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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孫中山踐諾辭職﹐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隨後蔡元培､宋教仁等作為專使北上迎袁世凱到南京就職﹐因發生北京政變﹐袁世凱以穩定北方局勢的名義﹐獲准設臨時政府於北京。
　　臨時政府到了北京﹐臨時參議院自然不能繼續在南京辦公。臨時參議院在北上的過程中進行了改選﹐議員人數從40多人增加到130人左右。在有資料可查的123名議員中﹐共和黨人數最多﹐同盟會次之﹐統一共和黨第三。統一共和黨的吳景濂被選為議長。
　　同盟會在1912年4月由地下走向公開﹐選孫中山為總理﹐黃興､黎元洪為協理﹐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汪精衛､吳稚暉標榜「不做官吏」､「不當議員」等「六不主義」﹐淡出同盟會會務。對同盟會的發展﹐孫中山主張做一個在野黨﹐監督政府﹔而宋教仁則希望同盟會能在國會中佔據多數席位﹐進而成為執政黨。黃興等同志都對宋教仁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孫中山只好將同盟會交給宋教仁打理。
　　共和黨由民社､統一黨等五個政黨合併而成。孫武自恃有發動首義的功勞﹐以為自己能在南京臨時政府的內閣中獲得一席之地﹐結果一無所獲。孫武挾對孫中山､黃興的不滿﹐拉攏一批軍人﹐成立了民社。統一黨則是章太炎等光復會成員､張謇等晚清立憲派聯合的政黨。由於歷史上的積怨和路線之爭﹐新成立的共和黨注定與同盟會不和。宋教仁曾與章太炎商量﹐將統一黨與同盟會合併﹐因為張謇等的極力反對而告吹。1912年4月﹐統一黨的張謇､孟森在沒有獲得章太炎和北京本部同意的情況下﹐合併了民社及其他一些小黨﹐在上海宣佈成立共和黨﹐選舉黎元洪為理事長﹐章太炎僅為理事之一。章太炎表示不承認合併﹐統一黨依舊獨立。
　　統一共和黨是谷鍾秀､吳景濂等所建﹐立意在同盟會與共和黨之外的第三黨。臨時參議院中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儘管勢力微小﹐但主要成員湯化龍､林長民等無不是響噹噹的立憲派領袖﹐他們在等待自己領袖梁啟超的歸國。除了以上幾個大黨﹐自晚清逐步放開黨禁到民初政治自由化﹐政治性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主要的還有如中國社會黨､中華民國工黨､中華民國自由黨等﹐據統計稍具規模的民初政黨有312個。
　　北京臨時政府的首任國務總理是同盟會籍的唐紹儀﹐宋教仁在內閣中任農林總長。唐紹儀因為執意落實總理權力﹐與袁世凱產生矛盾﹐被迫辭職。內閣中的同盟會會員宋教仁､蔡元培､王寵惠､陳其美也隨之請辭。宋教仁從行政系統離開後﹐轉而經營立法系統﹐先在國會中獲得多數席位﹐然後組閣。
　　在唐紹儀內閣倒台後﹐袁世凱提名擅長外交的陸徵祥為新任總理﹐意圖打造一個沒有顯著政黨痕跡的「超然內閣」﹐三大黨中﹐共和黨比較支持陸徵祥的「超然內閣」。獲得臨時參議院通過後﹐陸總理於1912年7月18日第一次到參議院做施政報告﹐因為操一口吳儂軟語﹐再加上聲音微小﹐參議員們只能聽懂一些如「吃花酒」等瑣碎詞語﹐誤以為陸徵祥不堪大任。
　　第二天﹐除了唐內閣留任的閣員外﹐陸徵祥又提名了六位新總長﹐其中三人為同盟會會員﹐宋教仁主張政黨內閣﹐反對本黨黨員加入混合內閣﹐所以要求本黨參議員在投票時對這三人一概否決。統一共和黨也反對陸徵祥提名的閣員﹐不過出發點恰恰與同盟會相反﹐因內閣中沒有其黨黨員﹐該黨參議員對記者說﹕「大總統亦只知有同盟會與共和黨﹐故本黨人甚為不平﹐實言之﹐此次新提出之國務員意在全體反對。」。
　　在這種情況下﹐臨時參議院表決新內閣成員﹐結果六人票數全未過半。陸徵祥組閣失敗後當場請辭。「超然內閣」行不通﹐統一共和黨領袖谷鍾秀說﹕「吾看共和黨氣焰還了得﹐今日看他怎麼樣。」宋教仁､蔡元培也十分振奮﹐想要趁機出面組織同盟會的政黨內閣。
　　當時正值日俄結盟､英國宣佈在西藏有行動自由﹐而中國卻陷入了無政府狀態。這給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以干涉國會的理由。執法處長陸建章､拱衛軍司令官段芝貴等四位軍界大佬出面宴請參議員。陸建章在發言中說﹕「今日內閣人員所致力的急務是外患和財政﹐如果長期沒有政府﹐亡國的責任應在何人身上？」自副總統黎元洪以下﹐江蘇､直隸､河南等各地都督､軍長也都通電聲討參議院。甚至首義功臣鄧玉麟也威脅參議院。如果痛改前非﹐以國家為前提﹐那麼皆大歡喜﹐如若不然﹐為國家起見﹐惟知以武力判斷﹐雖受破壞立法機關之痛罵﹐亦所不計。隨後﹐袁世凱又發咨文給參議院﹐提出了一個新的六閣員名單。
　　參議院第二次對陸徵祥內閣閣員表決時﹐只有蔣作賓沒有被通過。在開會當天﹐有一位議員寫了張紙條給旁邊的議員。旁觀席上的記者用望遠鏡觀察會場﹐看見這張條子上寫了四個字﹕「議員無骨」。 參議員否決全部新閣員固然屬意氣用事﹐但一旦軍界強人紛紛施壓﹐立即改弦更張﹐議會的權力還只是停留在紙面上。
　　如很多學者指出的那樣﹐民初第一屆議會少了中國最具實力的北洋派的身影﹐這說明袁世凱雖然在推動國會選舉﹐但並沒有真正地把它放在眼中。當時的各黨也只是空有政黨的名頭﹐卻不能代表某一社會群體的利益﹐所謂選舉僅僅是各派知識分子間的競爭。天真的知識分子以為﹐憑空移植來一套先進的制度﹐憲政就能從天而降。
　　陸徵祥組閣的波折堅定了宋教仁實行政黨內閣的決心。宋教仁最早提及改組同盟會時並不順利﹐田桐等老革命黨都表示反對。蔡元培也說﹐同盟會與其他黨派聯合﹐不能通過犧牲自己的名稱來遷就別人。但宋教仁被選為同盟會政事部主任幹事﹐獲得操作黨務的權利。當年8月﹐宋教仁終於將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等合併為國民黨﹐實現了「毀黨造黨」的理想。成為臨時參議院第一大黨實際領袖的宋教仁意氣風發﹐他對外宣稱﹕「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國民黨的理事長是孫中山﹐但他在同盟會由革命黨向議會黨的過渡中的表現更傾向於默許﹐具體的謀劃和談判都是宋教仁一手包辦。外界盛傳宋教仁在黨內排擠孫中山﹐以至於宋教仁只好通過媒體澄清﹕「此次國民黨之合併成立﹐全出於孫中山､黃興二公之發意﹐鄙人等不過執行之。」對於孫中山辭職的流言﹐宋教仁說﹕「此次選舉理事﹐孫先生得票最多﹐惟孫先生此後欲脫離政界﹐專從事於社會事業﹐故不欲任事﹐曾經辭職﹐已由鄙人與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辭。」說宋教仁､孫中山翻臉固然不實﹐但宋教仁說的也不全是實情﹐推動同盟會改組的顯然不是孫中山､黃興﹐而是他自己。
　　陸徵祥內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卻趕上黎元洪非法殺害張振武､方維的案子﹐導致的結果就是陸總理事實上一天沒辦公﹐便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只好再度辭職。說來奇怪﹐陸徵祥的繼任者､袁世凱親信趙秉鈞竟是國民黨籍。其實趙秉鈞瞧不起什麼政黨﹐他曾對人說﹕「我本不曉得什麼叫做『黨』？不過有許多人勸我入黨﹐統一黨也送黨證來﹐共和黨也送黨證來﹐國民黨也送黨證來﹐我有的拆開看看﹐也有的擱置不理。我何曾曉得什麼黨？」。
　　陸徵祥､趙秉鈞內閣更迭之際﹐孫中山與黃興先後入京與袁世凱會晤。孫中山､袁世凱兩人前後洽談13次﹐孫中山對袁世凱說﹕「國家建設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內造築鐵路廿萬里﹐望君能練成百萬精兵。則中國可達到富強境地了。」袁世凱回答說﹕「辦鐵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練成精兵百萬﹐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少從表面上看﹐那時的孫中山是無意角逐政治的﹐他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時說﹕「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致力的即在此事。」孫中山在見袁世凱時承諾十年內不選總統﹔袁世凱也順水推舟地任孫中山為全國鐵路督辦。孫中山在給宋教仁的信中說﹐他要「捨政事﹐而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築。」所以雖然孫中山身上還擔著黨首的職務﹐但已很少介入黨務﹐國民黨是在宋教仁的掌舵之下走了議會道路。
　　為正式國會選舉制定規則是臨時參議院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包括《國會組織法》､《參議員選舉法》､《眾議員選舉法》在內的一系列法規相繼頒布。議員名額倣傚美國制度﹕參議員規定274名﹐其中每省10名､西藏10名､蒙古27名､青海3名､中央學會8名和華僑6名﹔眾議員共596名﹐依據各省人數分配﹐最多的直隸有46名﹐最少的青海只有3名。參議員任期6年﹐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眾議員任期3年。
　　民初議員選舉是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的。眾議員選舉先在各縣初選﹐由選民選出50倍於當選者的候選人﹐最後候選人互選產生眾議員。參議員選舉也是分為兩個步驟﹐各省先初選省議員﹐再由他們互選出參議員。有資格投票的人首先必須是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男性﹐然後還要至少滿足下列條件中的一項﹕每年直接納稅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動產﹔擁有小學或相當於小學的學歷。在任官員､現役軍人､僧侶等是沒有選民資格的。依據各省上報的數字﹐在當時全國4.4億人口中﹐有4086萬合法選民﹐佔到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左右。這個比例比晚清資政院選舉時擴大了24倍以上。
　　如很多學者指出的那樣﹐民初第一屆議會少了中國最具實力的北洋派的身影﹐這說明袁世凱雖然在推動國會選舉﹐但並沒有真正地把它放在眼中。當時的各黨也只是空有政黨的名頭﹐卻不能代表某一社會群體的利益﹐所謂選舉僅僅是各派知識分子間的競爭。天真的知識分子以為﹐憑空移植來一套先進的制度﹐憲政就能從天而降。
　　在一切法規就緒後﹐各黨競選有聲有色地進行著﹐頗有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意味。演講是參選人最重要的一項競選手段﹐湯化龍從上海溯江而上﹐每到一地都要宣講本黨理念﹐同時在當地建立民主黨支部。宋教仁派老同盟會會員仇鰲到自己家鄉湖南主持國民黨選舉﹐仇鰲在湖南的五個選區分別設競選辦事處﹐幫助本黨的參選者舉辦演講和張貼競選海報。在江蘇的茶館中﹐不同黨派的競選者相對演講﹐但聽講的都是社會士紳和知識分子﹐即使偶有農民過來圍觀﹐也都是看看就走。
　　捕風捉影地給對手製造緋聞是現代選舉中常用的制勝手段。清末有名的報人杭辛齋在浙江當選眾議員﹐但不久被人控告其吸食鴉片無選民資格。杭辛齋被關押了十幾天﹐最後沒有檢驗出他有煙癮﹐一下點燃了國民黨的怒火﹐指責地方檢事廳長許畏三誣告﹐事情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在初行民主的時候﹐賄選是無足為奇的。而只有當競選的職位真正有意義時﹐選票也才能賣出價錢。當時媒體報道﹐所在地區不同﹐初選票從1~10元不等﹐復選票少則最高可至數百元。廣東的一個富商為能過過議員的癮﹐公開給出價碼﹐凡肯投他一票﹐就能獲得一身值60元的燕尾服。
　　在競選中還發生了一件疑案﹐一個名叫吳寶璜的人向法院控告民主黨的湯化龍詐騙﹐說湯化龍在選前說好﹐如果投票給他﹐就酬謝300元﹐結果只得20元。有人說這是國民黨設計誣陷湯化龍﹐希望能去此一大敵。由於是首次操辦如此大型選舉﹐在投票流程上往往監督不足。一個選民反覆投票﹐或者一人私藏多張選票放進投票箱﹐都是常見的舞弊。此外﹐從革命黨演化來的國民黨頻繁在各地用暴力手段干涉選舉。直隸滄州的一個選區復選投票﹐國民黨人為強迫兩個民主黨人投票給他們﹐就蠶蛹軟禁的手段﹐以做威脅。
　　國會選舉中固然出現了種種問題﹐但還是順利選出了參､眾兩院的議員。國民黨大獲全勝﹐在眾議院得269議席﹐在參議院得123席﹐兩院議員人數比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還多得多。如很多學者指出的那樣﹐民初第一屆議會少了中國最具實力的北洋派的身影﹐這說明袁世凱雖然在推動國會選舉﹐但並沒有真正地把它放在眼中。當時的各黨也只是空有政黨的名頭﹐卻不能代表某一社會群體的利益﹐所謂選舉僅僅是各派知識分子間的競爭。天真的知識分子以為﹐憑空移植來一套先進的制度﹐憲政就能從天而降。
　　在國會選舉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的時候﹐國民黨的實際領袖宋教仁忙裡偷閒地返回了闊別八年之久的故鄉桃源﹐見到了母親､妻子和孩子。在此前後﹐袁世送來一張空頭支票﹐想以此收買宋教仁﹐但被宋教仁嚴詞拒絕了。宋教仁在家中休息了兩個月後﹐於1912年12月27日起順江而下﹐又開始四處發表演講﹐抨擊袁世凱政府。他在國民黨湖北支部講話時明確說﹕「在國會裡頭﹐佔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此時我們要致力於選舉運動。」宋教仁同時也知道﹐袁世凱看到這種情況﹐會設法來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我們也不必懼怯。
　　然而對於朋友們的所有提醒﹐宋教仁都沒有放在心上。在長沙﹐有人給宋教仁示警。在武漢﹐聞知會黨已同政府密切往來的譚人鳳﹐在讓他戒備之餘﹐還勸老友暫時不要去爭總理的職務﹕「責任內閣實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宋教仁不以為然地回答了六個字﹕「杯弓蛇影之事。」
　　到了上海﹐余右任､陳其美與宋教仁聚會。陳其美道﹕「鈍初﹐你不要快活﹐仔細他們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你。」宋教仁聽後笑著說﹕「只有我們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
　　1913年3月﹐國會選舉落幕﹐袁世凱在3月19日發佈命令﹐宣示第一屆國會將於4月8日開幕。宋教仁在上海準備整裝北上前﹐與《民立報》社記者徐血兒聊天﹐徐血兒說﹕「先生此行﹐責任甚重﹐顧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測之險危﹐願先生慎重防衛。宋教仁回答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全力赴之。」誰知話音落處﹐即是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