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如何解決看病
生老病死是客觀規律，患病就醫自然必不可少。對於如何讓老百姓看得起病，歷朝歷代都曾出臺過很多「醫改」辦法，比如西漢時期漢平帝劉衎的「賜藥」於民；北魏時期孝文帝元宏設立「別坊」提供免費就醫；唐玄宗李隆基「親制廣濟方頒示天下」向民間公佈實用醫方… …唐朝還通過立法對醫療行為加以規範，《唐律疏議》中曾規定：「諸醫違方詐療病，而取財物者，以盜論」；對下錯藥方的即便沒吃死人也要「杖六十」… …
早在上古周代，朝廷已設有專門為老百姓服務的「疾醫」，《周代·天宮》稱，疾醫的職責是「掌養萬民之疾病」。在古代，方便群眾就醫，讓老百姓看得起病，較常見的辦法之一是「賜藥」。西漢皇帝主政時，大都曾開展過賜藥活動。如元始二年(2)，不少地方發生旱災，並發蝗災，尤以青州(今山東境內)地區最為嚴重。當時的皇帝漢平帝劉衎年僅10歲，把持朝政的王莽便以皇帝和朝廷的名義，為災民免費發藥，提供醫療服務，此即《漢書·平帝紀》中所記載的「為置醫藥」。古代賜藥活動多出現在瘟疫、傳染病流行期間，針對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平常也會賜藥。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曹魏、南朝齊、北朝魏都曾在平常背景下這麼做過。
從秦漢到清末的歷代相關史料，幾乎所有朝代史書上都有賜藥的記載，到了宋元以後，賜藥事例更多。針對京城病疫流行，紹興十六年(1146)六月二十一日，宋高宗趙構要求翰林院派出4名醫官，給臨安城內外的老百姓看病巡診、趕製藥品；淳熙十四年(1187)宋孝宗趙慎則要求所有醫務人員上崗，走上臨安街頭，挨家挨戶上門發藥。
不只朝廷和皇帝會賜藥，地方衙門和官員，也不時為轄區內老百姓提供免費醫療。《後漢書·鐘離意傳》記載，建武十四年(38)，會稽郡一帶(今江浙境內)發生特大疫情，死了好幾萬人。當時負責地方具體事務的鐘離意，便親自到疫區照看、慰問病人，送去醫藥，因此贏得民心。「賜藥」並不是一種制度，也不屬於「祖宗之制」的範疇，而是慈善性質的「仁政」內容。特別在瘟疫、傳染病流行時期，賜藥最為頻繁，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老百姓看不起病的問題。
建立公眾醫療機構，是古今通行、方便患者就醫的最可靠辦法。西周時期已有專門為貴族服務的醫療機構，但由官府成立的面向老百姓的醫療機構，一直到南北朝時期才出現。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社會動盪，民間更需要醫療服務。當時，南朝齊文惠太子蕭長懋建立「六疾館」，救濟、收養窮人。「六疾館」並非專門的醫療機構，僅相當於現代的福利院。開辦給老百姓看病的官辦醫院，則是少數民族鮮卑政權北魏(386~557)設立的。
當時的皇帝叫元宏，史稱孝文帝。孝文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小皇帝之一，虛歲5歲繼位，年號「太和」，在馮太后助推下，北魏在「深水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連姓都改了，易「拓跋」為「元」，史稱「太和改制」。北魏的「醫改」創新突出地表現在解決民間看病的問題上。皇興四年(470)，北魏便曾開展過臨時性「送醫上門」活動，派醫生到「基層」，為患者免費看病、發藥。太和二十一年(497)，北魏創辦了中國歷史上首個面向基層的政府醫療機構「別坊」。別坊有別於為官員和貴族服務的「太醫院」，是專門為看不起病的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
有學者稱，「別坊」是中國最早出現的「人民醫院」，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費用全免。《北史·魏本紀三》記載，當年九月丙申日(陰曆9月12日，陽曆10月24日)，元宏下了一道詔令，為年滿70歲無子孫和60歲以上不在服喪期內、養活不了自己的老人，免費提供衣食；與60歲以下的殘疾人、看不起病的窮人一起，集中安置，住進「別坊」。元宏先是派專門的醫師去救護他們，後又安排4名太醫，預備藥物，給別坊裏的老人、窮人提供免費治療。
次子元格(魏宣武帝)繼承皇位後，也貫徹了開辦「人民醫院」的制度。永平三年(501)十一月丙申(陰曆11月6日，陽曆12月3日)，元格「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鹹令居處。」同時皇帝嚴令北魏的衛生部(醫署)，分派專業的醫務人員進館，救治病人。為了防止醫生不負責任，朝廷還對醫生進行了分類考核，按診治水平的高低給予不同的獎勵，這在中國古代醫療史上同樣是一大創新。北魏這套面向特定人群的「免費醫改方案」，被稱為古代中國醫改史上「劃時代的進步」。
然而北魏的「別坊」主要是針對京城地區的，對外地或邊遠地區的患者則採取贈送指導性醫藥手冊的辦法，供基層醫務人員和患者參考、選擇。為此北魏專門安排醫署主管官員，召集當時的一流醫療專家，選擇醫方精華，彙編成30卷「醫療手冊」，在全國公開免費派送。這種彙編醫方、普及醫藥知識的做法，早在皇興四年「送醫上門」活動時，便搞過一次。
為了更好地普及醫藥衛生常識以解決基層看不起病的問題，唐玄宗李隆基當皇帝時，於開元十一年(732)九月七日，「親制廣濟方頒示天下」。天寶五年(746)八月，李隆基再下「刊廣濟方詔」，要求進一步宣傳廣濟方。擔心有的人家連方單都抄不起，他還命令地方一把手，在鄉村要道口辦「黑板報」，讓老百姓都能瞭解點自我防病、治病常識。唐朝多位皇帝都很重視這一點，如唐德宗李適主政時，曾頒廣利方敕，希望達到「不假遠召醫工可以立救人命」的目的。後來的宋朝，在推廣和普及醫藥知識方面做得更到位。皇帝不只以個人行為來推廣，還用政府令，頒布了《聖惠方》、《慶歷善救方》、《簡歷濟眾方》等一批靈驗、有效藥方，這在交通不便、診療技術落後的古代，具有實用意義。
唐朝的醫療衛生機構相當完備，大大緩解了以前朝代老百姓「看病難」的問題。但唐朝為老百姓「看得起病」所作的努力，具有創造性的「醫改」設計，要算立法，以法律條款形式，來規範醫生的職業行為，強調醫德，突出救死扶傷。《唐律疏議》中有好多條是關於醫德和醫患糾紛的。如卷二十五「詐偽」中就有這麼一條規定：「諸醫違方詐療病，而取財物者，以盜論」，並在疏議中強調，此規定專門針對「詐療疾病，率情增損」行為，控制醫生漫天要價。另外，唐朝對醫生誤診誤治，也有嚴格規定，下錯藥方、拿錯藥，醫生是要坐牢的。即便沒有吃死人，也要「杖六十」。
古代為解決老百姓「看得起病」做得最好的並非是國力強盛的唐朝而是宋朝。宋朝有「弱宋」的說法，但在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不起病方面，卻一點也不弱。雖然街頭藥店在東漢時已出現，但多是個體民營性質，到宋代時才納入政府醫療體系中。北宋積極開辦官辦藥店，提供療效、價格都有保證的成藥，深受老百姓歡迎。
讓老百姓吃上放心藥，這是北宋熙寧三年(1070)宰相王安石變法中「醫改」方向之一，新實施的「市易法」將藥品納入國家專賣。在「吃藥方便」的同時，北宋在大力解決看病難、盡量讓窮人看得起病方面成效顯著。宋朝的做法是，裁減為高層服務的宮廷醫藥機構，增加慈善性質的民間醫藥機構，推廣「養病院」。
在唐朝除設有給一般官員、宮人看病的「患坊」外，還在寺廟中設「悲田養病坊」，為僧人、窮人治病。宋朝繼承了這一做法，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趙恆(宋真宗)當皇帝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七月，朝廷開始設置「養病院」。著名的文學家蘇軾，為北宋的「醫改」也做出過貢獻。元佑五年(1090)，擔任杭州通判的蘇軾，為了控制當地疾病流行，給窮人提供就醫方便，蘇軾創建了「病坊」，起名「安樂」，崇寧二年(l103)由官府接管後，易名為「安濟坊」。
安濟坊是一種帶有平民醫院性質的慈善醫院。此後，「安濟坊」這類平民醫院在多地建立了起來，明清也效仿過，所創設的「養濟院」，都帶有慈善醫院的色彩。需要說明的是，古代為讓老百姓「看得起病」做過很多努力，並不僅上述幾種。如減免稅賦，增加民眾的收入，也是常規辦法，且往往常與「賜藥」辦法一起使用。以明朝為例，便曾多次為災民免稅，朱翊鈞(明神宗)當皇帝時，曾於萬曆十年(1582)、二十八年(1600)，先後兩次免除順天府、保定地區的老百姓稅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