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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武德二年(619)二月，唐朝初定租、庸、調法，五年以後與均田制同時頒布執行。它以每一男丁授田百畝為前提，在此基礎上實行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的賦役辦法，故簡稱租庸調製。唐初租庸調製直接從隋代的租調力役制度沿襲而來，並作了改進，對於遭受自然災害的地方有減課辦法，百姓的租調負擔比前代稍有減輕，並在納絹與服役之間有一定的變通性，客觀上有利於農業生產和貨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多少削弱了個體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依附關係，符合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要求，因此唐初出現了社會經濟繁榮的景象。德宗建中元年(780)，隨著計丁授田的均田制的解體，「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製也同時廢馳了，代之以兩稅法。
　　唐朝在隋朝的基礎上，以輕徭薄賦的思想改革賦稅體制，實行租庸調製。唐朝的租庸調製不再有年齡的限制。唐初施行兩稅制時，運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國家收入穩定。但自安史亂後，戶籍失修，生產破壞，國家支出大增，舊有的租庸調製已不合時宜，不得不以兩稅制取代之。租庸調破壞的原因是因為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製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後均田制破壞，租庸調亦不可行。唐代人口不斷增加，到後來政府已無足夠土地實行均田制，領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使農民負擔不來，唯有逃亡，而造成租庸調製的破壞。另外，唐中葉後，土地兼併重。均田令雖然禁止買賣田地，但經府批准，田地仍可轉讓，使免課戶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併土地。失去土地的課戶仍要納租庸調，故在無法負擔的情況下不得不逃亡。大量課戶的逃亡，使政府的徵稅對像減少，削減國家稅收，由此可見租庸調的破壞是因均田制的破壞。又租庸調製本身存在不少漏洞，以致後來不得不破壞。首先，課戶與免課戶的分別，使免課戶無須負擔負役，並且享有占田佔地，建立莊園的特權，而且原來針對免課戶的戶稅和地稅，也由課戶一併承擔。而租庸調中的定額稅率，在人人領田一百畝的情況下是公平，但到後來人民領田許多不足百畝，而卻要繳納與領田百畝一樣的稅額，是絕對不公平的，故在不合時宜的情況下，租庸調不可行。
　　引致租庸調製破壞的另一原因是戶籍散失。租庸調是依照完整戶籍來徵收賦役的。但在開元時代，承平日久，官員疏於整理，丁口死亡，田畝轉讓等未記入戶籍，國家於是失去徵稅根據。德宗時，情況更壞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納稅，無田者仍要負擔之情況，此舉造成人民逃亡，而賦稅卻由逃亡戶的鄰保代交，稱為攤逃，結果更造成惡性循環的逃亡潮，迫使朝廷不得不放棄租庸調而改行兩稅。最後，租庸調製中以男丁為徵收對像，向其徵收定額的賦役，即是說國家的收入取決於丁的多少，缺乏彈性。自安史亂後，國家支出甚大，國家無法再以租庸調製來維持經濟，於是改行另一較彈性大的兩稅制，使稅收可以田畝為徵收對像，確保收入來源，故租庸調不得不破壞。
　　總結來說，租庸調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況下，確是一個利民利國的制度，但隨著歷史的發展，此制本身的漏洞便湧現，再加上其它客觀因素，租庸調製變得不合時宜，故唐不得不以兩稅制取而代之。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調製，有明顯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農民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使許多荒地開墾出來；政府的賦稅收入又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鞏固這些都使國家富強起來。