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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正彥﹐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任湖南石門縣委書記(原是分管農業的縣委書記﹐1965年任第一書記)﹐70年代任湖南國營西洞庭農場黨委書記﹐80年代任湖南桃源縣委書記。不論在哪裡任書記﹐他都堅持在農業戰線搞包產到戶和生產責任制﹐並都取得了成功﹐贏得了群眾擁護﹐也給國家作出了貢獻。1983年他升任常德地區紀委書記﹐1985年當選為湖南省紀委委員﹐1990年任常德市委特約顧問﹐1992年退休。這裡﹐我們談談他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屈不撓､堅持不懈地搞包產到戶和生產責任制的故事。
　　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在農村長期推行極左政策﹐大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調」「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導致嚴重的「五風」錯誤(即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共產」風､生產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造成農業和畜牧業大減產﹐再加上糧食高徵購﹐造成城鄉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特別是農民更苦﹐吃不飽飯﹐許多地方農民吃野菜﹐吃樹皮﹐餓死了不少人。
　　1961年﹐覃正彥帶領石門有關部門的同志在農村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研究。在雁池公社馬家大隊﹐他們發現一個生產隊在少量的自留地和新開墾的荒地上種玉米､紅薯､黃豆等﹐結果以不足生產隊總耕地面積的10%﹐卻收穫了佔全隊30%以上的糧食﹐群眾就靠這些糧食渡過了難關。
　　在城關公社紅土坡大隊的一個生產隊調查﹐晚上開座談會時﹐有個叫王傳江的社員站起來說﹕「你們都怕說﹐我來說﹐說錯了我坐牢﹐坐牢還有飯吃。農業生產這樣搞下去只有死路一條。按我們社員要求就是要搞包產到戶。」他一下說出包產到戶有十大好處﹕多產糧食社員能吃飽飯﹐生產隊長不用天天喊工催工﹐生產有責任心﹐不偷工減料﹐生產質量有保證﹐勤快人更加勤快﹐懶人也不偷懶﹐狡猾人搞不成狡猾工﹐社員不為評記工分吵架了﹐國家徵購任務也可以完成。王傳江發言後﹐其他人都搶著發言﹐都要求搞包產到戶﹐七嘴八舌又補充了五大好處﹐這樣包產到戶就有了十五大好處。
　　當時﹐覃正彥內心是主張搞包產到戶的﹐但又害怕﹐因為這是個禁區﹐搞不好要受批評﹐甚至受處分。1962年3月﹐他在全縣三級幹部(大隊支部書記､公社幹部､區幹部)大會上作報告﹐講到農業生產時﹐原原本本地講了包產到戶的十五大好處﹐但同時也講了包產到戶有七大壞處(主要是怕產生資本主義)﹐並提出西北山區可以搞包產到戶或包產到組。這樣﹐全縣有不少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有的變相搞了包產到戶､包產到組等多種形式。凡是搞了責任制的都增產增收﹐幹部群眾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國家徵購任務也完成了。但他卻為此挨了不少批﹐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這當成他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大罪狀。
　　1966年11月﹐當時地委社教工作隊的負責人跟覃正彥談話﹐說﹕「老覃﹐你確實犯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縣委書記在三級幹部大會上鼓吹包產到戶有十五大好處﹐全省沒有﹐全國也可能沒有。」。1967年10月﹐由軍代表支持的造反組織印發了覃正彥的「罪狀佈告」﹐佈告上「覃正彥」三個字還用紅筆打了「×」。佈告上羅列的十大「罪狀」之一就是說覃正彥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大肆鼓吹包產到戶有十五大好處﹐致使全縣許多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和包產到組﹐嚴重破壞了農村社會主義經濟。加上其他莫須有的罪名﹐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六七年的殘酷鬥爭和折磨。
　　恢復工作後的1973年1月﹐覃正彥被貶到國營西洞庭農場﹐任中共國營西洞庭農場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場長。西洞庭農場屬於「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由贏利變成了嚴重虧損﹐幹部職工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當時﹐他認為自己主政一個縣的工作都搞得好﹐對辦好這個小小農場(只有一個公社的人口﹐一個區的面積)充滿自信。隨後﹐他和辦公室的冉祖武﹐到三分場三隊進行調查研究﹐發現這個隊的幹部職工居住條件非常簡陋﹐情緒低落﹐勞均虧損500多元﹔第二天到一分場八隊調查﹐也是勞均虧損近600元。走遍全場﹐虧損的現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外﹐主要是農場管理體制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1.4萬名男女勞力﹐100多個獨立生產單位﹐由總場統一核算﹐按等級發工資﹐職工平均工資不到20元﹐男女同工不同酬﹐幹多幹少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多勞不能多得﹐正如幹部職工反映的是「坐大船划懶槳」。通過全面調查﹐他下決心要改革農場經營管理體制﹐改總場一級核算為三級核算(總場､分場､生產隊)四級管理(加上作業組)﹐超產獎勵到職工個人﹔超產部分總場得小頭﹐分場､生產隊和職工個人得大頭﹐一般是二八開的比例。
　　覃正彥在一分場八隊﹐辦經營管理體制改革試點﹐制定農場體制改革八條﹐印發到全場基層單位﹐召開幹部職工大會﹐宣講農場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用通俗形象的語言說﹕「小小農場﹐看起來好似一葉輕舟﹐劃起來猶如萬噸巨輪﹐為什麼划不動呢﹖正如幹部和職工反映的﹐主要是『坐大船划懶槳』﹐責任不在幹部職工﹐而是農場管理體製造成的﹐所以要改革管理體制﹐大家齊心協力劃快槳﹐使農場經濟騰飛。」。
　　在經營方針上﹐覃正彥提出﹕「農場本姓農﹐屁股坐在農業上﹐兩眼盯在工業上。」他之所以說「屁股坐在農業上」﹐是因為當時國家實行計劃經濟﹐農場每年要上繳徵購糧1200萬斤﹐統購皮棉1800擔﹐出口肥豬4000頭﹐還有外銷內銷魚80多萬斤。為什麼說要「兩眼盯在工業上」呢﹖他認為農場只有大力發展工業﹐才能做到以工補農﹐農､工､商一體化﹐才能扭虧為盈﹐使農場的經濟快速發展。
　　1973年﹐農場工農業都有很大發展﹐實現了扭虧為盈。1974年﹐「四人幫」打著「批林批孔」的旗號﹐批資本主義復辟。農場的造反派到處搞串聯活動﹐拼湊上千人﹐組成七個造反隊﹐到總場造反﹐要揪農場的「孔老二」﹐揪制定經營管理「黑八條」的「黑後台」。二分場有個副隊長寫了一張批判覃正彥的大字報﹐其內容是﹕「可憐可憐真可憐！可憐一九七三年﹐自從來了公社佬(指覃正彥)﹐就把責任制來搞﹐資本主義復辟了﹐我們要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農場職工要線不要錢… …」。
　　在造反派氣焰囂張的情況下﹐一名農場黨委常委提出﹐農場制定的管理八條是否暫停執行﹖覃正彥召開農場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理直氣壯地表明態度﹕「農場制定的管理八條﹐不是『黑八條』是紅八條﹐我也不是『黑後台』﹐是『紅』是『黑』要由廣大職工評說。」並堅定地說﹕「我是洞庭湖的麻雀﹐經過大風大浪﹐嚇大了膽﹐我『賊心不死』﹐管理八條要全面執行。」這次會議後﹐統一了思想﹐頂住了「批林批孔」的歪風邪氣﹐農場制定的管理八條不但順利執行﹐還更加完善。
　　1975年﹐覃正彥在四分場十隊推行油菜包產到戶超產歸己的責任制﹔1976年﹐他在三分場八隊辦試點﹐搞了包產到作業組､分解到勞､超產全獎的責任制﹐效果都很好。農場連年增產增收﹐到1979年農場五級(總場､分場､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作業組)以及工副業單位﹐共計贏利1000多萬元﹐上繳稅金800萬元﹐獎給職工獎金200萬元。當時﹐方案上報地區農辦請示地委領導﹐地委領導認為數額太大不批﹐報到省農墾局和省農辦也不批﹐最後發電報給農墾部﹐農墾部回電按所訂合同辦。接到回電後﹐全場幹部職工都非常高興﹐農場黨委召開幹部職工大會當場兌現獎金﹐有的戶得獎金上千元﹐廣大職工笑逐顏開﹐大大調動了幹部和職工的積極性。
　　包產到戶是農業生產責任制一次大變革﹐當時中央是不允許的﹐還有來自各方面的阻力﹐特別是來自省､地農墾部門的壓力。1976年﹐湖南省農墾局局長陪同湖北省農墾局局長到西洞庭農場參觀﹐覃正彥和農場黨委常委､副場長王和安向客人匯報。當匯報到有的生產隊包產到組聯產到勞時﹐湖南省農墾局局長當即批評說﹕「老覃﹐國營農場不能這樣搞﹐不是公社﹐這是搞資本主義。」湖北省那名局長接著說﹕「我們省兩個農場想搞聯產承包﹐是我一棒子打回去了。」覃正彥和王和安當即申明﹕「我們一不怕戴帽子﹐二不怕打棍子﹐我們不是搞資本主義﹐是克服平均主義﹐維護社會主義。」結果﹐這次匯報不歡而散。
　　1980年12月﹐湖南常德地委通知覃正彥調桃源縣任縣委書記。1981年1月﹐他帶著農場聯產承包到戶的一本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材料到桃源上任。到桃源不久﹐覃正彥參加了縣委召開的區鄉黨委書記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日農業合作試驗站的領導楊達志和縣委領導圍繞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問題發生了爭議。縣委領導按照省委和地委的要求﹐堅持以生產隊為單位核算﹐包工到組﹐按勞分配。楊達志則建議搞包產到戶。覃正彥的內心思想是主張包產到戶的﹐但到桃源只有幾天﹐不瞭解農村情況﹐不好明確表態。
　　會議結束後﹐覃正彥就下到農村﹐對農業生產責任制進行調查研究。菖蒲鄉黨委書記劉清池向他匯報了包產到戶的情況。劉清池用試探的口氣說﹕「我們有些生產隊要求包產到戶﹐有的已經搞了﹐鄉黨委要他們改過來﹐生產隊長和社員思想不通﹐現在正在做工作。」覃正彥立即表態﹐不要硬扭﹐可以讓他們試驗。
　　覃正彥還到菖蒲生產隊瞭解該隊包產到戶的情況﹐發現這個隊對包產到戶的具體問題處理得很好﹐對勞動力少的貧困戶和五保戶都分別進行了照顧﹐社員滿意。他很讚賞該隊的做法﹐鼓勵他們履行合同﹐爭取今年大豐收。劉清池見他支持搞包產到戶﹐解除了思想顧慮﹐向他談了真實情況﹕全鄉大部分隊搞了包產到戶﹐但沒有向縣委匯報。覃正彥則明確地告訴劉﹕你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大膽搞下去。
　　覃正彥和縣委領導通過廣泛交換意見﹐基本上統一了搞包產到戶的思想。在召開區鄉黨委書記會議時﹐由於地委強調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實行包工到組﹐統一分配的生產責任制﹐縣長在作報告時﹐同意生產隊核算和包產到戶兩種責任制形式都可以搞。最後﹐覃正彥作了簡短的表態。他說﹕「縣長的報告﹐我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搞包產到戶。」地委的主要負責同志批評覃正彥只聽中日農業試驗站某些人的話﹐跟著他們走﹐其實這是他自己的意見。
　　地委常委､常務副專員找覃正彥談話﹐要他對包產到戶只搞試點﹐不要全縣推開。覃正彥說﹕「現在已是春耕大忙﹐改不過來了﹐再翻盤會影響生產﹐請地委放心﹐不會出大問題的。」湖南省委書記毛致用和省農辦史主任到桃源檢查工作﹐他和縣委副書記方平向省領導匯報包產到戶的情況。湖南省農辦史主任當即批評這樣搞會造成兩極分化﹐他們爭論起來。毛致用說﹕「已經搞了就試試看吧！」覃正彥深知省委和地委領導的苦衷﹐因為1980年《中共中央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試行草案)》(即「新六十條」)中有兩個不許﹕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單幹。同時也有來自基層幹部和社會上少數人的指責﹐說什麼「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耕牛農具都沒得﹐大田就要分幾節」等。
　　覃正彥在解釋幾十年堅持不懈地搞包產到戶的動力時說﹕「並不是我有什麼高明之處﹐我出身於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從一個貧苦農民成長為一名基層領導幹部﹐長期主管農業﹐農民的呼聲､農民的要求我是瞭解的﹐農民的疾苦我是同情的。人民公社搞『大二公』﹐吃大鍋飯﹐使農民吃盡了苦頭﹐包產到戶使農民嘗到了甜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我清醒了﹐今後再也不能幹那種違反群眾意願和實際的蠢事了。」。
　　後來﹐中央連發文件﹐各級報刊也不斷發社論和文章﹐高度評價農業包產到戶是農村的一次革命﹐對改革開放起到了帶頭作用。中央一再申明全國實行包產到戶30年不變﹐農民有了自主權﹐廣大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理論到實踐都表明﹐覃正彥幾十年走的路是對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覃正彥的正氣､勇氣､睿智和堅強﹐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