆視其所食鄉邑而名之」，如安樂鄉侯、新安鄉侯、東陽亭侯、解瀆亭侯之類。與鄉侯、亭侯相應，傳統的食縣邑者開始被稱為「縣侯」，如明帝時「封(劉)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桓帝時「封(單)超等五人為縣侯，(尹)勳等七人為亭侯」。但「縣侯」一詞通常用於泛稱，「縣」字很少被加入到個人的封號中，一般仍稱「某某侯」。這樣，列侯在東漢就出現了亭侯、鄉侯、縣侯三個級別。
建安年間至曹魏時期，亭侯、鄉侯、縣侯(對個人仍稱「某某侯」)的區別更加明顯，其封授有如下特點：
第一，亭侯、鄉侯在列侯中佔絕大多數。東漢共分封列侯807人(包括隨父，不含建安年間)，而在《後漢書》中只見到亭侯129人、鄉侯153人，另史書將鄉、亭侯混稱者34人，共316人，約占列侯總數的39%，為少數。據筆者統計，曹魏時共分封列侯411人(不包括繼嗣)，其中亭侯152人、鄉侯87人、縣侯79人，另爵位不明者93人，如不明者按亭、鄉、縣侯各三分之一算，則亭侯、鄉侯共達301人，約占列侯總數的73%。可見，曹魏時亭侯、鄉侯在列侯中佔絕大多數，其中亭侯的授與數量又最多，說明列侯中低爵的授與在大大增加，而高爵的授與在明顯減少。
第二，形成了明顯的進爵順序。西漢列侯不分級，東漢開始分為亭侯、鄉侯、縣侯三級，但前兩級的授與數量相對較少，因此大部分受封者是「一步到位」，即直接被封為縣侯。而在曹魏時期，查《三國誌》和《晉書》，始授關內侯者111人，始授亭侯者99人，始授鄉侯者22人，始授縣侯者20人。其中始授關內侯、亭侯者佔了絕大多數，直接授鄉侯、縣侯的很少(主要是宗室、外戚和降將)。一般情況下，獲爵者按關內侯、亭侯、鄉侯、縣侯的順序一步步進爵。這樣的進爵方式具有持續的激勵性，比漢代更為合理。
第三，授與對像主要是功臣。西漢列侯的授與對像主要是功臣、王子和外戚，東漢增加了宦官。曹魏時嚴格限制宦官和外戚參政，沒有見到宦官封侯的事例，外戚獲封的也只有30人(包括追封和繼嗣)。曹魏宗室(曹操及其後代)在建安年間封亭侯3人、鄉侯3人、縣侯17人，在代漢之後另封高爵，只見到鄉侯2人(曹植、曹琮因有罪被貶爵)、縣侯3人(曹植、曹范、曹壹在代漢之初封)，在列侯中所佔的比例很小。值得注意的是，東漢王子侯中有很多是鄉侯、亭侯，而曹魏宗室在列侯中主要是封縣侯。此外就是功臣，包括有軍功或有事功者。曹氏宗族成員(曹操一系以外的成員，含夏侯氏)也主要是因軍功而獲爵，而且在爵位上與一般功臣無顯著差異，所以這裡也劃人功臣一類。
第四，低爵的食邑戶數較少。東漢的功臣侯在光武帝時平均食邑9484戶，食邑過萬戶者11人，在中後期平均食邑約2000戶；外戚侯平均食邑8520戶；宦者侯平均食邑4630戶。據筆者統計，曹魏(建安元年都許至鹹熙元年設五等前)時亭侯平均約560戶，最多2000戶(苟或)；鄉侯平均約1020戶，最多2500戶(夏侯悖、王觀)；縣侯平均約5280戶，最多31000戶(司馬師)；總平均約1860戶。這個總的平均數與東漢中後期似乎相差不大，但縣侯的戶數較多，尤其是達萬戶及以上者有9人，他們佔去了食邑總數的絕大部分，而人數佔大多數的亭侯、鄉侯，其食邑數一般在1000戶以下。
《三國誌》卷2《文帝紀》載，黃初三年(222)，「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同書卷5《后妃傳》載魏明帝時的后妃等級，稱「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晉書》卷1《宣帝紀》載，嘉平三年(251)，「策命帝(司馬懿)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又《三國誌》卷10《荀或傳》載，建安十七年(212)，「董昭等謂太祖(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次年，曹操被封為魏公。
綜合上述材料，可見曹魏有亭伯、鄉公、縣公、郡公、國公等爵位，而「公」、「伯」之名即來自先秦典籍所記載的五等爵。
《孟子•萬章下》稱周代爵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禮記•王制》則稱「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還記載了西週五等的封疆大小和食封比例。對於典籍所說的整齊的五等爵制是否真實存在過，學界歷來存在爭議，但後世設置五等所依據的是先秦典籍，這是沒有疑問的。漢武帝時，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成帝時，封姬延為周承休公，這是先秦以後較早出現的五等爵。漢平帝元始元年(1)，王莽被封為安漢公。王莽篡位後，曾普遍封公，後又建立完整的五等爵制，「爵從周氏有五，… …凡七百九十六人」，但「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形同虛設。東漢光武帝也曾一度設公爵：建武二年(26)，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降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以姬武為衛公、孔安為宋公；十五年，封皇子十人為公。但至十七年，諸皇子進爵為王；十九年，趙公、齊公、魯公進爵為王。此後，只有衛公、宋公被保留下來。可見，漢代在五等爵中只設有公爵，授與數量也很少，授與對像主要是宗室。但曹魏建立後，五等爵的爵級趨於複雜，授與數量也明顯增多。
亭伯、鄉公，曹魏新置，是針對宗室的推恩爵。據前引《文帝紀》，「公之庶之為亭伯」，聯繫上下文，這裡的「公」應指鄉公，但史書中並未見到封亭伯的事例。鄉公也只有5例，即高貴鄉公髦、常道鄉公璜(即位前改名為奐)、陽都鄉公竦、東安鄉公闡、昌鄉公贊，都未載食邑戶數。
縣公、郡公，顧名思義，指以縣或郡為國的公。漢代的「公」雖然事實上有縣公、郡公之別，但並沒有「縣公」、「郡公」之名，對個人都是直稱「某某公」。這樣，被封公者到底是縣公還是郡公，就應具體考查。漢光武帝時有趙公、齊公、魯公，分別在冀州、青州、豫州，為郡公。光武帝又封皇子十人為公，即右翊公、楚公、東海公、濟南公、東平公、淮陽公、山陽公、臨淮公、左翊公、琅邪公，也為郡公。另外還有衛公、宋公，衛公國在兗州東郡內，宋公國在豫州汝南郡內，則為縣公。曹魏和東漢一樣，縣公、郡公的授與對象也主要是宗室。建安年間，曹操之後大多數被封為縣侯，黃初二年(221)，宗室被普遍進封為縣公或郡公。其中，14人為曹丕之弟，被封為縣公(包括死後追封)；3人為曹丕之子，被封為郡公，即齊公叡、秦公禮(以京兆郡為國)、淮南公邕(以九江郡為國)。黃初三年，這些宗室全部被進封為王(追封者除外)。此後的太和五年(231)，明帝又追封曹操早死的6子為縣公。另外在宗室中只見到7例縣公，即中都公宛、成武公范、酈公闡、樊公抗、冠軍公琮、乘氏公茂、濟陽公壹。他們都是血緣已疏而且出繼者，只有曹操之子曹茂「性傲恨，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是個例外。可見，曹魏宗室只在黃初二年被普遍封為縣公或郡公，其它時間只有出繼者才被封為縣公。異姓被封為縣公或郡公者只見到3人：黃初元年，封遜位漢帝劉協為山陽公，以河內之山陽為國，邑萬戶，為縣公；太和二年(228)，封遼東公孫淵為樂浪公，為郡公；景元五年(264)，蜀劉禪降魏，封安樂縣公，邑萬戶。可見，異姓封公者都是亡國或藩國之君，與兩漢優待周、殷之後而封其為公類似。其中，「安樂縣公」是「縣公」之名被用於個人封號的最早記載。另外，嘉平三年(251)，司馬懿平淮南的王凌之叛，被封為安平郡公，但司馬懿沒有接受，這是「郡公」之名被用個人封號的最早記載。
國公，指以數郡為國的公。漢魏時稱得上國公的只有3人，即王莽、曹操、司馬昭。西漢末年，王莽被封為新都侯，元始元年(1)賜號安漢公，朝廷多次益封，都被王莽矯情辭讓，後以武功縣為采地。王莽的封國很小，如以封國而論，不能算為國公。但另一方面，他地位崇高，「位在諸侯王上」，可以國公視之。建安十七年(212)，「董昭等謂太祖(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十八年，曹操即被封為魏公，封地包括冀州十郡，非尋常郡公可比。十九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景元四年(263)，蜀亡，司馬昭被封為晉公，封地包括并州、司州、雍州十郡，也為國公。可見，漢魏時國公為篡位者專用，一般人不可能得到。
如上所述，與東漢相比，曹魏五等爵的爵級趨於複雜，授與數量也明顯增多，但仍以公爵為主，授與對象也主要限於宗室，因此不能說當時存在完整的五等爵制。正因為如此，漢末曹魏時才有不少人出於各種目的，紛紛提出恢復西週五等，如司馬朗、董昭、曹植、高堂隆、棧潛、曹同、夏侯玄等。由於這些輿論的推動，加之司馬昭也欲封賞臣下，為代魏作準備，才於咸熙元年(264)正式建立了五等爵制。
王爵來自漢代的王侯二等制。西漢前期，王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武帝以後至於東漢，一般只有一個郡，食邑戶數則沒有限定。黃初三年(222)，「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這是曹魏封王的開始。曹魏前後共封宗室46人為王(包括追封和繼嗣)，其中文帝時21人，明帝時17人，三少帝時8人。與漢代相比，曹魏的封王制有兩點變化。一是曾封諸王為縣王。黃初五年(224)，詔「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太和六年(232)，又詔「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可見曹魏諸王最初是以郡為國，不久改為以縣為國，明帝時復改為以郡為國。其中縣王只是一度設置，大部分時間內還是封郡王，二者不並置。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漢代以來的諸王基本上是以郡為國，但直到西晉才出現「郡王」之名。二是明確規定了諸王的食邑戶數。以最終戶數為準，曹魏諸王的食邑戶數一般在3000至5000戶之間，最少2500戶(曹炳、曹偃、曹嘉)，最多6200戶(曹啟)。另外，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由魏公進爵為魏王，封國仍為十郡。鹹熙元年(264)，司馬昭由晉公進爵為晉王，增封十郡，並前二十郡。這兩個異姓王的封國及地位都在諸侯王之上，為與後者區別，同時與「國公」相應，可視之為「國王」。
從淵源上看，曹魏爵制可分為三類十六級，即：賜爵(五大夫、關外侯、關中侯、名號侯、關內侯、亭侯、鄉侯、縣侯)；五等(亭伯、鄉公、縣公、郡公、國公)；王(縣王、郡王、國王)。其中有些爵名只是泛稱或西晉以後才出現，當時還沒有被普遍用於個人封號，比如縣侯稱「某某侯」，縣公、郡公、國公統稱「某某公」，縣王、郡王、國王統稱「某某王」，但這些區別事實上是存在的，所以都分別予以羅列。其中曹魏的賜爵來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關外侯、關中侯、名號侯；五等來自先秦典籍的記載，但在東漢的基礎上新置了亭伯、鄉公、國公；王爵來自漢代的王侯二等制，但新置了縣王、國王。以上劃分只是為了方便從整體上把握曹魏的爵級，不能因此將各爵位等量齊觀。事實上，曹魏的主要爵位不過五種，即關內侯、亭侯、鄉侯、縣侯、郡王，其中前四種主要授與功臣，後一種主要授與宗室，它們佔了曹魏授爵的絕大多數。其餘各爵位或授與對像特殊，或授與數量很少，或只在某一時段授與，都不可與這五種爵位相提並論。
漢初的諸王有封國、軍隊、官屬，能治民，有很大的獨立性，近似於先秦的分封。但在漢武帝以後，王侯被大大削弱，其爵位的作用主要剩下兩項，一是衣食租稅，二是表明身份等級；另外，秦以來的賜爵制也基本被廢。對這種爵名仍舊而內涵已變的爵制，有學者稱之為「封爵制」，以區別於以往的分封制和賜爵制，是對新爵制的一種性質上的界定，值得肯定。如果說分封制主要是適應先秦貴族的制度，賜爵制主要是適應平民的制度，則封爵制主要是適應官僚的制度。因為漢武帝以後的爵位以列侯為主，從形式上講，筆者認為不妨統稱之為「列侯制」。曹魏爵制上承漢代，在性質上並無差異，在形式上仍以列侯為主。曹操曾新置四等爵，表面上看是在恢復以前的賜爵制，但從授與的實例來看，只是對「封爵制」的一種補充，以擴大授爵的範圍。曹魏末年，司馬氏設立五等，西晉建立後，又實行泰始分封和咸寧分封。因為其爵位以先秦典籍記載的五等爵為主，從形式上講，不妨統稱之為「五等制」。司馬氏的分封也沒有改變爵制的性質，因為其中規定的封土、軍隊、自選官屬等內容，並沒有徹底實行，受封者能得到的仍然以租稅和身份等級為主，本質上與漢魏並沒有差別。那麼，西晉設立五等的意義在哪裡呢？其實不過是在原有列侯的基礎上，通過授與等級更高的五等來圈定一個擁護司馬氏的政治集團。所以，司馬氏授與五等有確立新統治秩序的政治意義，但從爵制本身來看，只是形式上的變化，並非性質上的變化。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漢魏以來，隨著門閥勢力的發展，九品官人法的制訂，統治階級內部的等級趨於嚴密，與之相應，爵級也趨於複雜，司馬氏設立五等，客觀上也是對這個趨勢的一種適應。這種形式上的變化影響了以後爵制的面貌，東晉南朝及十六國沿襲西晉，列侯與五等並存，北朝以五等為主，直到隋唐確定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縣侯、縣伯、縣子、縣男這整齊的九級爵，爵制才在形式上完成了從「列侯制」向「五等制」的轉變。曹魏處於從「列侯制」向「五等制」轉變的前夕，具體考察其爵級情況，有助於釐清漢唐間爵制在形式上的演變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