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把自己想像成了諸葛亮
從歷史邏輯角度來講，秦檜的南歸確實是金國主和派完顏昌的一個戰略設計。紹興八年(1138)初次議和，金國就主動提出歸還宋之陝西、河南兩地。該兩地原為叛國者劉豫(偽齊)所據，完顏昌主動議和前已經削去劉豫的帝號，廢為蜀王(最後徒臨潢即今內蒙巴林左旗，改封曹王)。由於歸還陝西、河南兩地一年之後，金國內發生政變，主戰派完顏宗弼殺了主和派完顏昌，金人才復奪陝西、河南兩地。
處於弱勢中的南宋對於崛起中的金國是無可奈何的。經過一年的軍事較量，南宋勉強維持不致全面崩潰的局面，再次回應金人的議和的要求不過，這次制定談判方針的是金國的主戰派。萬不得已情形之下，南宋只好以土地換和平，割唐、鄧、商、泗四州及和尚原、方山原等地，劃定了西起大散關、東沿淮河的邊界。
南宋不甘受此辱，只是無可奈何而已！為了挽回歷史的「面子」，他們不怕重複聯合滅遼的後果，在以後又聯蒙滅金，終於把自己置於了蒙古的全面威脅之下。如果一定要點明整個南宋所犯的戰略上的致命錯誤是什麼的話，那麼非聯蒙滅金莫屬。其嚴重的政治後果要比秦檜的弱勢和平路線壞百倍有餘！
當然秦檜並非「一貫正確」路線的代表，他身上所帶有的文化烙印特別深刻。對持不同意見者的排擠乃至陷害，接續了慶歷以來北宋文人整體道德水平的先天缺陷。也正是這一點，說明秦檜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反面教材」。他的身上即有范仲淹的大話主義又有王安石的偏激急躁，王拱宸式的心胸狹隘也在他身上表露無疑。
「城門開，言路閉」的國家政治性格在他身上也表露無疑。當他除掉政治對手岳飛之後，開始了收緊言論的行動，請求趙構下令禁絕野史。收緊言論是外交環境的一個產物，也是封閉社會的一種習性，作為遺傳因素它已深入到知識分子心目當中。言論幾乎不具備任何道德性，只是鬥爭的工具而已，因此封閉社會對待言論的態度也是機會主義的。在秦檜主張禁野史之後，著作郎林機又建議加大收緊力度，他說：「有些不得意的人，隱匿在附近的地方，窺視朝廷之事，私下編寫野史，以兜售其邪說，請求加以禁絕。」
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道德水平之低下，讓人難以置信，然而那又是事實。從歷史長軸上看：中國自東漢以後知識分子人格經歷一次整體大衰敗後，至北宋中後期和南宋初期再一次大跌，並且對後世的負面影響至今而不絕。紹興二十五年(1155)，岳飛已經死了(被害)十四年了，竟然有人請求將岳州改為純州、改岳陽軍為華容軍，因為帶「岳」字就與岳飛有關係。多麼荒唐，與以後秦澗泉「愧姓秦」何其相似乃爾！
不管時人如何議論，後人怎麼評價，秦檜始終是趙構主和的助手。奇怪的是沒有痛批趙構，反而一味地將罪責全歸於秦松。整個文化體系，就是一部《水滸傳》寫真版「只反貪污(奸)官，不反皇帝。」從本心上，趙構也不希望為秦鬆開脫什麼，只是到了秦檜已死，有人試圖在建議廢主和政策時，他才講出了問題的實質。紹興二十六年(1156)春天，秦松剛死不到半年，進士梁勳上書，勸趙構作好防禦金國興兵的準備並批判秦檜的主和政策。趙構明確反對改變既定方針，把上書的梁勳流動到千里以外，向天下發詔說：「講和之策是憑朕的意志決定的，秦檜只是輔助而已。怎麼能因他的死活改變國策呢！近來無知之輩，鼓吹荒誕無據的謠言蠱惑人心，朕感到很驚駭，今後如再有此類事件，一定加重處理。」
秦檜死後的政治待遇的反覆變化，幾乎重複了王安石死的故事。王安石在主戰派眼中成了與主和(時人認為主和即投降)同樣有害的禍源，就在欽定趙桓正式即位的第一年(1126)面臨外敵入侵的危亡之際，大臣們還爭議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問題。楊時上書指出蔡京是今天亂局的製造者，而蔡京推崇王安石並給了王安石很高的政治榮譽(加封王爵，配享孔廟)，因此王安石是今天敗局的理論禍源。
趙桓就下詔停止王安石的配享資格，降級為從祀。這時王安石學術地位的問題的鬥爭並沒因此而止，到了趙構時代又發生了王居正與秦檜「交火」事件。王居正受楊時之托，用了十年的功夫完成《三經義解》，主要目的就是消除王安石理論的影響。紹興十一年(1141)月，兵部侍郎王居正指責秦檜的過失，被秦檜排擠出朝任溫州知州；後又被秦派御史中丞何鑄彈劾，撤消了知州職務。王居正衡量秦檜的標準是他批判王安石的理論體系。
由慶歷經元豐而紹興，宋朝發生了一場深刻且綿延歷久的學術鬥爭；這場學術鬥爭以爭奪話語霸權為目標，是為中國古代只上一場歷時近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秦檜之於這場文化大革命，不過是一幕悲劇的小小演員而已！與蔡確死後的政治待遇之反覆相比，秦檜的身後變故確實有些不足為道。蔡京確受貶，元祐八年(1093)死於流放地，第二年(1094)年，其子蔡渭攔御駕為父鳴冤。此時高太后已死，哲宗親政，立刻下詔給蔡確平反，又給了一連串的榮譽：追復正議大夫、贈太師、謚忠懷等等。同樣的告狀，不一樣的結果。在蔡確未死之時，其母在元祐六年(1091)曾攔高太后的駕，為兒子鳴冤求恩。高太后不准，並宣諭說：「處分蔡確不只為他訕謗朝廷，實在是他有眩惑人主的打算。我不忍揭穿他的奸謀，只是借訕謗之罪處置他。」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一旦蔡確自稱定策有功，那不等把太后放到小皇帝的對立面去了嗎？
實際上的效果也已如此了，何以僅僅過了三年，告狀的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呢？在享受了哲宗的恩賜後，蔡確家族繼續沐浴在浩蕩的皇恩中，徽宗(趙佶)於崇寧初下詔讓蔡確配享哲宗廟，並給蔡題寫墓碑名號，稱曰：「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後來又追封為清河郡王，由皇帝書寫了碑文。到了趙構時代，一切又發生反覆。靖康二年(1127)的五月即建炎元年，趙構即位的當月，就宣佈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的官位。蔡家無論死人活人所享受的榮耀頓時灰飛煙滅。這時蔡確已經死了三十四年了。
那個年代就那麼奇怪，中國的文化性格自北宋之後也變得越加奇怪，不可理喻，好像國家大事靠給什麼人平平後、給什麼人定定罪就能治好了的！當趙構宣佈蔡確為歷史罪人時，秦檜正在金營裡過囚虜生活。實際上，從蔡確被追貶之時，就已經為他秦檜的此後人生劃好了路子、定好了模式！ 既便秦檜能走出宋代的「百年文革」也未必能走出諸葛亮的陰影。「好為《梁父吟》」，成為胸懷天下的文人的一個符號化追求，就像武人曹操讀到蒙恬的臨終表白一樣；「二桃殺三士」，也早已變成了「武不敵文」的一種歷史共識，一如諸葛亮之除廖立。
為了和平的實現，晏子除掉了反對和平的三士，秦檜也同樣必須除掉主戰派。觀乎北宋末以來，主戰派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童貫、岳飛、韓侂胄、賈似道，不管他們最後被祭為精忠還是巨奸，結局是一樣的！於是諸葛亮神話的精髓不在於主戰與主和而在於如何掌控權力，才是秦檜的必選的政治策略。一如北宋亡國之君趙佶及趙佶前的楊廣可能把自己想像成漢武復現一樣，秦檜也可能把自己諸葛亮化了，只是他的上面不是一位懦懦的晚輩，而是一位工於心計、臉孔多變的強勢君王而已。歷史的想像影響著任何一位政治家，這是鐵律！王莽可以把自己想像成黃(帝)虞(舜)，秦檜為什麼不能把自己想像成諸葛亮或管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