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歷史比焚書坑儒更有效
在中國讀書人的心目中，焚書實在是可惡之極的事。唐朝詩人還在罵秦始皇，章謁在詩中說：「坑灰未冷山東起，關河空鎖祖龍居。」殊不知，有一種比焚書更有效的辦法，那就是篡改歷史！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歷史」一詞的代用語，相反地「歷史」一詞卻很有近代意味。《魯春秋》在孔子地時代是一部較為完備的史書，記載了魯國的真實情況。且「春秋」也是一個歷史時代的代稱，這是由於孔子據《魯春秋》而作《春秋》一書所致。概指魯隱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之間(241)歷史時期。後來也有稍為不同的看法，把這段時期擴展為公元770年(即周平王元年，東周開始)至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戰國開始)。
無論哪種計算方法較合乎實際，可以肯定地說，那時的史官的地位十分突出，史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監督最高執政者。這種權力是由最初的占筮與征伐並列甚至占筮左右征戰的客觀情形構致的。隨著時間推移，占筮的政治作用轉化成了史鑒作用，而且史鑒的作用就起自周。
史鑒的作用威力巨大，基於它作為職業的世襲性和壟斷性。某國(如魯)的合法歷史只能由這些人來完成，並傳諸後世，當權者(如魯公)無法隨意篡改。當權者可以合法暴力(如法律)來威脅史官，甚至剝奪其生命，但很難改變書寫者的意志。這種如實寫作(記錄)方法，稱為「書法不隱」。因此像周宣王無理干涉魯國立儲而引發魯國內亂的事情才得以記錄下來。
孔子作《春秋》的出發點與以往的史鑒觀念相反，他要做一個道德說教版本，讓「亂臣賊子懼」。他所做《春秋》的主要史料來源是《魯春秋》，其次是參照周遊列國時所搜集到的各國史料。孔子選取的歷史時段起始點即從魯隱公元年。這給後人留下了千古之謎。魯隱公元年以前的情況是什麼樣，後人無法詳知；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與魯有關的史料又比較詳備，他的資料來自何處？最重要的一點是：《魯春秋》原本是個什麼樣的？今天人們已無從得知。
這是孔子故意所為，他也願承擔歷史責任，所以他放膽預言：「後世知丘者以《春秋》，後世罪丘者亦《春秋》。由於孔子的改寫，《魯春秋》永遠地消失在歷史的視野之中。從此以後，以史講義而非以史紀史的傳統確立了。司馬遷寫《史記》資料還算詳備，否則我們將永遠無從知道《春秋》以前社會面貌與重大歷史事件的詳情，但是既便如此詳備，他還是要秉承孔子的傳統，以微言敘大義。
孔子用《春秋》確立了一個史學正統，卻永遠地埋沒了《魯春秋》的正統。中國歷史自此，也開始了一個「用正統埋沒正統」的往復循環。對孔子予以如此評判，也絕非「微言大義」之說或不自覺間用一種正統去埋沒另一種正統。從「仲山甫缺失」現象中，便可知曉其中奧秘。
《詩經》也是孔子編定的正統版本，從他之前的古詩三千餘篇中，裁定三百一十篇，一方面他按禮義標準予以了編選，另一方面他又用它作教化手段即「溫柔敦厚，《詩》教也。」特別是他還主張學詩以達政事的觀點，對詩的理解與運用成為一種政德、政能的評價標準。孔子在一次與學生子貢對話中，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
子貢說：「貧窮而不逢迎諂媚，富裕而不驕矜傲慢，怎麼樣？」孔子說，「好，但不如雖貧窮但快樂，雖富裕卻愛好禮制」。子貢補充說：「詩經上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這個意思？」孔子大為高興，讚賞子貢的理解力：「子貢呀，這樣就可以和你講論詩了，告訴你過去的，你便能用在未來上。」
因為詩的重要政治功效，漢代定其為五經之一。但是縱觀歷史關乎《詩經》的文獻，沒有任何一種提及仲山甫即對仲山甫之為政進行榜樣化評說。而相比之下，仲山甫作為《詩經·大雅》所讚頌的對象，地位又如此之突出。
這不是妄猜，因為《春秋》的啞謎般選取時間段的方式，已經說明了問題。最明顯的證明則是一本「活化石」一樣的辭書稱為《孔子大辭典》，其上沒有「仲山甫」條目。好在《史記》中《魯周公·世家第三》一卷對仲山甫有所涉及。當然時至今日，仍無從得知司馬遷的史料來自何處。仲山甫輔佐中興之主周宣王的時代，被《春秋》的選時排除在外了。箇中的原因，仍令人費解。宣王這麼偉大的中興也被排除在《春秋》之外，也令人不可理喻。而且，更重要的是宣王與魯國歷史上的事件有著重大聯繫，一部完整的魯國史，若不涉及周宣王立魯懿公的事件，就不可能完整。
而問題恰出在了這個地方。因為，《春秋》不是歷史讀本而道德教科書；並且，孔子力主「為尊者諱」，周宣王的失誤引發魯國內亂的重大事實也就必被排除在外。唐代劉知幾已對《春秋》寫作方法的害處有所認識，指責孔子在涉及魯國歷史的寫作方面，「事天大小，荀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但是劉知幾並未對「仲山甫缺失」現象予以關注並縱深研究。究其根本，「仲山甫缺失」完全是由於為周宣王進行諱避並為魯公室的內亂作諱避，而導致的。
周宣王即位之初，以周、召二公輔政，傚法文武、成康遺風，重整軍政，並廢除耕籍田制度。命尹吉甫擊退獫狁，使秦仲及其子攻破西戎，並在對荊、楚、淮夷的戰爭中小有勝績。因此他的執政成績被稱為「宣王中興」。
有了中興的奇跡，並不代表他沒重大決策失誤，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在其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干預魯國立儲君的事件：該年春天，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去朝見周宣王。宣王喜歡少子戲，就打算立戲為武公的繼承人。仲山甫進諫阻，反對廢長立少。周宣王不聽，終於確定戲的地位。夏天，父子三人歸魯，武公病死，戲也由太子變為國公，為魯懿公。他的侄子，也就括的兒子伯御替父伸冤，在叔父執政的第九年(公元前807年)率部眾攻擊懿公，殺之，自立。這場由周宣王失誤導致的魯國政治變亂，並沒就此而止，而是周宣王在錯誤的決策上一錯再錯。伯御掌權的第十一年，宣王率軍伐魯，殺了伯御。宣王經過與仲山甫商議，決定立懿公的弟弟也就是伯御的另一位叔父稱為國君，稱為孝公。在挽救周宣王的錯誤上，仲山甫不遺餘力，所以《烝民》中以比喻的方式說：「周王的袞袍破了，只有仲山甫能補上。」但是補救歸於補救，終不能阻止衍生性不良後果的出現。《史記》稱，自周宣王伐魯後，諸侯多畔。
孔子的《春秋》不能記錄這個有損於周王形象的事件，何況這個事件整體上又是魯國內亂呢？迴避魯國的醜事好「動稱恥諱」是孔子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也是造就後人誤讀歷史的最大原動力。歷史的任務不是真相，而是所謂的「大義」文本！自孔子確立了「春秋筆法」即以道德性原則隨便改寫歷史以後，中國史學的史鑒作用幾乎不存在了。只要一個利益集團掌握了權力，便可以隨便改寫歷史。
在朱熹不顧史實肆意貶低左丘明的事。其實在他踏入仕途(1148)之前的六十年前就發生了篡改國史的政治行為。可以說，在北宋全面政治危機來臨之時，文人階層又恢復了肆意改寫歷史的習性。對於中國歷史，也許這是一個不幸的讖言！那次讓後人瞠目結舌的改寫，是稱為「元祐更化」的一部分。北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兒子趙煦即位，是為哲宗。由於趙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氏陸續起用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等人，廢除了宋神宗與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貶黜了神宗熙寧、元豐時用事的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為科舉考試的依據，篡改元豐時的史官記錄，重新編纂《神宗實錄》。篡改元豐時的史官記錄與重編《神宗實錄》的現實目的，是為後世提供一個按自己的道德標準與「政治上正確」的史學版本，把自己的政敵、論敵從歷史中趕出去或反義化，同時當然地把自己那個集團的一些不光彩的記錄抹掉。
這種篡改與重編的大膽的程度遠超過了孔子對《魯春秋》刪削與對《詩》的縮編。比較此次對最近期歷史改寫的妄為程度，以後的朱熹還是比較謹慎的，後者對準的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物。歷史成為權力手中的橡皮泥了，在隨意地被塑造。未等元祐版本的《神宗實錄》成為既定的正統，趙煦又來了一次翻案。在他親政(1093)後即紹聖元年(1094)，下令恢復神宗新法，罷免宰相范純仁等舊黨，起用章惇為相，史稱「紹聖紹述」。
紹聖紹述的一項重要政治舉措就是再次重修《神宗實錄》。究竟這次修改，權力集團是如何按自己的意志辦的，後人已經無從知曉，整個神宗朝的歷史已經成了一筆爛污帳。
關於《神宗實錄》真實性的追問，成為南宋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大問題，甚至說也是一個如何再改版的技術性問題。紹興十四年(1144年)秦檜和趙構因談論一位學者編的一本成代名臣經典著作的註釋本時，涉及到了野史及再版的《神宗史志》(「實錄」的換名版)問題。在縱深談論時，放棄了主題即不再議經典註釋，而是專論野史的禍害。趙構認為：「野史這類的東西的確是一個禍害，比如，靖康以來的私家記述，就非常不可信。」
為什麼盛行野史，概因官方正史失真之故。由於《神宗實錄》已被反覆改造，重編《神宗史志》的官方史官也不認真了，敷衍了事。秦檜頗有感慨地對趙構說：「臣曾委派史局的官員撰官《神宗史志》，居然有人一天就寫完了規定的章節，如此輕率從事，那書怎麼可以備用呢？」兩位政治家而非史學專家對野史流行的危害及官方編史輕率的不良後果，產生了共識。趙構回應秦檜說：「朕往日曾經談到范沖編撰《徽宗實錄》應注意的事項，那就是只應當記錄那些可以讓後世傚法的國家大事，而不必把雞毛蒜皮的小事寫進去。現在看來史官須有經學的根柢，才可以重用啊！」
一語中的！政治家用權力給史學家的學術規定了方向，只能用道德史觀和政治上的正確的方法論來寫歷史，否則就很危險，是嚴重不負責任的自由化！南宋高宗時大禁野史，首先以統一對靖康之變前的傳位問題為重點－－無論官員還是百姓都不能說徽宗的過失，特別是一定要把他比喻成開明的堯帝，等等；其次，對涉及國家歷史的一些私人筆記，也予收繳，不允許出現與國編歷史不同的說法。也就是說從查禁對像上由靖康間問題的私記又往上追溯了。
最有典型意識的就是司馬光所著《涑水記聞》的遭遇。紹興十五年(1145)秋，朝廷見對野史的禁止收效不大，想再次加強查禁。命令還沒上式下達，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伋趕緊給高宗上了一道奏章，說：「建安地方新近刊行一種名叫《司馬溫公紀聞》(即《涑水記聞》的另稱)的書，中間有不少關於國家歷史事件的記錄。我仔細翻閱家族所存檔案，發現在我曾祖父平日的著述中，根本沒有那一種，很明有人妄借我曾祖父的名字，推行自己的私論。請皇上下旨禁絕《司怪溫公紀聞》，杜絕邪說的流行，使百姓免受煽惑。」
司馬伋明知曾祖父有此著述，偏偏以別人無中生有來開脫，顯然是從政治技術上操作上變相地與曾祖父劃清了界線。由司馬積極的政治上正確的表現，使高宗很快又掀起了一場以查禁《涑水記聞》為中心的禁野史(毀版)的運動。
司馬光作《涑水記聞》(又名《司馬溫公紀聞》是前朝史學界所共認的事，在本質上這本書是長篇資料彙編，是為編輯《資治通鑒考異》後做的輔助工作。它多采宋代舊事，自太祖記到神宗，每條下都註明何人所說，其記述以國家大事為主，但也涉及一些瑣事。元祐更化重修的《神宗實錄》從中取材不少。
談到《司馬溫公紀聞》，就不能不附帶說一下李綱寫的《靖康傳信錄》。宋高宗趙構所指「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主要對象就是李綱的這本私家日記。作為宋微宗禪讓事件的參與人，他有權威來表述這一事件。
李綱本來也希望徽宗傳位給太子趙桓，此時趙桓是首都的行政與軍事長官(開封牧守)，有一定的號召力。李綱與門下侍朗(相當於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敏二人通氣後，吳便一人入朝對皇帝講了利害關係，並說：「你退位可保國家無損，你自己也可長壽」；皇帝不明白此舉與長壽的關係，吳就利用徽宗迷信道教的特點來誘導他：「陛下你是長生大帝君下凡，一定要有青華帝君相助才行。這就是傳位的奧妙之所在！」於是，趙佶下定了決心。
李綱記錄的真實情況表明：禪讓帝位並不是徽宗的本意，而是在吳敏的一力操縱下而成。這樣，不但不能塑造趙佶如堯的偉大形象，還顯現出他的膽怯與無知。
宋徽宗不只是趙佶本人的徽宗，而是整個趙宋皇族的徽宗。如此低能的形象肯定有辱於祖宗，也讓後人受不了。之於後者，就像當年劉駿評論他祖父劉裕一樣：「一個莊稼漢混到當皇帝，真讓人受不了。」－－如此按徽宗的本來面目傳下去，說不定趙家後人也會說：「這麼一個頭腦簡單的傢伙，怎麼也會當了皇帝，真讓人受不了。」從而也使趙宋家整體形象受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