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借荊州有何運籌帷幄之謀略？
我們都知道，有個歇後語叫「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由於《三國演義》的渲染，不僅在民間廣為流傳，即使是在許多歷史愛好者眼裡，給人一般的印象也是，整個荊州都是劉備不勞而獲，從孫權處「借」來的。
其實，正史並非如此。公元208年赤壁戰後，孫劉結盟乘勝進軍，經年餘激戰，最終奪取荊州城。由於荊州乃兵家必爭的重鎮，所以東吳主帥周瑜親任南郡太守，坐鎮荊州，而功勞甚偉的劉備卻只能率本部兵馬守江南的油江口立營。劉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和魯肅口中所稱的與共拒曹操為由，從孫權借得了荊州。而真實情況是，只借了荊州的南郡。因荊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劉備早有圖謀，欲憑此為立足點，北抗曹操，西取益州，向東還可以進擊東吳，為蜀漢政權的建立與鞏固鋪下關鍵的伏筆，可以說借荊州只是一個托詞，更重要的是其雄韜大略中一個舉足輕重的計謀。
實事求是地說，劉備佔據的南方四郡地面不能說不大，人口也不少，怎麼會容不下劉備的區區人馬。只是，由於江陵在孫權手中，劉備向益州發展就無路可行，這才是劉備借荊州的最大目的。
從這件事，我們不難看出，在三國時期梟雄奮起的年代，戰略上的運籌帷幄就是極其重要的。沒有走一步看三步的高眼界、長眼光，就不可能在戰略上先勝一籌，在戰術上先聲奪人。若將此理推及到其他時期、其他事務，也是如此。
想當年，英帝國主義在佔據香港時，不也是使用堅船利炮的實力炫耀與展示等方法，從清政府手中，利用1842年簽署的中英《南京條約》、1860年締結的《北京條約》和1898年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分別割占或強行租借了香港島嗎？從此，九龍和新界，成為了強權政治捆綁在中國人民手腳的一條條枷鎖。英國人正是利用租借、割讓等方式無條件地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另外，還有曾口口聲聲說是我們老大哥的蘇聯，在我建國初期，不也是希望長久保持他們在東北的某些特殊權利，後因沒有實現其目的而翻臉不認人嗎？曾經的三年困難時期，不能說與他們的逼債沒有莫大的關係。很顯然，這一切，都是其浪子野心被看透、戰略圖謀被打破，才導致的杯具性結果。
「凡用兵之道，以計為首」，「兵以詐立，多謀之勝」。古往今來，歷次戰爭中，因「謀略」制勝的戰爭不勝枚舉。譬如，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我軍武器裝備長期處於劣勢，但卻能在戰爭中上演以弱勝強的好戲，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戰爭的指揮者運用了高超的謀略。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軍事家在中國革命戰爭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謀略運用已達到了「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的境界。
如今，雖然早已不是戰火紛飛的年代，但制定政策有長遠規劃，處理事務有精細打算，依舊是事業取得成功、經濟獲得發展、民生得以保障的必要和必須的前提。在競爭已深入國內各個領域、抗衡已處在世界每個角落的時刻，凡事要取得勝利、獲得成功，需要的不僅是實力的抗衡，更是謀略的較量，任何環境下優勝的天平必然傾斜於謀高一籌的一方。
大凡有作為的領導者，都非常重視謀劃。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講的就是搞好謀劃的重要意義。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幹部兩件事。現代領導科學也要求領導幹部要善謀大計，增強工作的預見性，掌握工作的主動權。
誠然，說說容易做起來難。不過，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們做到了「吃透上頭的，摸清下頭的，瞭解外頭的，形成自己的，變為群眾的，見到實際的」，就一定可以站得高、看得遠、謀得實、幹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