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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崎嘉平太是日本的一位著名企業家﹐曾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發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一生來訪中國不計其數﹐光和周恩來總理的正式會談就有18次。本文是岡崎嘉平太的兒子關於周恩來的一些回憶﹐催人淚下﹐讀後讓人心情難以平靜。
　　因為我跟貿易訪華團無關﹐所以我排在最後。周總理同來訪的每一個人握手後﹐站在我面前﹐第一句話問﹕「會不會說普通話？」
　　我說﹕「不會。」
　　第二句用法語問我﹕「會說英語嗎？」
　　我講﹕「英語會說一點兒。」
　　然後他用日語說﹕「我的日語忘光了。」
　　清清楚楚的日語﹐使我吃驚。他說完哈哈笑了一聲。我並沒問他會不會日語﹐他自己用日語這麼說的﹐其後我問他會不會廣東話﹐他就笑著不答而叫了廖承志先生。當然他是會說廣東話的。
　　當時﹐我父親站在周總理身後﹐他顯得特別高興﹐為什麼呢？因為他最尊敬､最喜歡的人正在和自己的兒子交談﹐我父親那帶點兒羞澀的天真的臉﹐說實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就在這一剎那﹐我明白了父親之所以要我請假陪他到北京的用意。
　　周總理對我說﹕「你父親自己不會說﹐他為我們﹐為我做了什麼樣的工作﹐我們中國對他是怎樣評價的﹐所以我來替他說一說。我非常依賴你父親﹐這種信任體現在犧牲自己利益為他人盡力的行為之中。你父親為了日本和中國﹐犧牲自己﹐盡心盡力﹐所以我們非常信任他。」
　　當時我30多不到40歲﹐可算是青年人﹐因為平生見過很多地位高的人﹐在國外如總統﹐在美國也見過國務卿等人﹐可是周總理卻是和那些人不一樣﹐首先他不給人以威力﹐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著柔和的視線﹐他對我這樣的年輕人﹐也像和朋友說話一樣親切。畢竟是12億人口中的拔尖人物﹐與眾不同。
　　晚上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會上聆聽了周總理的講話。那次講話﹐對我來說是影響深遠的講話﹐因為它成為我了解中國的基礎。這個講話概要地說是這樣的﹕日中邦交的歷史﹐在史籍記載的就有兩千多年﹐沒有記載的恐怕更悠久。
　　我從小就知道﹐日本的文化其源泉在於中國文化。聽了周總理的講話後﹐使我認識到日中兩國的友好關係也是天理。
　　我父親對我說過﹕「世界上有四大聖人﹐基督､釋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而周總理應列入聖人之中。我父親這時候笑著對我說﹐如果聖人中有兩個是中國人﹐可能別人會有意見的﹐只好委曲一下孔子﹐把這個地位讓給周總理。
　　我聽父親說﹕「他和周總理的正式會談就有18次﹐但非正式的會見不計其數。有時候還到周總理的辦公室去會見。正式會談時周總理穿著筆挺的中山服﹐在日常工作時﹐他穿著有補丁的衣服。這件事對我父親的影響很大﹐從此我父親再也不添置新衣服了。年紀大了以後衣服顯得肥大﹐但他照樣穿著舊的直到去世。我想父親這樣做﹐是為了使自己更接近於周總理的緣故吧。我母親看著父親那肥大的衣服﹐幾次勸他做新衣服﹐可他怎麼說也不聽。」
　　我父親經常說﹐人一般來說﹐得到權勢後﹐不管這個人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總不免在某些方面會流露出傲慢來﹐表現在態度上﹐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人﹐地位高了就會流露出來的﹐可是在周總理身上半點兒都找不出來。我父親是1989年發病住院後8小時安然去世的。整個葬禮結束後﹐包括我母親在內﹐我們幾個弟兄圍坐在一起交談時﹐我母親就說﹕「不太悲傷。」
　　我們都驚呆了！這是為什麼？我母親心平氣和地說﹕「你父親活到了92歲﹐又能到周總理身邊了。我倒是高興他能夠去周總理的身邊﹐這怎能說是悲？是高興。」
　　當時我忘了是誰提醒的﹐反正不約而同的﹐將周總理相片放在父親遺體的胸上﹐送去火葬場。因為我父親平時總是把周總理的照片隨身帶著。骨肉之死當然是悲痛的﹐但想到我父親到了周總理的身邊﹐無拘無束地交談﹐他們在天上保佑著我們﹐這樣﹐心情緩和了許多。
　　從中國朋友那裡聽說﹐在淮安﹐在周總理的故鄉﹐有我父親留下的字跡。寫的是﹕「訪問周總理的故鄉淚流不止。」落款是﹕「弟岡崎嘉平太。」
　　那裡常有很多中國友人去採訪﹐常常問起﹐周總理哪來日本的弟弟﹐我也盡力作些說明。其實﹐我父親比總理的年齡要大一些。但是從人格來說﹐他認為他只能是弟弟。我看﹐周總理面前的我的父親﹐只能認自己為比他小很多的弟弟。一生中﹐能遇到這樣的朋友﹐總算是沒白活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