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的禁毒大業
1987年6月，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由138個國家的3000多名代表參加的麻醉品濫用和非法販運問題部長級會議，並將虎門銷煙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為“國際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國對毒品問題的重視。說起中國歷史上的禁毒，最廣為人知的自然是林則徐的虎門銷煙。1839年6月3日廣東虎門，欽差大臣林則徐指揮數百名役夫擡起一筐筐收繳的鴉片，轟的一聲倒入兩個生石灰池，不一會兒，池裏就咕嘟咕嘟冒出水泡，許久又漸漸歸於沈寂。站在銷煙池邊、心滿意足觀看這一幕的林老先生並不知道，他這一倒，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和大清王朝的命運，也將“禁煙”一詞寫進了日後的中國歷史和世界史，時不時畫下重重幾筆。
今天我們只知道禁鴉片是“禁毒”，殊不知，在古代中國人眼中，煙草和鴉片一樣，都叫“煙”，都算毒品。若這樣論，中國的禁毒大業，早在林則徐之前就開始了。明代煙草經由呂宋(今菲律賓)、越南、朝鮮三條路線傳入中國，最初被當作草藥而流行於軍隊中。很快，這種“煙癮”就由軍中蔓延到民間。至明末煙草已經在民間被大範圍吸食，相關的種植、販賣產業也發達起來。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吃煙的危害，社會上還流傳一種說法，說永樂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後代，京城又是“燕京”，“煙”字諧音“燕”，“吃煙”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後、攻破燕京之義，坊間甚至傳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煙”的童謠，這不能不引起明朝統治者的恐懼。因此崇禎皇帝兩度發布“紅頭文件”，要求國民戒煙，禁止官員在衙門等官府機構內吸煙，私藏或出售煙草都有可能被處死。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煙。不幸的是崇禎禁煙的效果並不明顯，很快地大明王朝就壽終正寢了，似乎是“明亡於煙”讖言的應驗。既然“煙”戰勝了“明”，禁煙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明末內地的“煙癮”也傳播到了明朝的對頭滿洲境內，八旗子弟紛紛效仿明人吸煙，“癮君子”遍布軍營內外。這樣的勢頭讓滿洲的領導者皇太極著了急。就在崇禎皇帝首次下令禁煙的同一年，後金戶部也發布了禁煙告示，明文規定不許栽種、買賣、吃食煙草，違者重罰。在告示頒布的兩個月內，後金政府尚能嚴格執行。據記載當時刑部審理的涉煙案件達60餘起，被處罰的有數百人，短時間內起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同崇禎禁煙一樣，皇太極的禁令最終也抵擋不住民眾吸煙的熱情，不久後金朝廷就主動撤銷禁煙令，允許民眾自種自吸，只要不去朝鮮購買即可。
滿清入關後，又有幾位皇帝發布過禁煙令，可惜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煙草在中國大地上屢禁不絕。清中期以後，它的升級2.0版本鴉片開始在中國泛濫。這個玩意兒自打打入中國市場後，立馬就取代了煙草的地位，因為它又叫“鴉片煙”、“大煙”，甚至戧了“煙”一詞的冠名權。在這之後所謂“禁煙”、“煙癮”、“煙販”、“煙民”之“煙”，很多時候都直接指鴉片了。這種新型的“煙”像瘟疫一樣，迅速在中國各地蔓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視這一問題。
說到這兒，就繞不開剛才提到的林則徐老先生。他可是中國禁鴉片的先驅，虎門壯舉人盡皆知。其實林則徐禁鴉片煙的努力，早在虎門銷煙之前就付諸實踐了。他在湖廣總督任上，曾雷厲風行地推行過一些措施，設立禁煙局，沒收鴉片和煙具，還發明了“禁煙丸”，並拿出自己的俸祿用以配制，強迫吸食鴉片者服用。這些措施在短期內收到了一定效果，據說當時有老年婦女在路旁叩謝，稱其丈夫久患煙癮，健康惡化，在服了禁煙丸後斷絕鴉片，身體逐漸恢復。
當時朝廷內部對鴉片煙害有“禁”、“弛”兩種意見，道光皇帝對該聽誰的一直猶豫不決。在地方禁煙初見成效、並得到人民擁護的林則徐見此，毅然上書，痛陳鴉片禍害，要求朝廷下令嚴禁，還根據自己的經驗，向道光上呈了四道戒煙方，都是用常見中草藥如當歸、黃柏、川貝、南瓜花等就可以配制的，據說十分實用。這封奏章言辭懇切，歷數鴉片給社會帶來的災難，說若聽任此毒，“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或許是這句話戳中了道光的痛點，他拿起禦筆，懷著沈痛的心情和堅毅的決心，在林則徐的奏章上畫了一個紅圈，並任命其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主持禁煙。隨後就有了眾所周知的虎門銷煙。
遺憾的是林則徐的禁毒成果很快就隨著鴉片戰爭清廷的戰敗煙消雲散。《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對西方列強一步步妥協，鴉片繼續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比之於戰爭前，鴉片吸食現象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有識之士也紛紛就此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如著名的洋務派大臣左宗棠、李鴻章分別提出加重對鴉片征稅、廣種罌粟以抵制進口鴉片；中國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燾受英國啟發，建議用疏導的方法，先教化士紳再派士紳勸諭民眾戒毒；大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則要求設立戒鴉片煙會幫助戒毒，並在報上刊登戒煙歌文，使民眾認識吸食鴉片的危害。但無奈朝廷迫於外國壓力，不敢采取強硬手段，這些禁毒努力大多半途而廢，沒有一個人能夠成功挽救神州大地上越來越多人滑向毒品深淵的命運。
清代中後期，禁鴉片的話題隔三差五就會被提出來，從皇帝到各級官員，也一直在不斷思考，試圖解決日益嚴重的毒品問題。然而這些努力，似乎從來沒有起過作用，相反地鴉片之毒卻日甚一日，禁毒工作陷入了愈禁愈烈的怪圈。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偏居東南一隅的太平天國，它的禁毒卻收效卓著，一度使江浙地區成為煙霧繚繞的中華大地上的一片“無毒區”。
早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領導人洪秀全就在家鄉編作《原道救世歌》，並積極推廣傳唱，其中就有“他若自驅陷阱者，煉食洋煙最癲狂，如今多少英雄漢，多被煙槍自打傷”的歌詞。他還作打油詩，勸人們勿染鴉片：“煙槍即銃槍，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起義後，為保證軍隊的紀律和戰鬥力，洪秀全頒布了許多文件，嚴禁太平軍吸食鴉片，違者斬殺無赦，販賣者和知情不報者與之同罪。定都天京(今南京)後，太平軍對天京境內的民眾一一審查，看到面色不佳者就要詢問其是否抽鴉片，還要檢查手指，手指發黃者都會被隔離關押，觀察他們是否有鴉片上癮的癥狀。最後確定吸食鴉片的人，必須強制戒毒，一個月後犯者戴枷三個星期，兩個月後仍犯者戴枷七個星期，三個月後還不改的直接處死。當時丞相陳桂堂的部下檢舉他吸食鴉片，洪秀全查實之後，毫不猶豫將丞相處以極刑，以儆效尤。此外太平軍還四處設置關卡，仔細搜查過往貨物，若被查出煙具，無論大小，都重加譴責。嚴厲的禁毒政策令當時在此地區的所有煙民和從事鴉片種植、販賣的人都聞風喪膽。
不僅靠嚴刑峻法營造禁毒氛圍，太平天國還十分注重宣傳教育工作。據時人筆記記載，太平軍所到之處，均在全體軍民中勸吸鴉片者禁煙，“先以妻子衣食為喻，繼以精神血氣父母遺體為喻，長篇累牘，苦口婆心”。這些努力一度使鴉片在太平天國統治區內幾乎禁絕。盡管鴉片的價格一跌再跌，仍沒有人來購買。1862年寧波一位外國商人在寫給香港銀行的信中抱怨道，過去兩周一箱鴉片都沒有賣出去，生意快要做不下去了。
可惜的是太平天國禁毒鬥爭的勝利果實並沒有維持多久。一些奸詐的鴉片商為了維持利潤，往往會雇傭一些有經驗、熟悉線路的經紀人，躲開太平軍的關卡，在各地暗中進行鴉片貿易。到了後期太平天國內亂頻發，再加上戰爭頻仍，政權不保，更無暇顧及鴉片問題，甚至有的領導人和軍隊將領都開始吸食鴉片。等到清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政權覆亡後，江浙地區的禁毒勝果也自然而然付諸東流，鴉片又重新在這片土地上肆虐風行。
清朝末年為挽救統治危機，朝廷掀起一場規模浩大的社會改良運動，鴉片問題作為很久以來整個社會難以根治的痼疾，自然也是這場改革的關注重點。同之前數次禁毒截然不同的是，這場轟轟烈烈的清末禁毒不再僅僅是中國自己單打獨鬥，它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支持。西方國家最初縱容鴉片大規模流入中國，是出於扭轉貿易逆差的目的。因此彼時的西方列強是不會允許中國政府禁毒成功的。但這種靠毒害他國人民賺錢的行為，也一直受到良知人士的譴責。尤其是英美傳教士，他們認為鴉片貿易是對弘揚主的恩惠這一偉大事業的玷汙，一直致力於宣傳禁鴉片煙。
19世紀末以來，這種反對的聲音日益強大。1890年在上海召開的傳教士大會宣告成立“外國傳教士禁煙聯合會”，號召全世界傳教士祈禱終結罪惡的鴉片貿易。1891年傳教士創辦的《教務雜誌》收集了有關鴉片在中國流毒的資料與圖片，將它們發回國內，引起西方社會對中國鴉片貿易的極度反感。在這些宣傳帶來的強大輿論壓力下，1906年反對鴉片貿易的自由黨終於在英國議會選舉中獲勝，並很快通過議案，要求英國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終止不光彩的鴉片貿易。
第二年中英達成《中英禁煙協議》，規定從1908年開始，逐年遞減出口中國的鴉片數量，十年後減為零。雖然已經有議會的指示，但由於鴉片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英國政府實際上非常舍不得丟掉這塊肥肉，故談判過程十分艱難。而這場斡旋的“功臣”，竟然是在歷史上名聲一直不大好的袁世凱。他派多位人士出馬遊說，經過持續不斷的努力，終於迫使英國政府讓步。後來在禁煙協議之外，英國總領事還表示願意限期關閉英國政府開辦的煙館，並禁止在租界內建立新煙館，以幫助中國禁絕鴉片。
在資本主義老大哥英國的帶動下，其他國家也紛紛響應，聲援中國禁毒。奧地利租界工作人員向煙民發放禁煙藥丸，並開辦診所為因戒煙而染病的人義務治療。美國發起召開由美、英、日、德、俄、意等西方列強和中國共同參與的國際鴉片會議和萬國禁煙大會，為中國禁煙工作營造有利的國際氛圍。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同清政府的其他“新政”一樣，此時的禁毒運動在給中國社會帶來暗夜中的一絲光明之後，又迅速歸於沈寂。社會上的鴉片問題還沒來得及得到改善，清王朝就走到了歷史的終點。
清朝覆亡後，清政府推行的禁毒政策隨即喪失了權威性，得之不易的些許禁毒成果很快也打了水漂。民國初年，雖然政府也在繼續提倡戒吸毒品，但接踵而來的軍閥混戰，各個政權光顧著打仗了，哪還有工夫禁毒。蔣介石上臺後，初期盡管宣布過禁止毒品，還頒布了《禁煙法》，但由於政府缺錢，難以拒絕毒品貿易帶來的巨大財稅收入，相關立法多不能有效執行。民國禁毒，雖聲勢浩大，結果卻是勞民傷財，收效甚微。
這時的煙民，早已脫離了只吸食鴉片的“初級階段”，嗎啡、大麻、海洛因等毒品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換來一具具越來越蒼白瘦削的軀殼。歷經百餘年的毒害，普通民眾對鴉片等毒品日益痛恨，南京國民政府的“寓禁於征”政策，又肥了不法商人的腰包，引起民眾的不滿，社會上要求嚴厲禁毒的呼聲因而越發強烈。1934年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之際，發起“新生活”運動，宣稱要做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煙”。
之前的禁煙禁毒，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百姓往往並不感冒。這場“新生活”運動卻不同，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如火如荼的民間宣傳和運動。各省紛紛成立禁煙會，設立“禁煙日”，各地的報紙、雜誌、廣播也輪番刊登、播出禁煙禁毒的文章和廣告。汽車、火車、輪船上還常常懸掛禁毒標語，比如“吸食烈性毒品的人，趕快自動戒絕，免除死刑！”“吸食烈性毒品的人，給政府捉到了一律槍斃！”等等，當時的人們也能寫出這麽雷人的話，想想也是醉了呢。許多市民自發上街遊行，到廣場演出禁毒話劇。上海的禁煙宣傳隊為了引起注意，還專門在晚上提燈“掃街”，宣傳吸食毒品的危害。當時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華大地，不少人在宣傳中把日本侵華和民族危難歸結為煙毒泛濫，“煙毒一日不解決，國家必一日不可救藥”等慷慨激昂的口號響徹全國。
這場大張旗鼓、興師動眾的禁煙禁毒運動，最初確實取得了可觀的成績，社會面貌也為之煥然一新。但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在占領區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鴉片這個大毒瘤方得以掃除，過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髏”的現象才終於成為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