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太子李承乾為什麼要謀反
李承乾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長子，在李世民即位後2個月便確立為繼承人，其時年僅8歲。承乾天資聰慧，甚得太宗喜愛。雖有足疾，但「不廢步履」。貞觀前期，太宗對承乾著力培養，12歲便令其於尚書省聽訟，有不伏者，於東宮上啟，令承乾斷決，貞觀九年(635)高祖駕崩，太宗居諒暗，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然而貞觀十年(636)以後，有關太子承乾的負面信息日益增多，諸如「騎射畋游，酣歌戲玩」，「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等等，甚至模仿突厥的生活方式，「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而對於上書切諫的東宮師傅，承乾不僅不聽，反而多次起意加害，最終在貞觀十七年(643)謀反。
李承乾是如何從天資聰慧的太子走上謀反的道路的呢？李承乾的所做作為，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也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當時正值初唐時期，人們普遍具有危機感，以及李世民自身因「玄武門之變」的心理陰影，使得國運長久成為貞觀君臣共同關注的重點，使命感和責任感成為貞觀君臣諫言議政的核心主題。在這種壓力與責任共存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太子承乾，承擔著李世民國運長久的沉重願望，承受著東宮師傅犀利尖刻的批評，再加上自身身體缺陷帶來的心理障礙，以及青春期的孤獨與叛逆，在此種種壓力之下，心理日益扭曲，直至最後崩潰。
李承乾謀反的具體原因有四：
第一、承擔著李世民「國運長久」的沉重願望。唐太宗李世民對培養太子十分重視，「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從承乾被確立為太子到貞觀十七年，太宗先後挑選了10餘位「宿德鴻儒」之老臣、名臣擔任東宮輔臣。李世民對這些老師們寄予了厚望，希望他們能給予太子良好的教誨和引導，從而使太子成為理想的繼承人。太宗對太子培養的高度重視，是和唐初關注「國運長久」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太宗曾多次表示出皇位繼承人的優劣是與王朝命運息息相關的。太宗因為自身對王朝前途命運的憂慮，自然就會更加期待自己的繼承人有良好的品德和表現。而面對年輕的太子成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更容易出現缺乏耐心、過分嚴厲乃至患得患失的態度。這都很容易使太子李承乾感受到極大的心理壓力和挫敗感。《舊唐書。恆山王承乾傳》記載：「及長，好聲色，慢游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跡。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群小褻狎。」顯然李承乾很清楚他的一些不良表現是無法被太宗認可的，因為害怕受到譴責和懲罰的恐懼心理，他只能極力掩飾自己，陽奉陰違。也就是說，承乾的不良表現，事實上與太宗過高的期望值所造成的心理壓力有很密切的關係。久而久之，不良習慣變得越來越難以克服和修正，也就越來越得不到理解和原諒，成了惡性循環。最終李承乾也就放棄了努力，走向自暴自棄。
第二、東宮師傅們居高臨下不留情面。貞觀前期太子李承乾很好學，對東宮師傅也相當敬重。80餘歲德高望重的老臣李綱在貞觀初期任太子少師。李綱年邁有腳疾，李承乾對李綱十分恭敬，「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李綱為太子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 …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李綱死後，承乾還為之立碑。李百藥貞觀五年(631)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貞觀七年(633)，孔穎達任太子右庶子，李承乾常與之「評論古事」。之後的李承乾與東宮師傅之間矛盾卻日益尖銳，對於諫言也十分牴觸。一方面是東宮輔臣態度強硬：張玄素「叩閣請見，極言切諫」，於志寧「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孔穎達「每犯顏進諫」，杜正倫「顯諫無所避」；另一方面是李承乾惱羞成怒：張玄素諫在宮中擊鼓，李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李承乾嫉恨張玄素諫言不斷，曾怒罵張玄素「庶子患風狂耶？」並曾密令戶奴趁張玄素早朝時，「以大馬棰擊之，幾斃」。對于于志寧的切諫，承乾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干承基殺之」。承乾曾說過：「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與其說承乾的反應是一意孤行拒諫飾非，不如說是他在諸多諫言「狂轟濫炸」下不堪承受的一種歇斯底里的病態反應。當時眾位輔臣在勸諫承乾時，有過於苛責、不留情面甚或是教訓之嫌。儘管諫言都是有著良好的初衷，但是忽略了承乾的承受能力，畢竟承乾8歲即被立為太子，肩負著過於沉重的責任，日慎一日對於唐太宗來說都不易做到，似也不應過於苛責承乾。可惜太宗君臣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在苛責中與培養繼承人的初衷適得其反。
第三，孤獨、叛逆以及身體缺陷所帶來的心理障礙。從8歲被確立為太子，到25歲被廢，東宮師傅們居高臨下不留情面，備受打擊的承乾只能在身邊的家臣奴僕身上尋找情感寄托。從這個角度就比較容易理解他對太常樂童稱心的同性戀情感。也正因為如此，在太宗收殺稱心後，李承乾才會如此哀慟和絕望：「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入朝暮奠祭，李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塚而葬之，並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李承乾甚至「自此托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徹底放棄了對自己的要求。身體的殘疾往往會對心理有影響，比較敏感和多疑，承乾在大臣面前為掩飾自己、美化自己、標榜自己而信口開河。導致他如此作為的原因，正是源於內心深處對自己的不滿意，於是極力想在別人面前展現另一種令人滿意的形象。換言之，是出於內心深處的自卑情結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容易沉湎於虛幻難以自拔。承乾後來對突厥的語言、服飾、習俗等十分癡迷。承乾甚至想像自己是死去的可汗，模擬被追悼的感受。這些幾近病態和癲狂的表現，或許可以解釋為承乾幻想著在一種狂放不羈的生活方式中得到內心的釋放。
第四、唐太宗對魏王李泰的偏愛。貞觀七年正月，唐太宗重新調整分封了子弟17人為王；二月，除五人因年幼暫且不赴任外，其餘12人均下詔遷任諸州都督，但只有相州都督魏王李泰「不之官」，太宗把李泰留在身邊，就含有廢立太子的用意在內。李承乾清楚地看到父皇對自己的日漸疏遠和對魏王李泰的偏愛，也明白自己已經失寵，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當時的李承乾，不僅惡名遠播、疾病纏身，而且上無太宗的信任，下無朝臣的支援，勢窮運蹙。無計可施之際，他不得不採取極端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