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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明史上為數不多的有為皇帝之一﹐他開創和成就了「仁宣之治」﹐曾被史學家譽為「守成之君」﹔此外﹐他文化修養極高﹐是位丹青高手﹐據悉目前尚有不少作品傳世﹐故史書記載他「雅好詞翰」﹐「精於繪事」﹔可惜的是﹐也有野史披露﹐他還是位鬥蟀專家。因一國之君沉溺小蟲﹐與一代明君身份不符﹐故正史不記其鬥蟋之事。那麼﹐明宣宗是否真的如野史所說是「蟋蟀皇帝」呢﹖筆者今天想談談這個問題。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觀察是很早的。在兩千五百年前經孔子刪定的《詩經》中﹐就有《蟋蟀》之篇。人們已觀察到秋季轉涼﹐蟋蟀入堂的規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類的詩句。漢初成書的《爾雅》﹐釋「蟋蟀」為「蛬」﹐亦寫作「蛩」﹐音瓊。蛩﹐指蝗蟲一類昆蟲。蟋蟀似蝗而小﹐漢魏人又細分之﹐稱之為「吟蛩」﹐即善於吟叫的小蝗蟲。魏晉時代﹐則常稱之為「促織」﹐亦稱之為「趨織」。其音皆與今俗稱之名「蛐蛐兒」相近。其得名﹐乃緣之於其鳴叫之聲。從訓詁學角度考慮﹐「促織」､「趨織」､「蛐蛐」﹐皆為同音轉化而來。
　　有人說「鬥蟋之戲﹐約源於唐﹐著於宋﹐而盛於明清」。筆者很同意這種觀點。理由有二﹕
　　一是南宋鬥蟋已經極為普及。當時鬥蟋蟀已不限於京師﹐也不限於貴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戲。就連著名和尚濟顛僧﹐也曾為其被譽稱為「鐵槍」的蟋蟀之死而傷悼﹐為之安葬﹐並作悼詞､祭文﹐以為紀念。何況南宋時期﹐還出現了一位「蟋蟀宰相」﹐即南宋將亡之際的權相賈似道。故說「著於宋」並非妄言。
　　二是鬥蟋盛於明清也有依據。自南宋賈似道的《促織經》問世以後﹐明清兩代多有關於蟋蟀的專著相繼問世。僅據我們所知的﹐就有明代袁宏道的《畜促織》､劉侗的《促織志》﹐到了清代更是論著多多。有金文錦的《促織經》､石蓮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輯的《蟋蟀譜》､金六廠刪定的《促織經》和朱從延纂輯､林德垓､莊樂耕重訂的《蚟孫鑒》等。可見鬥蟋盛況空前﹐風氣濃郁﹐否則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專門論著存世。
　　既然明清鬥蟋之風已經久不衰﹐明朝宣德皇帝有此愛好﹐也就有了存在的時代背景與環境可能。當然﹐我們不能僅憑這些就簡單定論朱瞻基即「蟋蟀皇帝」。其實﹐史料中對宣德皇帝是「蟋蟀皇帝」的記載亦有不少。下面我們以史料與旁證舉例說明。
　　其一﹐考古發現有證實。明人李賢在《天順日錄》中有明確記載﹐宣德死後﹐他母親張太后當場下令﹐把他所有玩兒的東西全砸了。1993年﹐景德鎮出土了一窩青花殘片﹐把這些殘片復原後﹐儼然就是宣德時期的蟋蟀罐﹐一共21件﹐且一看就是故意砸的。這說明宣德年間﹐景德官窯確實在為皇宮燒製青花蟋蟀罐。既然﹐蟋蟀罐的成堆出土﹐證明野史記載的有關明宣宗的好鬥蟋記載並非僅是傳說﹐所述的一切皆為真實。
　　其二﹐其他史料有記載。「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這個俗語﹐流傳很廣﹐記載頗多﹐但經查史料﹐見初載於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卷24「技藝」門「鬥物」類。此書有載﹕「我朝宣宗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時語雲﹕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存。」
　　筆者將信將疑﹐又查閱了其他文獻﹐發現確有其事。明代王世貞《王弇州史料》中就收錄了明宣宗朱瞻基給況鐘的那道密詔﹐全文如下﹕宣德九年七月﹐敕蘇州知府況鍾﹕「比者內官安兒吉祥採取促織。今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以敕他每於末進運﹐自要一千個。敕至﹐而可協同他干辦﹐不要誤了！故敕。」。
　　試想﹐皇帝開口就是搜覓千頭上好蟋蟀﹐談何容易！故而﹐一敕至府﹐健夫小兒﹐常「群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於溷廁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貓。」為進貢一頭蟋蟀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肯定不在少數﹐這真可謂是中國鬥蟋史上的「血淚篇」。
　　呂毖在《明朝小史》曾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宣宗酷好鬥蟋蟀﹐就向江南索取上品﹐動輒每隻數十金。當時楓橋一個糧長被郡督派遣去尋找﹐終於尋到一隻「最良者」﹐他馬上用自己所乘的駿馬交換了過來。回到家後﹐他非常小心的把這個命根子放在了蟋蟀罐裡。其妻聽說這隻蟋蟀是用一匹駿馬換來﹐非常好奇﹐心想它肯定很奇異﹐便打開蓋子想偷看蟋蟀尊容。沒想到﹐這隻「神奇」的蟋蟀一下子從罐中跳將出來﹐還未等追上﹐便被院子裡的雞給啄死了。他的妻子一看惹了大禍﹐非常恐懼﹐便上吊自殺了。糧長回來發現妻子已自盡﹐悲傷不已之餘﹐更害怕因蟋蟀之死而受到法律制裁﹐於是也一根繩子隨著自己的妻子而去。這無疑是個極端的悲劇﹐為一隻進貢的蟋蟀﹐鬧的家敗人亡。
　　其三﹐後人對此有描寫。也許正是因為糧長家發生的事﹐給了清代文學家蒲松齡以啟發﹐他將這一悲劇寫成一短篇小說﹐名字就叫《促織》。內容說的是明宣德年間﹐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窮困潦倒的讀書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處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終日﹐「憂悶欲死」之時﹐終於得到一頭佳品﹐誰知剛剛到手﹐卻被頑皮的兒子捏死了。兒子懼怕父親責罵﹐投井自盡。雖被救起﹐卻長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隻輕捷善鬥的蟋蟀。其父得之﹐獻給皇帝﹐得了重賞。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堪稱一篇「蟋蟀佳作」。後人將此故事改編為電影上映﹐直題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畫龍點睛﹐一語破的。
　　綜上所述﹐我們講明宣宗朱瞻基就是「蟋蟀皇帝」﹐看來並沒有冤枉他。他「好促織之戲」完全是事實。
　　可悲的是﹐正是由於他酷愛鬥促織﹐許多大臣和地方官員為取悅龍顏﹐必定變本加厲地下達進貢促織任務﹐這不僅給百姓造成了極大負擔和深重苦難﹐也助長了上行下效的鬥蟋惡劣風氣。因此﹐明宣宗這樣一個荒唐愛好﹐這般一樁惡政行為﹐將會給明朝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儘管在明朝正史中難以尋覓到明宣宗好鬥蟋的記載﹐但畢竟大明王朝曾經處處「促織瞿瞿叫」﹐上品蟋蟀都是「宣德皇帝要」﹐這就肯定無法掩住百姓的口實﹐無法掩蓋歷史的真相。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民謠就是一頁歷史的記載﹐就是一片民心的反映﹐就是一面真實的鏡子。它既照出了古代帝王不務正業的昏庸﹐也敲響了我們今天治國為官的警鐘。
　　統治者應當怎樣去治國﹐絕不是一樁能夠隨意的行為﹔領導者該有怎樣的愛好﹐絕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玩物喪志暫且不說﹐敗壞風氣､損害社稷事關重大。明宣宗朱瞻基當「蟋蟀皇帝」﹐不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