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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中方是唐朝。
　　659年﹐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蘇定方率軍13萬征百濟﹐新羅以5萬精兵接應﹐唐､新羅聯軍迅速擊潰了百濟﹐俘虜了百濟國王義慈。義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殘部﹐企圖復國﹐於660年向日本求助﹐並要求放回作為人質的豐璋王子﹐日本當在位的齊明女皇答應福信的請求﹐送回豐璋王子﹐並於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親自指揮與唐､新羅聯軍的戰鬥﹐卻因勞累過度而病故﹐出征計劃擱淺。
　　662年﹐日本組織大量戰備物資援助百濟﹐5月援百濟將軍阿曇比邏夫率170艘船師抵達百濟。663年8月﹐日本又派盧原君率援軍萬餘﹐渡海趕赴白江口。同時﹐唐､新羅聯軍決定進攻百濟豐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將劉仁願､劉仁師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進擊﹐由唐將劉仁軌､杜爽､百濟降將扶餘隆等率水軍﹐從熊津江前往錦江下游的白江口﹐與陸軍配合﹐夾擊周留城。
　　13日﹐豐璋王為迎接日本援軍﹐率水軍候於白江口﹐17日時唐､新羅的水軍和日本船師同時抵達﹐兩軍交戰。當時日本戰船有400餘艘﹐唐､新羅聯軍只有170艘﹐兵力也處在劣勢﹐在三回合較量中﹐雙方未取得決定性戰果﹐到18日﹐兩軍第四次合戰﹐由於日､百濟方高估了已方優勢﹐輕視唐､新羅聯軍的實力﹐盲目拚殺﹐結果大敗﹐400餘艘戰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殘軍投降﹐百濟國滅亡。
　　白江口海戰勝利後﹐唐朝繼續對高句麗用兵﹐因此未能懲罰倭國與百濟聯合與唐朝發生戰爭的行為﹐唐朝始終與當時的倭國保持聯繫﹐但密切程度已經低於聖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這段期間與中國隋唐兩朝的關係。而日本方面由於始終擔心唐朝對日用兵﹐同樣未能主動發起更大規模的與唐朝密切聯繫﹐而這一切﹐由於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後完全改變。日本在白江口海戰敗於中國之後﹐更激發了向唐朝學習的熱情﹐開始派遣規模更大､次數更多的遣唐使﹐中日兩國歷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時期終於開啟﹐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單獨結束派遣遣唐使﹐才結束了這一中日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時期。
　　第二次和第三次﹐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侵日戰爭。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絕無的兩個由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後､建立了以華夏農耕中國為核心區域､但同時跨越遊牧區域和漁獵區域的､完全不同於傳統農耕中國的中國正統朝代之一。元朝是由發源於中國西北方的中歐草原地帶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遊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農耕區域發動全面擴張歷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興旺的頂峰﹐建立了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蒙古帝國分裂後﹐其分裂的碎塊構成了今天世界體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國家﹐而蒙古人在東亞的經營﹐事實上為在疆域擴張問題從本質裡保守的華夏中國﹐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擴張和融合的時期。
　　今天的中國大地域版圖﹐首先是在元代中國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國同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具有正統地位､而且為後世中國留下重大遺產的朝代。元代同樣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絕無的主動向周邊區域擴張全面發動戰爭､以期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安全秩序的時期﹐僅這一點﹐就足以使元代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區別。而從現代國家和國際體系的眼光來觀察﹐元代的周邊擴張其實同樣代表著一種經濟和安全的理性﹐既盡可能地擴大核心統治體系的範圍﹐消除任何潛在的破壞秩序的可能﹐同時創造大地域的貿易交換。
　　從安全和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元代中國的對外擴張其實有很多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生產興起後的現代性﹐而元代對日本的二次戰爭和戰爭失敗﹐同樣是影響了隨後中日各自歷史的重大戰爭事件。自從唐代後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國脫離外交關係長達4個世紀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後﹐企圖改變這種情況﹐使日本與其他政權和民族一樣臣服於蒙古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忽必烈數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為日本政府拒絕。
　　公元1270年﹐蒙古使節第五次到達日本﹐傳達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貢﹐蒙古即將出兵﹐當時18歲的日本執政者北條時宗(1251~1284)堅決拒絕這一要求﹐並壓制了其他人的妥協態度﹐下令西國的守護和地頭準備防禦。忽必烈聞此訊後﹐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絕的憤怒與恥辱﹐他不顧元與南宋激戰正酣﹐下令準備軍隊､船隻､糧餉﹐向日本發起戰爭攻勢。日本軍隊也在北條時宗的命令下嚴陣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風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為此高麗人､漢人被迫造船､運糧餉﹐充當士兵﹐他們深受其害。但忽必烈執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驚四境而歸。其實元朝軍隊僅僅在戰爭開始階段取得了一些戰果。以後則屢戰屢敗。
　　儘管日本人的武器無法與元朝人的長距離武器相匹敵﹐他們的指揮官也不如久經戰場考驗的元朝軍隊領袖那樣有經驗﹐但他們擅長於面對面的搏鬥﹐而戰鬥過程中突然降臨的暴風雨使元朝軍隊和船艦在退往曠海中時損害慘重﹐他們不得不無功撤退。元朝第一次東征日本以失敗告終。這在蒙古興起後的戰爭史中極其罕見的。蒙古人戰無不勝的神話在海戰中破滅。
　　忽必烈聽到征服日本失敗的消息後﹐感到非常震驚﹐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攜書前往日本﹐並以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納貢﹐否則將訴諸於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絕了元朝統治者的要求並處死了使節。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國﹐他一方面招募軍隊､籌集資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貢﹐否則元軍將至。北條時宗再次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並積極策劃遠征高麗。忽必烈別無選擇﹐他於至元十八年(1281)以日本殺使臣為由﹐結集南宋新投降的十萬人組成一支大軍遠征日本。兵分兩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從高麗渡海﹔阿塔海､範文虎､李庭率新附軍乘海船九千艘﹐從慶元､定海啟航。
　　元朝的二路大軍約定六月以前會於壹岐島及平壹島。高麗國王也為元朝提供了一萬軍隊﹐1500水手﹐900隻船和大批糧食。然而﹐人數多､輜重多的元南方軍隊行動遲緩﹐沒有按預定時間與東路軍會合﹐東路軍在等待無望的情況下﹐從合浦出發﹐侵襲日本對馬､一岐兩島後﹐進抵築前志賀島登陸。日本守軍已有前次抗擊蒙古的經驗﹐他們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構築防禦工事﹐並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志賀島與九州之間有陸路可通)﹐與東征元軍進行了激烈戰鬥。元軍戰敗﹐退至鷹島､對馬､一岐､長門等地﹐與姍姍來遲的江南軍會合。
　　然而會合後的元軍不但不積極進攻﹐反而因高麗､漢､蒙古統率之間的矛盾而不能協調作戰。這樣蒙古軍在毫無蔭蔽的前提下﹐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兩方對峙達兩個月之久﹐蒙古軍隊無法取得勝利。兩個月之後﹐既8月15~16日﹐一場巨大的颱風襲擊了日本海岸﹐在此次颱風襲擊下﹐蒙古東路軍損失1/3﹐江南軍損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殺或溺死。漢文史料也記載到﹐由於元軍戰船「縛艦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颱風襲擊下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海中如麻。統率範文虎臨陣脫逃﹐獨帆走高麗。元朝第二次東征日本又以慘敗而告終。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總結教訓﹐反而於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東北女真人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隻､高麗人為他提供糧食。但由於國內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忽必烈終於在公元1286年屈服於客觀力量短缺的壓力﹐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至此﹐元朝與日本的軍事關係以元朝的失敗而結束。
　　忽必烈侵日失敗代表著當時具有最高軍事組織能力和技術水平的蒙古軍事力量､完全不適應與大陸作戰不同的海上登陸作戰﹐而事實上﹐在與元朝軍隊對陣過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樣沒有真正的軍事優勢﹐其勝利是由於入侵蒙古所進行的跨海登陸作戰﹐本身其為複雜﹐要依靠大量的當時尚未被人類掌握的技術､諸如對颱風天氣的預報和多波次連續登陸進攻。事實上蒙古軍隊在所有無法展開其騎兵優勢的戰場､如安南､爪哇､和高麗都遭遇了失敗﹐這也是蒙古擴張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過程。
　　而從亞洲體系的角度來看﹐元朝侵日的失敗﹐使日本始終游離於東亞大陸體系之外﹐並保持著相應的入侵大陸的力量﹐蒙古入侵失敗後﹐很快發生的日本對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入侵﹐都從另一個角度證實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對元帝國秩序的威脅。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試圖建立大陸主導的東亞統一帝國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華帝國秩序外的日本､最終證明了是中國的心腹大患。
　　第四次﹕中方是明朝。
　　明朝出兵援助朝鮮對豐臣秀吉之戰(公元1592年､1597年﹐明萬曆十九年﹐萬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祿元年﹐慶長三年)﹐所以日本方面稱為「慶長文祿之役」﹐朝鮮稱「壬辰衛國戰爭」。
　　在日本的對外擴張歷程中﹐為日本的大陸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調﹐以至於影響了日本以後的歷史﹐直至今天仍被認為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實質上是日本歷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過於豐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瘋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豐臣秀吉的行徑就已經一目瞭然。
　　豐臣秀吉(1536~1598)﹐原在戰國大名織田信長(日本「戰國」時代勢力強大的封建領主)部下為將﹐因屢建戰功﹐漸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為大名。初名木下籐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織田信長被家臣襲擊﹐被逼自殺身亡﹐豐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擁立「後陽成天皇」﹐自己測冠以「豐臣」。1585年任關白(相當於「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當於「太攝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統一。1591年將職位讓給其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閣」(相當於「國老」)﹐改而專事「海事征討」謀略及計劃實施。
　　豐臣秀吉以武力統一了戰國時代大名紛爭的日本後﹐自感實力強大﹐迫不及待地發動對中國的戰爭。早在戰國紛爭階段﹐他奉命征伐時﹐就說過﹕「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時說﹕「如今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晉陞﹐鄰國在握﹐財富充裕﹐已無他求。唯望自己的名聲和權勢遺留後世。待日本諸事穩定後﹐將讓日本於兄弟﹐自己為征服朝鮮和中華﹐決意渡海」。1587年他在給愛妾淺野氏的信中說﹕「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明)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
　　1590年他致信朝鮮國王﹐要求借道進攻中國﹐遭拒絕後﹐他於1591年把關白職位讓給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閣」﹐在松浦郡建造名護屋城﹐作為作戰大本營。1592年4月﹐出兵朝鮮﹐豐臣秀吉宣稱官次戰爭不是對朝鮮而是對明朝﹐朝鮮只是路過﹐這從5月18日發佈的遷都北京準備令裡也有體現﹐該命令中只公佈了中國和日本的官職﹐對朝鮮未做安排。豐臣秀吉認為兩年內就可以遷都北京﹐自己將定居寧波﹐然後主持對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鮮後﹐豐臣秀吉坐鎮名護屋為統帥﹐宇喜多秀家擔任前線總指揮﹐黑田長政､小西行長和加籐清正兵分三路進擊﹐並迅速攻佔朝鮮京城和大片國土﹐但由於其海戰能力弱﹐被朝鮮將領李舜臣通過兩次海戰﹐殲滅了日軍精銳部隊﹐致使日本陸軍的北進受到牽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軍李如松部近5萬人與朝鮮軍隊配合﹐相繼收復失地﹐日軍退縮﹐豐臣秀吉提出議和﹐第一次戰爭暫告結束。
　　由於豐臣秀吉無法滿足於當時明朝中國在華夷體系內預留給日本的地位﹐此後兩年多的明日和談最終失敗。1597年1月﹐日軍再次進攻﹐黑田長政在稷山被明朝軍隊擊敗﹐海軍也被李舜臣在鳴梁海面重創﹐明朝援軍繼續入朝﹐進擊加籐清正和小西行長部隊。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憂鬱而死﹐日本撤軍﹐到12月全部撤出朝鮮﹐第二次侵朝徹底失敗。
　　另一位日本封建領主德川家康也了取代豐臣秀吉的勢力﹐建立統一的日本戶幕府。這次侵略戰爭的失敗﹐使日本又意識到與中國作戰的時機不成熟﹐於是江戶幕府馬上又採取對中國表面上睦鄰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維新後﹐中日間又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第五次中日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