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貧民人生
歐陽修給謝希孟的詩寫序﹐其中有一句說她「不幸為女子」﹐如果給女性主義者讀到﹐歐陽公又要有麻煩了。但歐陽修並非失言﹐只是在說實話。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黴﹐而若論倒大黴﹐則是從宋朝開始。宋代理學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能力﹐強且深遠—早期的理學三巨頭中﹐程頤不用說﹐有名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在﹔張載曾作《女戒》﹐第一句話便是「婦道之常﹐順唯厥正」﹔周敦頤則說﹐治國的根本在於治家﹐而「家人離﹐必起於婦人」﹐也就是說﹐要使天下太平﹐必須從軟柿子開始捏。
在北宋事情還來不及像後來那麼糟。改嫁和財產繼承的權利﹐尚有些保障﹐而社會的風尚也還開通。宋代多才女﹐說明了一些事情﹐因為在古代﹐讀書寫詩是社會處境的一種標誌。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處境就不錯﹐她們都寫詩﹐他夫人會寫「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他妹妹會寫「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他女兒會寫「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他侄女會寫「不緣燕子穿簾幕﹐春來春去那得知」。
宋代有兩個謝希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女詩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這位男謝希孟有些意思﹐曾說「天地英靈之氣﹐不鐘於男子﹐而鐘於婦人」﹐大概是賈寶玉的先聲。但這種話只好算是憤激之言﹐不足以證明其真實的立場。另一位出言憤激的﹐是晚清的汪士鐸。他的狷急狂傲﹐本來也普通﹐但他死後﹐有人刊印了他的《乙丙日記》﹐終於把大家嚇了一跳。
《乙丙日記》對女性所發的議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汪士鐸認為女人數量太多﹐是世亂之由。所以他的主張之一竟是「推廣溺女之法」。家有兩女﹐賦稅加倍。而窮人家﹐乾脆不允許生養女兒。汪士鐸並沒有瘋。他身後的名聲﹐也不是瘋子所能冀求的。他還對女性的長壽憤憤不平。他說男子理該活到六十歲﹐活到五十歲﹐只算夭折﹔活到七十﹐是有福氣﹔而女性呢？活到二十歲﹐就是正壽﹐三十曰「甚」﹐已經活得太久了。接下來﹐四十曰變﹐五十曰殃﹐六十曰魅。活到七十八十呢？妖怪。
在對汪士鐸憤怒前﹐不妨再看看他對身邊女性的實際感情。汪士鐸幼年家貧﹐他曾回憶﹐母親在夏天常吃放壞了的食物﹔到冬天﹐手膚皸裂如碎瓷。母親一生勞瘁﹐「此士鐸所最痛心而不忍一涉想者也﹐嗚呼奈之何哉」。主張「家有兩女倍其賦」的汪士鐸自己倒生過五個女兒。他的長女淑芹﹐在洪楊之亂中投水死﹐年二十八歲﹐已經活過了汪所論的二十歲「正壽」。然而﹐「雖曰正命﹐然自為人父者﹐思之則不能為悲也」。他最鐘愛的二女兒淑蘋﹐嫁的人家不好﹐只活到二十二歲﹐實死於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記里頗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幾日﹐故不接來。知其以後之難﹐故祝其死也﹐聞其信﹐言柴米俱難﹐故每食輒淚下﹐無事則為之思﹐自己無能才拙﹐身後寡妻猶難顧﹐如何顧寡女？」
「愛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鐸對女兒的感受。對女兒的愛憐﹐對社會和自己的厭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於弱者。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鐸的第一個妻子老實溫順﹐有時汪士鐸不講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鐸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時﹐因為要省錢給女兒辦嫁妝﹐捨不得求醫問藥﹐遂至不起。汪士鐸多年後才說﹕「此余之深悔者也。」
因為無子﹐汪士鐸續娶了一位年輕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前任的反面。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鐸嘴上吵不過﹐手上打不過﹐只好偷偷在文字中洩憤﹐說她種種兇悍﹐「尋死拚命﹐多言長舌」﹐詛咒她「死於淩遲之國法」﹐或「死於拚命之騙人」。憎恨汪士鐸的人或許要說「惡人自有惡人磨」了。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記》中一些可駭的主張。不過汪士鐸的人口主張﹐終究不是什麼嚴肅的社會理論。他看到了人口問題﹐但他的學術背景﹐使他沒有可能提出建設性的主張﹐只好故為狂怪之言﹐聊洩心頭之悶。他是個極端的例子﹐其實﹐古代士大夫對女性的態度﹐沒有一人是不矛盾的。
汪士鐸有兩句詩﹐最可玩味﹕「生女必強撼﹐生男必狡詐。」當屬這兩句最尖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